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金器有一个重要的现象，即许多金器上刻有铭文，用于进奉皇帝。这些铭文长短不等，大都用以标明进奉者的地区、官职、姓名，进奉时间、数量等。如西安市北郊坑底村出土的唐代金花银盘，铭文就记录了该盘为裴肃所进奉。

进奉行为是中央和地方高级官吏在法定赋税和各地常贡之外，向皇帝额外的贡献。最初的进奉品种较杂，包括各地特产、金银钱帛、珍玩甚至犬马，进奉金银最初一般也是金银铤，如陕西西安和河南洛阳就出土过杨国忠进奉的银铤四件。但是金银铤只能使用，没有赏玩价值，各地官员为了使进奉的物品得到皇帝喜爱，加深皇帝对自己的印象，便争相将金银加工成精美的器物，使之集财富与珍玩、实用于一体，成为取悦皇帝的最佳办法。这些进奉的金器也就成为邀恩取宠、晋升官位的利器。

在唐代宗（762-779年在位）时期，每逢元旦、端午、冬至和皇帝生日，地方官员都要进献财物，称为“四节进奉”。德宗（779-805年在位）时期，进奉之风更甚，四节进奉之外，又出现了月进、日进、助军、贺礼、助赏等名目。这些进奉的财富并不会进入国库用于国家财政开支，而是进入皇室私家专用的内库，唐代称为琼林、大盈二库，供皇帝本人直接支配挥霍。安史之乱前，特别是唐初，一般皇帝不提倡进奉，但在安史之乱后，朝廷作坊已无力满足他们奢华的需求，皇帝更多依赖于地方进奉，甚至直接索取，皇帝也以地方进奉状况来妄施恩宠，这就为地方官僚进奉邀宠提供了更多机会，也极大地刺激了官员们相互攀比、加强对各地百姓的赋税盘剥。

鎏金双耳圈足银盆，唐，陕西扶风法门寺出土

而许多官员也的确得到了皇帝的奖赏，如前边提到的鎏金银盘就是原常州刺史裴肃因进奉而升为浙东观察使后再次进奉的。汴州刺史韩弘则通过进奉金银等物，达到了离开边塞而回京任职的目的。

在北方发现的金银器中，常有来自南方的进奉品，如法门寺地宫中出土有一件鎏金双鸳团花盆，专门用于浴佛。其盆底有“浙西”二字，表明此盆来自浙江西道。盆壁内外的花纹完全对应重合，形同渗透过来一样。此盆的工艺表明唐代南方的金器水平也非同一般。又如西北工业大学曾出土一件鎏金双鱼宝相莲瓣纹盘，由洪州（今江西南昌）刺史李勉进奉。另有宣州刺史刘赞进贡的镀金鹿纹盘，盐铁转运使敬晦进贡的鎏金刻花五曲银碟等。

唐朝官员进奉之多，也有史载，如文宗（827-840年在位）时，王播任淮南节度使期间，曾三次进奉金银器，共达5900多件，其中最多的一次，“进大小银碗三千四百枚”，数量之巨，令人瞠目。这种进奉之风也极大地影响到后世官场的风气，如清代官场已不限于对皇帝一人的进贡，大小官员对上司和相关上级部门也多有进奉，清代有“三节两寿”，即利用春节、端午、中秋，以及官员及其夫人的生日送礼，上司出差收受的礼叫“程仪”，请人办事送礼叫“使费”，请中央各部批准什么东西送礼叫“部费”，跟领导的秘书跟班送礼叫门敬或跟敬等。这种不断发展的官场陋习实在是唐代的一大发明，而金器因其自身的优越条件而入选充作利器，透过这些金器上的铭文，我们发觉它背后的历史信息比金器本身更为沉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