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在中国的历史十分悠久，唐代饮茶之风炽盛，饮茶方法极为讲究，饮茶的用具也很齐备。从陕西扶风县法门寺地宫中曾出土笼子、碾子、罗子、盐台等成套茶具，其中金质有金银丝结条笼子及鎏金的茶碾、贮盐坛子及镂空鸿雁球路纹笼子，这些茶具不仅反映出唐代茶道的发达，也有助于我们读懂陆羽那本艰深的《茶经》（现存最早、最完整、最全面介绍茶的第一部专著，中国茶道的奠基之作）。

龟形茶盒，唐，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

法门寺出土的鎏金镂空飞鸿球路纹笼子，是用来焙烤的笼子，通体镂空，由一体一盖两部分组成，盖和笼体分别有15只、24只鸿雁，除盖顶内圈几只外，其余均两两相对，笼体与平底成90度折角，无丝毫铆焊痕迹，根据专家研究，只有使用一次模冲成型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而笼体12对向外凸起的鸿雁，又是一次模冲成型难以完成的，所以每次展出都引起人们的惊异和叹服。

鎏金银茶笼子，唐，陕西扶风法门寺出土

同时出土的另一件笼子为金银丝结条笼子，功能也与此相同，由金银丝编织而成，金丝极细，织眼也极小，编织技术极为高超。

茶碾子，唐，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

用于碾罗饼茶成茶粉的则有鎏金的碾子，由槽座、槽身、辖板、碾轴组成，铭文记载是由当时的皇家手工作坊文思院制造，并且标刻了重量，目的是为了防止有人以轻换重。

鎏金人物画贮盐银坛子，唐，陕西扶风法门寺出土

由于唐代茶汤中还要加盐，故这套茶具中还有专门的贮盐器。这套鎏金贮盐器全身布满纹饰，十分繁密。坛盖顶为智慧珠，坛身下部有两层莲瓣，瓣内饰有西番莲头，这是佛教文化在茶器上的反映。坛身有四个壶门，各堑刻有一幅人物画，第一幅为凤鸟起舞，一人跪坐在蒲团之上吹笙，第二幅为设含宝珠，一人接珠，第三幅为双鹤展翅，一人坐于蒲团抚琴，第四幅为一人捧钵，一人吹箫。画面内容也反映出佛教的传播与影响，同时又有中国式的意味与观念深含其中。双鹤、凤鸟、蛇珠都是一种吉祥的中国符号，而蒲团、钵则是佛的符号，琴、笙、箫又是文人士大夫追求雅趣的道具，整幅画面有一层较为明显的儒道佛结合的文化含义，将佛的元素纳入到一种追求简单生活、清净无为，与自然为友的理念之中。而茶道精神，茶道所要营造出的那种清净、闲适气氛，正于此暗合，然而以鎏金镀银的方式造出的茶具，又让人感觉到现世生活的富贵与满足。这些东西结合在一起，再加上茶具埋入的地方是佛家重地法门寺，真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奇妙现象。

佛教到了唐代已极为兴盛，此时，全国到处都是寺庙，管理寺庙的和尚和尼姑数量众多，人们都以当和尚、尼姑为荣，连皇帝都喜欢去过几天寺庙生活，以显示超凡脱俗，并得到佛祖的超度。而一些皇帝对佛教的超常爱好，也使得他们常从国库或私家库房里拿出黄金，制成佛教用品，或拨与寺庙，直接使用，使佛家受到了高规格的礼遇和尊崇。

法门寺地宫藏品便是唐懿宗（860-874年在位）和唐僖宗（874-888年在位）这种超常爱好者的特殊产物，当然，他们制作这些器物奉献给佛祖，也希望佛祖降福以保证他们能够“圣寿万春”。这仍然是追求长生不老的另一个途径。当年为了供奉法门寺佛指舍利，唐懿宗陆续下诏由文思院专门打造一批法器，包括银金花十二环锡杖，供奉舍利金塔、八重宝函、鎏金银质棒、真身菩萨等。

八重宝函，唐，陕西扶风法门寺出土

法门寺供奉佛指舍利共四枚，分别放置于函、棺、塔之中。函为八重宝函，其中有两重鎏金，三重为纯金。最小的一重为金塔，塔基正中焊有银柱，佛指舍利就套置在银柱上。

法门寺地宫中还出有三件锡杖，其中“迎真身银金花十二环”锡杖是国内仅见的等级最高的金质锡权。锡杖为佛教僧人随身携带之物，显宗教派以此叩门化缘和防身，密宗教派则以此为佛的标志。杖首有垂直相交的四股桃形外轮，每轮套三个环，共十二环，四股十二环象征佛教中的四谛十二因缘。

除了陕西法门寺，佛教用品在黑龙江、江苏、甘肃等地也有发现。金质佛教用品以外，尚有更多鎏金器物。佛教的传播，对金器的发展和繁荣产生了较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