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帝国对丝绸的巨大需求，以及贩运丝绸获利的丰厚，诱发了沿途各国获取中国桑蚕及丝织技术和垄断丝绸贸易的野心。

首先是处于东西两端的买卖双方，曾经企图寻找到“丝绸之路”的直接通道，便于双方直接贸易。汉朝的班超的副使甘英被派出使大秦（即罗马帝国），他穿过安息，抵达了条支国，但安息人称“海水广大”，无法渡海，甘英只能折回。但这也许只是安息人的一种诡计，他们害怕中国人与罗马的直接贸易剥夺了自己转运的好处，要知道安息人对丝绸的售价是购价的百倍！罗马人要用一两黄金才能购买到一两丝绸。

与此同时，罗马帝国境内也有一些财大气粗的商业团体企图绕过波斯国这些中间人，直接到“赛里斯国”寻求丝绢。托勒密的《地理书》记载了一位希腊人叫马埃斯?蒂蒂亚诺斯，他在公元一世纪末曾经组织了一次从地中海到“赛里斯国”的路线考察，当然，他是通过一些代理公司和代理人进行勘察的。但文献没有记载这次勘探是否成功。

而同时作为中转站的贵霜和波斯也在为垄断这种过境贸易而互相争斗。

公元87年，波斯首先向汉朝派出使节，为汉朝皇帝带去了一只狮子和“符拨”，“符拨”是一种形似麒麟而无角的动物，以示交好。

公元90年，贵霜国也派出了一位使臣，他的目的是要向汉朝求婚。这种通婚的举动显得野心勃勃，其目的可能就是为了笼络中国从而垄断丝绸贸易。考古学家在贵霜与罗马的通商之路沿途发掘出了许多两国的货币，可以佐证两国之间可能有过直接贸易的某种协议。这样一来，波斯又夹在了罗马与贵霜两个友好国家之间。

《后汉书》曾记载公元166年，罗马皇帝安敦也派遣了一位使臣经海路从日南（今越南）到达了汉朝，并带来了象牙、犀牛角、龟甲和玳瑁，但他不知道这些东西在汉朝早已不再是稀罕之物。这一次海路遣使足以表明罗马皇帝仍然希望与中国直接通商，并企图寻找到陆路以外的路线，这可能与丝绸在罗马畅销但却造成黄金过度外流有关，罗马帝国四处征战，劫掠来的大批黄金却用于高价购置波斯和贵霜王国从中国倒卖来的丝绸，造成罗马国库空虚。但这一条海路并没有形成罗马与中国之间正常的直接贸易商道，可能源于当时的造船及航海技术还很落后，不足以克服海路的艰险和漫长。

除了这种贸易上的大国角逐之外，西域巴尔喀什湖、咸海以南地区，以及塔里木盆地那些零星绿洲上的小邦国，也在这种兴盛不衰的过境贸易中大发横财，它们与中原政权离得最近，具有交通、文化和政治上的诸多便利，这为汉代以后中国桑蚕种子及技术外流埋下了伏笔。

丝绸对外贸易的发展，不仅极大地刺激了国内桑蚕的生产，而且促进了城市的繁荣，丝路上一大批交易集散地的兴盛，也成就了中国西部众多边远城市的名声，并加速了这些地区各少数民族之间及与汉民族的融合。

中原历代政权在丝路上的影响日益扩大。

东西方都从这条丝路上获益良多。伴随着桑蚕技术西传的，还有中国的各种先进文明成果，诸如纸张、火药、指南针和瓷器，都是从这条漫长而艰辛的洲际通道，一一传播到了西方世界。

与此同时，海上丝路的东线，与日本的贸易和交流也十分频繁，在唐代更是达到了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