书法文化浅谈（从魏晋六朝文化背景论书法品评产生的必然）在线阅读

　　【内容提要】魏晋六朝社会的动荡、政治的松弛，导致了思想的解放和人性的自由，主体价值得到肯定。魏晋六朝“人生的主题”成为文艺的时尚，人物品藻为文艺批评提供了参照。魏晋六朝文学艺术追求“形式美”，使个性得到展示，书法品评方为可能并具有意义。魏晋六朝文艺繁荣，文艺批评也随之活跃。

　　【关键词】六朝文化；书法批评

一

　　我们基本上可以肯定这样一个事实：六朝之前，中国书法史上还没有一篇完全的书法品鉴批评文章。后汉赵壹的《非草书》，间有对当时书家的评论，但在严格的意义上，它只是一篇从儒家“尚用”正统思想角度，否定“非所以弘道兴世”之草书的“书体论”，而且由于它实际上对书法的发展起着阻挠的作用，使它走向了艺术的反动。之后，书法文章多为文字论、书体论、书势论、技法论，一直与批评无缘。稍稍具有批评意味的文章是王羲之的《自论书》，然而，不只是因为这篇文章被疑为伪托，更为遗憾的是，似乎为了显示那种“不激不厉”的儒雅，王氏把自己与锺繇、张芝作了含蓄的优劣比较，准确地说，这种比较的批评性格显得太弱了。我们也曾惊奇地发现葛洪《抱朴子》中有评中州书家“飘乎若起鸿之乘劲风，腾鳞之蹑惊云”，很有品评的风味在，然而，片言只语仅仅是表示出一个哲人对书法的光顾。

　　——但这或许就是“胎动”，它昭示着新生命的即将诞生。

　　南朝，书法批评终于出现了，而且在出现伊始便神采飞扬，令今天的人们读来也会欣赏不已。晋宋之际羊欣的《采古来能书人名》、宋朝虞和的《论书表》和王僧虔的《论书》等，皆有评述书家的精彩内容；其中更具有经典意义的是梁朝袁昂的《古今书评》、萧衍的《古今书人优劣评》和庾肩吾的《书品》，直可视为书法批评的专著。

　　六朝书法品评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值得重视又颇能玩味的现象，研究这一现象的发生，应该是极有意义的。当代学者陈振濂教授认为，“品评方法的出现是书法批评史上最值得一谈的内容，因为它作为方法的意义几乎影响了几千年历史的全过程”，⑴尽管我们常常认为这种影响并不都是正面肯定的。

　　本文拟就六朝书法品评产生的相关文化立体背景，略作一二陈述。有必要说明的是，我们的讨论不得不把对历史的回顾逆溯到魏晋时期，这不光是从历史自然延续发展上所作的考虑，同时，南朝历史之短暂和政权更迭之频繁，表明了这一时期不过是魏晋历史发展的接续；尤为重要的是，中国的思想和文化，发展到魏晋时期，曾经闪烁出夺目的异彩，稍微留心后世文化史的研究，就可以看到，人们徜徉于历史长河，每每行至这个不同寻常的时期，总要留步沉缅一番，流连一番。我们对六朝文化的考察，无疑要将魏晋放在前提位置上。

二

　　然而，回顾魏晋六朝的历史，却让我们的感情经受了一次尴尬。我们或许情愿从秦皇的威武中领略“刻石”的庄严，从汉帝的雄强中欣赏“碑碣”的辉煌。而魏晋六朝却是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时代：政治混乱，民族纷争，战乱频仍，豪强割据，内讧叠起，三百六十余年内江山数易其主，社会的秩序显示着混乱和溃散。但出人意料的是，恰恰由于政权更替社会变迁所带来的政局的动荡，竟导致了意识形态呈现着我们今天所愿意看到的情景——没有标准的制约，没有权威的统辖，汉代统治者尊为“官学”的儒家思想，无奈地失去了“独尊”的地位，经学和谶讳受到致命的冲击，道、佛哲学吸收进来，“无为”、“自然”、“虚淡”的“老庄”思想适应着当时的精神需求，受到崇奉，中国哲学中最具有诱惑力的“玄学” 应运而生；被压抑的先秦诸子学说有再起之势，撰文著书、评议论辩之风盛行天下，思想界呈现着自由开放的局面。宗白华先生在《论〈世说〉和晋人的美》一文中写道，这是一个“精神上的大解放，人格思想上的大自由”的时期，是“中国周秦诸子以后第二度的哲学时代”。（2）

　　在这个思想解放的过程中，我们越来越看出先贤们对生命价值和人生意义的关怀，他们留下的文学作品中，一脉相承的忧生之嗟愈演愈烈。《古诗十九首》和“苏李诗”，因创作年代的不确姑且不论，从“三曹”、“建安七子”、“竹林七贤”，直至王羲之、陶渊明、谢灵运，无不对生命之短暂、人生之多舛而大发感慨。曹操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咏出了他们共同的喟叹。郭沫若先生提出，这是一种“达观”主义,它“建立在对于宇宙及人生透彻了解的基础之上”；（3）鲁迅先生把这种表现称之为“尚通脱”，他满怀景仰地说：“此种提倡影响到文坛，便产生多量想说甚么便说甚么的文章”。（4）我们说这是一种哲学精神，它“接受宇宙和人生的全景”，“反省到人生的究竟”。（5）在这些通常被人们视作消极甚至颓废的感叹中，我们真切地读到其中蕴藏的对人生的留恋和对人性的思索。余英时先生指出，这种“对个体自我之生命与精神之珍视”，观照了魏晋“士大夫内心之自觉”。（6）

　　生命意识觉醒中的感喟咏叹，表现了对个体的注视和关切，个体存在具有了价值。这让我们记起一个大家都曾经注意到的现象——书法史上对魏晋之前书家记载极少，可谓寥寥无几。而到了魏晋六朝，竟是书家潮涌，“众美森然，往哲来贤”，特别是千古供奉的“书圣”王羲之的出现，使我们总是把这一时期的书法艺术视为文化史巡礼的一个大站，“唐诗晋字汉文章”便是这一现象的现成说法。究其原因，魏晋六朝书家辈出亦为实在，但更主要的是，魏晋之前，人们仅仅注意书写内容所要表达的意义，并不关心作为书写者的“书法家”，流传下来的碑刻简牍多不记书写者之名，实用的书写导致了书法创作主体价值的丧失。书家被忽略了，跻身于工匠之列。这一现象，是在魏晋“人的觉醒”中主体地位得到提高后发生改变的。

　　思想开放，精神自由，人格独立，由此而带来的主体价值的确立，使魏晋六朝在中国文化史上，成为极有分量的一页，也是我们的讨论不可省略的基础背景。

三

　　“人的觉醒”的外在表现形式是文学和艺术的自觉。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提出：“用近代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魏晋六朝的文学艺术，突出地表现了一种自觉精神，于是，中国文化史上一系列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事件发生了——

　　首先，我们可以觉察到“人生的主题”成为文学和艺术的时尚。正始年间，晋谋代魏、政局险恶，士人崇尚“老庄”虚无、任诞、放达，寻找精神的寄托，金声玉振的“正始之音”，成为“玄学”思潮的揭幕式。“清议”之士目击衰乱，转为“清谈”，从议论政事转向品鉴人物。“个性之自觉又可征之于其时之人物评论”。（7）以魏刘劭《人物志》为先启，晋皇甫谧《高士传》、裴启《语林》、郭澄之《郭子》等，开始摆脱了人物评议的伦理礼法的限定，注意到品评对象的仪容、精神、风度，从审美的角度肯定人格，欣赏个性人格之美。生命的涵义在这里得到解读，个性的价值得到尊重。而刘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则将新的文学体裁——“清言小说”推土了顶峰，《世说》中对魏晋名士绰约风采的描述，语言简约玄淡，隽永传神。“清言小说”品藻人物的“人格形容”方式和“比况”语言，“风骨”、“形神”等美学概念，成为当时文艺批评不可缺少的参照。以致宗白华先生要大发感慨，“中国美学竟是出发于‘人物品藻’之美学，美的概念、范畴、形容词，发源于人格美的评赏”。（8）试比较《世说》与同时代的几种文艺批评著述语言现象，便能觉察出其中的渊源。“世目李元礼，谡谡如劲松下风”，“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世说》），把人与自然物象联系，拟物化地表达人的面貌品格；“范诗清便宛转，如流风回雪”、“丘诗点缀映媚，如落花依草”（《诗品》），以物象喻诗作，完成诗的欣赏；“钟繇书如云鹄游天，群鸿戏海”、“王羲之书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阁”（《古今书人优劣评》）、“王右军书如谢家子弟，纵复不端正者，爽爽有一种风气”、“王子敬书如河洛间少年，虽皆充悦，而举体沓拖殊不可耐”（《古今书评》），在这里，自然、人与书法互相感应着，浑为一体，这种“通感”式品鉴，意味着品评者对书法美感的理解，肯定了审美主体的接受意识；同时，以具象形容阐释书法意象美，确实具有着非凡的概括力，在把握了风格个性的基础上，借助现象描述，启发欣赏者的感觉和想象，为书法的抒情欣赏提供了方法；尤其是《古今书评》，多把书法喻人，从人的形象和精神中寻找书法的意境美，赋予书法生命涵义和审美色彩，比《世说》等文学理论作品中的物象模拟又明显的前进了一步。

　　其次，是“为艺术”观念倾向中的对形式美的极端追求。曹丕提出了“文章之无穷”，认为文章可以使“声名自传于身后”（《典论·论文》），这种文学功用的肯定，实际上具有了一定的哲学意义，意味着文艺作品成为生命的延伸，改变了先前文学附属于政治，文学家没有独立身份的状况。自此，开始出现刻意为文精心抒写个人情感的文学家。他们首先从文章形式上寻找反对儒学经典的突破口，这正是“修辞主义”产生的契机。魏晋六朝，文学家“俪采百家之偶，争价一句之奇”，追求文章辞藻的华丽，向经世致用、附庸功利的经术儒学发起了冲击。绘画艺术发展到这一时期，开始注重情趣的把玩。趋于老庄“自然”观，山水自然美的发现，欣赏自然超然玄远意趣的发生，使画家笔下的山水开始脱离附庸于人物的背景而独立，并开始绘制山水置于壁而“卧以游之”；创白描人物和“一笔画”，以逸笔草草的简化形式，追求纯粹的“线”的笔墨趣味。这种高于生活的提炼，游离于对自然的机械再现，将绘画提高了一个层次，画家所表现的世界已经忽视了自然客观的物象，创作者开始成为画中世界的造物者，技巧成为不受物象拘滞的纯粹的艺术语汇。这正是“文人画”发展的起始，它无疑增强了中国画的艺术生命，成为中国画的艺术精神。始有士人绘扇，随手把玩，使绘画具有了优雅的赏玩性质和独立的艺术品格，我们仿佛看到魏晋士人超然不群、论道谈玄的风貌。

　　而魏晋六朝书法艺术，堪称“为艺术而艺术”的注脚，“晋人的书法是这个性主义的代表艺术”。（9） 如果说，在汉代的“书，心画也”（杨雄），“书者，散也”（蔡邕）等理论中，书法的抒情功能初见端倪，那么“把书法作为纯粹的艺术看待，充分自觉地追求书法的美，并把这种追求引向主体内在的难于言传的‘意’的表现，这是晋代书法的重大成就所在”。（10）魏晋时期，“意在笔先”的理论开始确定，主体因素提到了一定的位置，一系列审美原则开始发展成熟，书法走向“唯美”主义。与文学追求文采辞章相对应，书法对笔墨技巧的关注成为风尚，书写的过程得到重视，“书家把书法技巧提到一个审美的层次，并以技法展现的精巧程度显示出创作水平的高低”。（11）魏晋人的潇洒、自由、优美，注定了必然出现最适宜他们表现自己的书体，行草书优雅地登上书法史的舞台。美学家邓以蛰先生感叹：“魏晋人浸润于老庄思想，入虚出玄，超脱一切形质所在，于是‘逸笔余兴，淋漓挥洒，或妍或丑，百态横生’之行草书体，照耀一世”。（12）秦汉的丰碑巨额变为魏晋的简札尺牍（这当然亦与东汉纸的发明和魏晋禁碑之风有关，不赘），严整内敛的秦篆和方正雄浑的汉隶变为流畅、清逸、起伏欹侧的行草书，自在的抒情成为可能。妍美的线条、运动的体势、连贯的笔意，这一切便是表情达意、形其哀乐的符号形式，也正是潇洒飘逸的“魏晋风度”的艺术表现，是魏晋士大夫风姿神采和内心秩序的展示。“晋人以风度相高，故其书如雅人胜士，潇洒蕴藉，折旋俯仰，容止姿态，自觉有出尘意”，（13）这种“有意味的形式”本身已经开辟了一种新的美学意境，而且，丰富的形式传达了主体的个性，寄予着主体的情愫，使书法作品作为人的精神的“物态化”而真正具有了“风格”——此前的实用书写缺乏风格指向，所谓“风格”仅仅是后人对其书写过程中无意流露的“性格”所作的诠释。只要我们不否认书法的品鉴批评是对作品风格的揭示和剖析，那么，就可以说，书家迥异风格的出现，是六朝书法品评得以产生的重要条件，没有作为批评指向的“风格”，品评就无法进行。书家风格的比较才使书法品评成为可能并具有意义。

　　再次，是文艺的发达所带来的文艺理论的繁荣和文艺批评的提倡。文艺创作在自觉中振兴，而评论争议之风又如此盛行，理论必然会随之产生，批评也将随之出现并活跃。曹丕《典论·论文》以“气”鉴文，分析当代作家气质与作品之关系;陆机的《文赋》从文体上论风格，其“会意尚巧，遣言贵妍”在一定意义上可称为其时文学的宣言；刘勰《文心雕龙》体大思精，涉及文体论、创作论和批评论，在批评上则提供了方法和标准；钟嵘的《诗品》仿“九品官人”之例（魏行“九品中正制”评定人物，依品授官，晋南朝因之），品评诗家，在文艺评鉴的形式上具有方法论意义，对后世影响极大。绘画理论在这种环境中也诞生了。顾恺之的“传神写照”，提出绘画传达精神，深化了艺术的审美境界。王廙的“画乃吾自画，书乃吾自书”，强调了艺术个性的追求；宗炳的山水画论开山之作《画山水序》中所谓“澄怀味象”、“含道映物”，在玄学的影响下以“道”论绘画之妙理奥趣，成为后世文人画的远祖（日本仍称“画道”、“书道”，深得其趣）；王微论绘画“以神明降之”，更是道破艺术中精神意蕴的“天机”，是中国画论一大发展，它表明了画家对艺术创作“灵感”的认识；谢赫之《画品》，是我国最早的绘画理论专著，创论“六法”并以之品第前贤，而“气韵生动”之法成为中国绘画艺术之最高境界。

　　书法理论的历史也是从这时开始充分展开的。作为书法审美意识的思考和创造规律的归纳，魏晋六朝的书论成为中国书法理论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日本学者中田勇次郎所著《中国书法理论史》，对可考文献中秦汉魏晋南北朝书论的书作了编排，从中可以看到，秦汉书论不足十篇，而魏晋六朝书论竟多达四十多篇。虽然还有待于甄别和剔除其中的托名伪作，但这一时期书论的发展状况毕竟是可观的，这一点毋庸置疑。我们把视点集中到其中的书势论和技法论，可以看到，这些文章中，已经流露出对汉字造型特点、点画技法的认识，开始思考琢磨如何表现汉字空间结构，展示汉字形态的美。而且，这些理论中常常以自然现象，生动地概括书法艺术难以直言表达的形式美感，这种注重点画、线条、结构的状物功能的方式，为书法的模糊欣赏提供了暗示，对书法批评也必然发生着影响。魏晋六朝书论中，最具有意义的应该是南朝产生的书法品评，这些品评无论是品题语言还是评级方式，都一直影响着中国古代乃至今天的书法批评，在书论发展的历史中起着一种“模式”作用。即使在现今的人们看来，这种模式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但它的产生和发展显示了它曾经具有的意义和仍将存在的作用。

四

　　作为六朝书法品评产生的背景，我们对魏晋六朝的相关文化历史作了一次多方位的考察。思想的解放，人的觉醒，文学和艺术的自觉，对书法品评的产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那样一种强烈的社会文化思潮的氛围中，书法品评的产生应该说是一个必然，而决不是一个偶然的文化现象。

注释：

（1）（11） 陈振濂《书法学综论》，浙江美术出版社，1990年。

（2）（5）（8）（9） 宗白华《美学散步》：《论〈世说〉和晋人的美》，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3） 《新发现的郭沫若书简》，《文汇报》1993年1月10日。

（4） 《鲁迅杂文选》：《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

（6）（7）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10） 李泽厚、刘纲纪主编《中国美学史》第二卷，1987年。

（12） 刘纲纪编《邓以蛰美术文集》：《书法之欣赏》，人民美术出版社，1993年。

（13） 方孝孺《逊志斋集》，商务印书馆，1936年。

（14） 中田勇次郎《中国书法理论史》，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

（原刊于《书法研究》1994年第一期，署名叶敏，发表时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