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我人生的蒙古语决不忘却的文化，生死相依的草原誓不背离的故土”，这是一句几乎所有识字的蒙古人都能背出的诗句。

一种民族语言，对一个独特的民族文化来讲，是它保存传统的最重要的载体和发展繁荣的沃土。假如一种民族语言被外来语言所代替，那就意味着那个民族的传统文化体系已经宣告崩溃，而且发展方向已经改弦易辙。换句话说，从一种民族语言的现状可以看出那个民族独特的传统文化在现有条件下的活力和前景。把语言与土地放在同等重要位置上，提醒人们不要放弃，是那句著名诗句经久传诵的生命力所在。

一、语言属性及其方言

蒙古族有其独立的语言文字系统。蒙古语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语言。和蒙古语同一个语族的语言还有达斡尔语、土语（蒙古尔语）、东裕固语、东乡语、保安语等。蒙古语多音节词的第一音节和闭音节的单音节词有长短元音的对立。第一音节以后的短元音由弱化走向失落，形成复辅音出现在音节末尾或复辅音自成音节的现象。有元音和谐律。构词附加成分在词根之后，接在名词后面时，表示数、格、反身、人称领属等语法意义；接在动词后面时，表示体、态、时、式等语法意义，形成黏着语的特点。

全世界蒙古族人口约有700万，由于历史原因，他们分散居住在中国、蒙古国、俄罗斯等国家，在我国内蒙古、新疆、河北、青海、甘肃、辽宁、吉林、黑龙江、云南、四川等省区约有400万蒙古族。据有关统计，在内蒙古、新疆、青海等蒙古人聚集地方，70%以上的蒙古人以自己的民族语言做日常生活的主要用语。在保持民族传统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较好的地区，保持蒙古语的纯正性比较好，否则相反。我国蒙古语分内蒙古、卫拉特、巴尔虎布里亚特三大方言，在语音、语法、词汇等方面都有一定的差别。现各方言区通用畏吾体蒙古文。

蒙古语各地方言之间互相都能沟通。近一百年以来，由于民族文化的发展和各地蒙古族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加强，经过互相学习、互相吸收，各方言之间的差异在逐渐减少。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在国内蒙古语区统一使用畏吾体蒙古文（新疆蒙古族部分使用“陶德”蒙古文）和内蒙古编写的蒙古文通用教材，促进了各地、各方言区蒙古人之间的语言文化交流。1977年由内蒙古自治区牵头，国务院批准成立的“八省区蒙古语文工作协作小组”及其办公室在这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文字系统及其演变

畏吾体蒙古文是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国时（1206）被确定为国家的通用文字的。在那之前，乃蛮等部落已经使用这种文字，而且比较成熟。至于他们何时采用这一文字系统，目前学术界还没有形成一致的看法。从13世纪上半叶成书的《蒙古秘史》及《蒙哥汗碑》等碑文看，当时已经形成了用畏吾尔文书写的规范化的书面语。由此可以推断，蒙古人使用这种文字的历史至少有1000多年时间。

使用统一的文字，对蒙古族共同体的形成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促进作用。随着蒙古统治者对外扩张，蒙古语文的使用范围日趋广泛，在蒙古帝国时期和以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就像我们今天在许多国际会议上把英语用作通用语，当时从汉地到欧洲边缘的亚洲广大地区，把蒙古语当作通用语言来使用”“明朝统治者于1407年在北京建立外语学校，鼓励人们学习蒙古语。1452年明朝给欧洲国家的外交文书也是用蒙古语书写的。蒙古语就像中世纪的拉丁语和今天的英语一样显得十分重要，是当时民族之间联系的通用语言”（W·海施西）。

忽必烈建立元朝后，为了使其影响范围内各种语言有一种统一的文字记录系统，命吐蕃萨迦派教主后来成为元帝师的八思巴喇嘛创制蒙古新字。八思巴等人在西藏、印度文字的基础上根据蒙古语言音调，创制一种方形新字，俗称“八思巴字”（1269）。这种新字不仅用于书写蒙古语，而且也用于书写汉语、藏语、畏吾尔语和梵语。蒙古新字颁行后，主要用在官方文书或官方造发的印篆、碑刻、牌符、钱钞等方面。由于种种原因，这个新文字没有能够代替畏吾体蒙古文，也未能达到拼写其它各族语言逐步替代其原有文字的目的，其颁行40年后，蒙古族集中居住的地区，中央亚细亚、波斯和俄罗斯等地仍未推行使用八思巴文，而继续使用畏吾体蒙古文。但是应该提及，它却成了创制朝鲜文字母的基础。

对蒙古语语法第一次进行科学研究的人是13世纪著名学者搠思吉斡节尔，著有《蒙文启蒙》（即《心箍》）。搠思吉斡节尔第一次归纳整理出他那个时代的书面蒙古语语法，为以后蒙语规范化研究奠定了基础。

三、满山遍野的书籍

千百年来，一直在过着逐水草而迁徙的游牧生活的蒙古族，他们人数较少，而且经历了数百年几乎不间断的战乱。作为这样一个民族，居然能把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较完整地带入人类历史的信息时代，从而能够站在世界文化民族之列，他们靠的是什么？有什么神奇的力量支撑着他们的文化而使其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

在许多人看来，蒙古包比起一些定居民族的住宅显得简单而狭小，而且经常处于移动状态的蒙古包对于写书、藏书都不是可能的场所。然而就在这个小小的毡房里，经常能看到转抄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古书。在一个住蒙古包的家庭，你会发现他们的书籍一定是存放在佛龛附近。这表明蒙古人对书籍的推崇。本书作者年少时就曾受母亲教诲，书本一定要置于干净的高处，不得脚踩，更不可随便撕扯，否则学不会知识。

蒙古人的传统居住条件和游牧生产方式对他们的文字载体自然有诸多不利，但更为可怕的是战乱和从政治方面来的破坏。在清代，满洲统治者对厄鲁特蒙古人进行的血腥征服使那里的包括各种书籍在内的文化遗产受到毁灭性打击。据说，爱读书的准格尔汗葛尔丹作战时都随军携带20驮子书籍，可谓当时的“驼背移动图书馆”。但经过百余年的战争，那些珍贵的书籍所剩无几。后来，19世纪下半叶，欧洲学者在阿尔泰一带的洞穴遗址里发现一些被烧毁的图书残片，其中不乏研究价值极高的字迹。在19世纪下半叶的西部骚乱中也有不少蒙古文古籍损失，连密藏在八白室（成吉思汗陵园）的孤本《红册》也在劫难逃，被捣毁成陵的乱军毁于一旦。史料记载，清乾隆皇帝实行愚民政策，于1742年下一道命令，把蒙古人手里的图书统统搜集起来并送到北京付之一炬。在十年内乱期间，也有不少蒙文书籍被当作“四旧”之类，毁在“红卫兵”手上。

在过去，一旦有人进犯的消息，蒙古人首先把图书藏在安全的地方。山洞和沙漠是比较理想的藏处。20世纪上半叶的战乱年代里，这种事情经常发生。后来社会稳定后，许多国内外学者在蒙古地方搜集文化遗产，他们经常听到消息，据说某人某时在某地藏过多少车（或驮子）图书，也有被找到的。作者本人在少年时代就亲身经历过蒙古人避乱藏书传统的再现。“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1966），我父亲有一天把家中佛经、佛像、山神像等全部藏到叫做哈尔金的山上。其中有一幅哈尔金山的山神像，我至今还记得，是骑着绿马，身上佩有盔甲和弓箭，牵着黑狗的女神，蒙古语称“侯很希伯达戈”即女山神。十年浩劫过去后，父亲去找那些宝贝，没能找到。他遗憾地说：“老话说，藏在野外的佛经佛像找不回来，确实如此。”

纵观历史，蒙古族是在中亚各游牧民族中文化遗产最为丰富的民族之一，尽管他们的遗产多灾多难，损失严重，但其挖掘研究的潜力很大，我们今天仍然无法说蒙古文古籍的家底已经摸清。说不定在一些牧民的箱底里，在某些山洞里或干旱的沙漠深处还有沉睡多年的瑰宝。

蒙古包里的传统藏书可以分类为佛经、各类文艺作品（包括从梵文、藏文、汉文蒙译的作品）、祭词、祝词、赞词及谜语集等，当然今天的藏书就丰富的多了。近一百年来，随着社会文化的不断发展，人们抢救、保护和发扬民族传统文化的意识日益增强，搜集收藏蒙古文古籍和口头文艺，建立图书馆，在大学里设立相关专业，成立专门研究机构，培养民族文化方面的人才，蒙古文图书出版事业得到空前发展。

四、口传文艺

在蒙古口承文艺中史诗具有典型意义。蒙古族是世界上史诗作品最多的民族之一。据统计，现已搜集到的史诗就有300余篇。其中最长的和最著名的是各有几万诗行的《江格尔》和《格斯尔》。这两部史诗同吉日吉斯史诗《马纳斯》被誉为中国三大史诗。古时候有一些专门的史诗演唱艺人，他们是从他们的老师那里学会的史诗演唱艺术，往往是具有超群记忆力和创作才能的人，他们年少时就接触一些名艺人，并能博采众长丰富自己的演唱内容、提高演唱技艺。他们在重要节日、庆典、祭祀及大战前在朝尔乐器的伴奏下演唱史诗。演唱史诗具有祭祀和娱乐的双重功能。打仗或打猎前演唱史诗是为了取悦于神灵、鼓舞士气。直到20世纪中叶，演唱《格斯尔》往往是为了消除牲畜病灾。20世纪30年代，德国学者W·海施西在内蒙古库伦旗实地考察时，借阅当地某先生的《格斯尔》，而他还没有读完，书的主人就把书要回去了，原因是牛群遭病害了。后来W·海施西教授不无幽默地写道：“他们拿走了〈格斯尔〉，库伦旗的牛病大概都治好了吧”。

蒙古人从明末清初开始大量编译汉文小说如《隋唐演义》、《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出现了许多“本子故事”。蒙古史诗演唱艺人用那些“本子故事”内容，按照史诗演唱传统进行演唱叫做“胡日因乌力格尔”即蒙古说书。这个时候，伴奏的乐器由朝尔演变成四弦琴，由于演唱内容更丰富，情节更曲折，深受蒙古人的欢迎，尤其是在东蒙地区出现了许多“胡尔奇”即说书艺人。却旺（1856--1928）、琶杰（1902--1962）、毛依罕（　1906--1979）就是现代杰出的说书艺人。今天草原人不用把艺人请到蒙古包里说书，因为电视和广播就有蒙语说书节目。而且现在的说书内容不限于“本子故事”，涉及到蒙古人的历史和现实生活的内容也不少。

“好来宝”是草原上盛行的又一种艺术形式。用伴有四胡音乐的押韵诗句来赞美、祝福或批评某人某事，也许带有一些情节描述，这种文艺形式是由过去的祝词、赞词或祭文演变而来的。内蒙古首府呼和浩特市中心有一座蒙古包形状的建筑，为内蒙古自治区群众艺术馆，那里经常有蒙古语说书、好来宝和相声等传统文艺演出。

五、传统音乐

前些年，有人已经把从故宫博物馆发现的蒙古古代宫廷乐谱整理出版。这一成果无疑是在古代蒙古皇宫或王府里具有组织完善的乐队的佐证。至于在广大草原上，有大型乐器的乐团是难以维持的。音乐和蒙古文化的其它部门一样，都无法避开游牧生活的影响和支配。据《蒙古秘史》记载，四月十六日曾经是蒙古人的一个重要节日。在这一天，人们集会在一起，欢宴舞蹈。有舞蹈，其有音乐的伴奏和歌唱是必不可少的。

古时候，蒙古人及北方游牧民族同中原的音乐方面的交流比较广泛，凡胡琴、琵琶之类的乐器，都是由北方游牧民族介绍到中原的。

在众多乐器中，马头琴最受蒙古人推崇。马头琴是蒙古人独有的传统乐器，具有十分独特的风格。传统马头琴是个长约四尺，以木为杆，顶端雕刻一个马头，下端有一铲形皮鼓，用马尾系成两条弦，再用马尾做成一个弓弦，演奏时它能发出悠扬深沉的声调。马头琴的演奏与其它拉弦乐器有所不同，它的弓弦不是夹在琴弦之间，而是琴弦外拉奏。

不知从何时起在草原上流传这样一个传说。很早以前，草原上有个叫苏和的年轻人，他有一匹心爱的白马。白马不仅是草原上跑得最快的骏马，而且还通人情，对其主人特别忠诚。有一天，有权有势的诺彦把白马抢过去骑，白马却不让诺彦骑在上面，把他摔了下来。诺彦一气之下把白马射死了。白马的死给苏和带来了无限的痛苦。有一天夜里，他梦见了白马。在梦里白马对他说：“亲爱的主人，你若怀念我，就用我的尾巴和皮子制作一个乐器吧，那样我就永远能够陪伴你的生活”。苏和按照白马的话制作了马头琴，从那以后这一最能表达蒙古人欢乐和悲伤的琴声传遍了蒙古草原。马头琴的传说大概产生于清代，但马头琴的产生比它早的多，在《元史》里就有对马头琴相当具体的描述。

如今，马头琴音乐在蒙古地区得到空前发展。著名马头琴演奏家齐?宝力高等人对传统马头琴进行改造和进一步完善，使其音位提高，音色更加优美而能够参加大型音乐合奏。瑞典著名钢琴演奏家Michael　J·Smith在他访问内蒙古后的回忆中写道：“在草原上，我十分专注地倾听了马头琴演奏，听出了音乐中情人的叹息，感觉到了对土地的贴近和依恋，在我的灵魂深处感受着这些喝烈酒，在马背上生活的北方壮汉们的美。我理解他们为什么爱住在这里，爱生活为他们做出的安排，爱成为现在的自己……　我也见到了呼和浩特最好的马头琴演奏家。我坐在钢琴旁，他和他心爱的马头琴在一起。我们闭上眼睛开始演奏。在这一刻，我听到东方和西方融合在一起，就像初升的太阳拥抱大地。他那充满活力的乐器和钢琴水乳交融，糅合成‘一种音乐，一种语言，一个灵魂’。我们做了出色的即兴演奏。我跟世界上许多著名的音乐家一起演奏过，可是马头琴……　毫无疑问，这是我听到过，参与过的最好的音乐。”齐?宝力高为首的国际马头琴协会经常在国内外举办音乐会，使蒙古草原的“万马奔腾”之声响彻在全球。越来越多的国内外马头琴爱好者正在学习和研究这一独特的民族乐器。2001年仲夏，以齐?宝力高领导的“野马队”为核心的国内外1000个音乐人在呼和浩特举行了一次盛大的马头琴演奏会，这一项已经被列入吉尼斯世界纪录。

除了马头琴，蒙古包音乐中应该提到的还有火不思、雅图嘎（蒙古筝）、胡日（四弦琴）等许多种乐器。

火不思是一种四弦弹拨乐器，是古代广为流传的民乐器，后来成为宫廷中的　主要乐器之一。火不思不仅可以独奏，而且还可以伴奏、合奏。火不思音质圆润，音色清纯，适于表达欢快喜悦情节。人们以为，这一古老乐器经过明清战乱已经失传。可喜的是，火不思出人意料地在云南省通海县兴蒙乡华美仙家传了下来。内蒙古歌舞团演奏员青格勒图先生根据在兴蒙乡传下来的火不思样式，于1976年研制出了新火不思，在蒙古地方广泛传播开来。

雅图嘎（蒙古筝）也是弹拨乐器。《元史》记载：“筝，如瑟，两头微垂，有柱，十三弦”。弹雅图嘎时，弹奏者坐在地上，一端搭在腿上，另一端执地，用两指弹拨。过去，蒙古土默特弹雅图嘎的人多，直到清同治年间，在土默特旗好多蒙古家庭都有这种乐器。

胡日（四弦琴）是拉弦乐器，是蒙古人最喜爱的乐器之一。尤其是在东部蒙古，几乎人人都会拉奏。胡日形状似京胡，但比京胡要大。胡日的琴箱、琴杆一般用红木制成，琴箱蒙以蟒皮或羊皮，竹弓、马尾弦、骨码。琴箱、琴杆以及调弦的木轴雕以各种花纹图案，非常艺术美观。胡日多用于说唱艺术的伴奏或自拉自唱。

人们说，蒙古人能歌善舞，蒙古地方是歌的海洋。蒙古歌曲根据内容和曲调可分“图日因道”（仪式歌曲）“也如因道”（一般歌曲）两大类。前者歌词一般都是庄严的词句，而且是长调。后者则包括纪事歌曲和部分抒情歌曲，如情歌、幽默小调、儿歌等。

蒙古人集会欢宴时，习惯唱歌跳舞。没有歌舞的宴会显得异常沉闷，不能让人尽兴。唱仪式歌曲时，当然有马头琴伴奏，歌的主体部分由歌手演唱，在唱到一定阶段时，全场人合唱相随，以加强歌的力度，蒙古语叫“渡日力格”。

还有一种用人声伴奏的形式，由两个人合作，一人唱歌，另一个唱出有调无词的宏壮的男声来伴唱。他们各唱一种声调，而求其谐声之美。这种唱法，体现着游牧文化的特点，因为他们经常处于活动状态，乐器的携带并不方便，尤其是行军时候更是如此，所以才有这种谐声伴唱的出现。大力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今天，这种艺术形式得到了发扬光大，内蒙古蒙古族青年合唱团现已成为中国合唱艺术界的一匹黑马，其无音乐伴奏合唱节目近十年里在国内外几次重要赛事中都捧回了金杯。

蒙古民歌洋洋洒洒，浩如烟海，以其数量之多，品位之高，令世人叹为观止。蒙古族老话说：“三人同行，必有一个歌手，一个说书艺人，一个摔跤手”。“要问草原上的歌儿有多多，比天上的星星还要多。要问长调歌曲有多长，和草原上的路一样长”。各地民歌搜集出版的很多，其中精选出来的就有《蒙古民歌1000首》等。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蒙古民族及养育他们的草原创造了许许多多优秀的民歌，也培养出很多名声远扬的歌手。

在著名的大型歌舞剧《东方红》中由歌唱家胡宗华演唱的《赞歌》，在中国大地上传唱近半个世纪而经久不衰。而这首歌是由蒙古民歌改编而成的，胡宗华的长调老师则是著名蒙古族歌唱家哈扎布先生。哈扎布、宝音德力格尔等都是享有国际盛誉的著名歌唱家。

从那大海之滨群雁奋飞，

自由飞翔多么快活。

我那七只可爱的雏雁，

定能飞回辽阔草原安居乐业。

朔漠北方秋风萧瑟，

树叶枯黄百花凋谢。

我那七只可爱的雏雁，

飞回南国追求温暖多么快活啊！

年迈体衰的大雁我啊，

无奈徘徊在家乡的上空不能飞跃啊！

未曾料到我也会衰老，

自然法则难以逃脱啊。

我那七只可爱的雏雁，

祝你们飞到温暖的海边，

幸福地生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