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初期，丝绸之路重开，海上贸易也得到发展，加之统治者贤明，经过多年的励精图治，唐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帝国，都城长安成了各国商人、僧人、学者、旅游者以及国王的神往之都。唐朝以开放的姿态接纳着各种外来文化，并在吸收、学习中进行着创造，造就了博大丰富的唐代文明，金器的表现尤为明显。

摩羯纹三足架盐银台，唐，陕西扶风法门寺出土

大致说来，八世纪中叶以前的唐代金器深受中亚、西亚地区的影响，具有较多的异域色彩。中亚、西亚金器的传入，并没有立即引起中国金器的变革，最初这些外来金器仅仅是作为异国珍宝以收藏赏玩，之后逐渐有工匠开始仿制、借鉴。所以唐代金银器既有原汁原味直接来自中、西亚的产品，也有真伪难辩的仿制品，还有大量在造型、纹饰上中西合璧的产品，这种产品初期有些生硬，如直接将中式纹饰套入西式造型，或将西式纹饰中的某些元素与中式图案元素简单相加或组合，如鎏金鸳鸯卷草纹高足杯（现藏美国芝加哥美术研究所），杯子造型源于东罗马，纹饰却是典型的中国风格；又如鎏金仕女及狩猎图则是唐人题材；另一件摩羯纹金杯，则包含多国文化因素，造型来自波斯萨珊王朝，摩羯纹有印度文化因素影响，联珠纹则具有西亚特色，内壁纹饰的对称布局又是中国艺术的传统。

外来文化的吸收与创新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外来金器的造型、纹饰的中国化也是如此。中国金银器在八世纪中叶以后逐渐脱离外来文化的直接影响，在吸收工艺和文化的基础上完成了独立创新的过程，总体风格随之一变，古代金器制造进入到了鼎盛时期。在唐代晚期，金银器数量巨增，许多新器形被创造出来，这在出土文物的时代分布上最为明显，据统计，中晚期约为300多件，而晚期出土品达1200件以上。在纹饰上，中国的瑞鸟、瑞兽与葡萄、忍冬、并蒂莲等外来纹饰完美结合，成为了创新的标志，得到广泛应用。一些不适合中国人欣赏习惯和使用习惯的造型，如棱形杯，遭到了淘汰。锤击成型法、锤压凸纹法等西亚、波斯萨珊金器制作技术则为唐代工匠熟练掌握，并加以普遍应用。

外来文化对唐朝整个社会包括金器的影响，不能仅仅局限于从工艺和技术层面以及一些太过具体的纹饰、器型品种等去探讨和认识，外来文化的多样化，和无限可能性与启迪，引发人们放弃了自己的一些固有观念和认识，改变了对一些落后传统的恪守，创造出新的文化，最重要的是培养和促使国人乃至整个社会形成一种对外来文化以及新事物持有一种宽容的心态，它对唐人精神层面的深度影响远远大过一些具体器物上的零星表面的影响。所以，在观察研究这些具体器物上零星表面的外来文化影响痕迹时，我们也应注意到它背后所蕴藏的广阔的心灵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