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章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早在青铜时代就有印章的雏形，即在青铜上刻上工匠的名字，所谓“物勒工名，以考其诚”是个人信用的一种表示，发展到春秋战国，开始出现了印章，如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有一枚战国时期的银印，呈圆形，为战国古玺，印文为“西方”三字，印文细如毫发，铸工极精。后逐步发展出官印和私印，成为官方或个人信用的标志，官方印章更是权力和等级的象征。

秦朝统一六国后，确立了统一的官方用印制度，明确规定了不同等级的官员使用不同规格的印章，在印材、印钮和印绶上都有明确的区分。金印多为公卿一级的人员使用，这一制度一直沿用到隋代之前。

广陵王玺金印，东汉，江苏邗江县出土

汉代出土金印较多，据统计有三十方左右，主要出土于王侯一级的官吏墓葬中，比较重要的有“文帝行玺”、“滇王之印”、“广陵王玺”，以及出土于日本的“汉委奴国王”印。

“文帝行玺”出自广州象岗山西汉南越王墓，重148.5克，是目前所见最大的西汉金印，印文为小篆体，印面特大，有田字格，每字居于一格，显得方正严谨，是汉印书法的一贯风格。印钮呈圆雕盘龙，首尾两足分置四角上。该印系南越国自铸，为南越国第二代国王赵生前用印。赵及第一代越王赵佗在西汉时期并未归附，自称为帝，赵佗自号“南越武帝”，赵自号“南越文帝”，故才有“文帝行玺”。直到第三代南越王赵婴齐时，才诚心归顺西汉王朝，不再号称帝，上书汉武帝请求以诸侯待之。

1981年江苏邗江县甘泉镇一砖瓦厂附近发现一方金印，纯金铸成，印形方体，重123克，龟钮，印面阴刻篆文“广陵王玺”，光灿如新，印文字体端庄，布局亦很严谨方正。汉制除帝之外，诸侯王印虽也可称玺，但传世出土的汉诸侯王玺金印极少，而且无一为龟钮金印。

广陵王即东汉光武帝刘秀（公元前6?公元57年，东汉王朝的开国皇帝）的第九子刘荆，《后汉书》（刘晔著，一部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史书）载，建武中元二年（公元157年），光武帝死后，刘荆曾几度秘密策划叛乱，均被汉明帝刘庄察觉未遂，后徙封为广陵王。不几年，又继续谋反，终因事败而被迫自杀身亡。这枚金印的出土，还为日本纷争了两百年真伪的“汉委奴国王”蛇钮金印划上了句号。

《后汉书·东夷列传》记载，公元57年，倭奴国王派遣使臣来洛阳，汉光武帝刘秀赠予“汉委奴国王”金印，委即倭，是汉代对日本的称谓，奴即日本的奴国。1784年，该枚金印在日本福冈被一农民无意中发现，引起日本学者争论了二百多年，一直有人怀疑其真实性，但仍于1931年被定为日本国宝。中国的“广陵玉玺”金印出土后，由于两者赐印时间相近，刻工相似，有人据此推测可能出自同一工匠之手，有力地证实了日本“汉委奴国王”金印的真实性。“汉委奴国王”金印成为中日两国早在两千年就有正式交往的历史实物见证。“广陵王玺”与另一枚“滇王之印”都曾赴日本与“汉委奴国王”金印同时展出，轰动一时。

汉委奴王玺，东汉，日本九州福冈出土

印章的出现在汉代的大量使用，使印章篆刻逐步发展成为书法艺术的一个重要门类。这种方寸之间的文字雕刻艺术发源于青铜铭文，又随着用印的产生而形成独立的艺术门类，同中国书法艺术一样，印章篆刻也是中国最独特的艺术。

汉代篆刻已相当成熟，印文风格也呈多样化，如“琅邪相印章”属后期作品，印文以布排之满而著称，方笔取势，粗阔宽壮，印边几乎都被破浅，故给人“满”的印象，又如“关中侯印”的印文方正平直，布局则显得疏朗，有一种秀逸之气，三国时魏国的一枚“平东将军印”其形制、篆文与汉印大体相同，亦称汉印，此印凿白文篆书，书体工整有力，浑厚圆润，“晋鲜卑归义侯”金印的书体则笔力刚劲，纤细得中，且与“广陵玉玺”一样，印文虽属篆书，但吸收了隶书的一些笔意，在结体上，前者显得雅拙抒徐，后者结体方整凝重。这些风格各异的篆刻作品为后世书画印章艺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