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当代小说的创作起步较晚，２０世纪中期只有几部短篇小说发表于报刊上，尚未给人印象就昙花一现，再不见踪迹。７０年代，虽然有若干作者崭露头角却仍未成气候。直到８０年代，小说创作才有所突破，不仅形成一支蔚为壮观的创作队伍，且产生了数量可观、质量上乘的作品。到目前为止，短短２０多年间，当代小说作品从无到有，不少优秀作品不仅实现了民族的跨越，且登上了世界的文学舞台。

益西单增和他的《幸存的人》

益西单增，１９４１年生人，祖籍西藏阿里，出生于四川省甘孜州乡城县的小山村。１９４４年从乡城逃到巴塘，靠父亲砍柴、母亲做手工活为生。１９５０年，益西单增参军并随部队进军西藏，在西藏丁青地区工作，先后任文工队员、翻译、公安员。其间深入群众，接触社会，为以后的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１９５７年到北京，先在中央民族学院学习基础文化，后在中央美术学院学习美术史专业。１９６９年返回西藏，在西藏自治区展览馆工作。

自１９７４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１９８０年完成其代表作长篇小说《幸存的人》，１９８５年推出其第二部长篇小说《迷茫的大地》，其后不久第三部长篇《菩萨的圣地》问世。其间尚有不少中短篇小说发表。益西单增以其丰富的生活积累、坚实的创作基础、强烈的创作欲望和顽强的写作毅力而成为西藏文坛写作长篇小说的佼佼者。

益西单增的长篇小说《幸存的人》１９８１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有法文译本，曾荣获第一届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长篇小说奖及西藏自治区优秀创作奖。小说的基本构架是以１９３６至１９５１年原西藏地方政府统治下的旧西藏为时代背景，展示农奴与农奴主两个阶级营垒的矛盾和斗争。一方面写农奴主的残暴、奸诈和外强中干；另一方面，写农奴的智慧、反抗和力量。从而告诉读者，农奴是推动西藏社会前进的真正动力。

小说以“幸存的人”作为书名，中心人物是虎口余生的女农奴德吉桑姆及其幼侄桑杰普珠。贯穿全书的是几个典型故事情节：

情节之一——血洗德吉村。这是一个令人毛骨惊然的开始。刚上任的代理宗本仁青晋美，凭借世袭的特权，带领２５０名官兵，冲进集体抗拒苛捐杂税的德吉村，企图将村里“不做尺牍宗政府脚下的地毯，要做房顶上的经幡”的３０户农奴斩尽杀绝，以警示全宗人民。在血洗德吉村的惨案中，农奴与农奴主展开了殊死的搏斗，德吉桑姆和桑杰普珠得以幸存。仁青晋美却以“喝人血的蝎子”而臭名远扬。

情节之二——追捕德吉桑姆。德吉村遭血洗之后，德吉桑姆失去了家乡和亲人。等待她的是仁青晋美的苦苦追杀。为亲人报仇的信念激励她活下去。她隐姓埋名，更改了籍贯，隐没于农奴之中，终于逃出了魔掌。在避难中，德吉桑姆练就了一双巧手，一双铁脚和一颗坚强的心特别是得到了农奴索甲真诚的爱情，支撑着她死里逃生，化险为夷。

情节之三——严惩农奴主。仁青晋美五毒具全，无恶不作。经济上是个吞噬农奴血汗的吸血鬼，政治上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生活上是个奸淫妇女的大流氓。为了霸占年轻貌美的德吉桑姆（长大成人的德吉桑姆已与丈夫索甲返回德吉村而为仁青晋美所不识），派索甲去支外差。德吉桑姆夫妇将计就计，在仁青晋美行不义之时，奋起对其进行惩罚。若不是乱中出错，仁青晋美必死无疑。

情节之四——逼上神山。德吉桑姆等少数农奴与仁青晋美较量受挫，索甲被杀，德吉桑姆被押。就在人们不知何去何从之时，农奴英雄洛卡达日高举起义大旗，团结了大批农奴兄弟，组成一支队伍，在深山安营扎寨。被逼上神山的农奴经常出没于农奴主的四周，巧妙地袭击敌人，壮大了自己的队伍，有效地打击了以仁青晋美为首的农奴主阶级，给在暗无天日中挣扎的奴隶们以活下去的希望。

情节之五——雅鲁藏布江上的“妖魂”。仁青晋美用财宝收买德吉桑姆，为德吉桑姆所不齿；转而用贵夫人的高位去诱惑，回敬他的是致命的一刀；酷刑、牢狱均制服不了德吉桑姆，却激怒了更多的农奴。万般无奈之下，仁青晋美使出最后的看家本领，诬陷德吉桑姆为“鬼”，将其投入波涛汹涌的雅鲁藏布江中，却被江边的农奴兄弟和正在进军西藏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救起。德吉桑姆身上的锁链被斩断，迎接他们的是一个自由幸福的光明乐园。

应该说，《幸存的人》在西藏文学特别是当代西藏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益西单增在创作中着力开掘人物内心世界，表现人物的心灵美，增进了各民族间的相互了解。作者政治眼光敏锐，艺术本领高强，语言生动形象，深刻地揭露了社会生活的主要矛盾，回答了社会生活的重大问题，对今天的现实生活同样有重要意义。

降边嘉措及其《格桑梅朵》

降边嘉措，生于１９３９年，四川省甘孜州巴塘人。１９５０年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并随军进藏。边进军边训练边修路边做群众工作，沿途深入农村、牧场、寺庙，跨越雪山、草地、冰川，耳闻目睹了解放军进军西藏的全过程，历时一年，到达拉萨。这一经历，为其日后的文学创作奠定了坚实的生活基础。

《格桑梅朵》的创作始于１９６０年，１９６３年完成初稿，受到出版社的重视，提出进一步修改的具体意见，书稿修改近２０年，方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１９８０年正式出版。这是当代西藏乃至整个藏族作家的第一部长篇小说。１９８２年由民族出版社出版藏文版。

１９８０年是降边嘉措的丰收年，在《格桑梅朵》出版后，他又通过考试，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成为第一个藏族副研究员。此后他便一边搞藏族文学研究，一边继续文学创作。２０年来，既有学术论著《格萨尔初探》、《格萨尔与藏族文化》等，又有《十三世达赖喇嘛》（与吴伟合作）、《格萨尔王全传》（与吴伟合作）、《雪山名将谭冠三》等文学著作。

格桑梅朵意为吉祥花、幸福花，是小说中一对青年男女边巴和娜真纯洁爱情的象征，也是藏族同胞向往吉祥、幸福生活的象征。《格桑梅朵》以现实主义的手法，选择了一连串新鲜有趣的故事，热情歌颂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的伟大胜利，歌颂翻身农奴的迅速成长，歌颂汉藏民族的旧情新谊，歌颂西藏高原第一个春天。她向世界宣告，翻身农奴梦想的吉祥幸福变成了现实。

小说选择１９５０年１０月至１９５１年１０月这一特定时间，选择从金沙江天险到拉萨古城这一特写地段，选择一个庄园、一个兵站、一个牦牛运输队这样的特定范围，通过一支解放军小分队藏汉族指战员艰苦而又巧妙的斗争，把进军西藏这个震撼世界的重大历史事件写得既轮廓清楚，又细腻可读。

进军西藏是一场驱逐帝国主义的风暴，又是一场农奴翻身得解放的革命，也是前所未有的新鲜事。因此，许多人感到陌生，需要有一个观察、认识的过程。小说相当真实地描述了各方面代表人物对进军西藏的不同态度：极少数反动分子在帝国主义的支持怂恿下，或武装对抗，或造谣中伤，或经济困扰；而西藏上层人物，由于种种原因，或因开明而乐于合作共事，或对共产党不理解而心怀疑惧，或听信谣言而与共产党对立。对各种人物，小说把握得很有分寸。

作者着墨最多的是一批有政治远见、有政策水平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在解放军的帮助下，砸碎锁链的翻身农奴。他们是：久经战场心里只有西藏人民的进藏干部郭志诚、李刚、洛珠，苦大仇深、一心向往解放的青年英雄边巴，挣脱锁链、展翅飞翔的女英雄娜真，等等。

《格桑梅朵》的特殊意义在于这是一位藏族作家以自己的亲身感受，从藏族人民特有的心理和视角，去看待去理解去扫描解放西藏的历史讲程中所发生的事情。随着人物的活动和情节的展开，我们从中看到边巴如何从一个农奴成为战士，看到娜真、吉村、尼玛次仁、仁青大伯等对解放军的态度如何从疑惧到觉悟的思想转变，看到李刚队长为了西藏的解放而牺牲，长眠在高原上，看到匪首噶朵配合反动势力进行叛乱，看到农奴主益西如何拖延和阻挠解放军进军拉萨等等。一幕幕逼真的场景通过普通藏族人民的眼光透视出来，把读者带入那古老、神秘和畸形的高原社会，构成５０年代初期西藏社会奇光异彩又惊心动魄的生活画面。

班觉及其《松耳石》

班觉，生于１９４１年，西藏拉萨人。１９８１年当选为西藏文联委员、西藏作家协会理事。１９８３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同年调拉萨市文联任《拉萨河》杂志副主编，１９８４年调《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拉萨编委会工作。１９８７年后任拉萨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化广播电视局副局长等。

松耳石饰品

１９８０年，班觉的处女诗作《颂文学之春》在《西藏文艺》创刊号上以头条发表，从此踏上文学创作之路。其后发表的主要作品有：《必定作出贡献》、《祖国的希望比天高》、《圣地重游》、《回顾历史》等诗歌，报告文学《他是战士》，散文《昌珠寺观后》，短篇小说《花园里的风波》（获第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长篇小说《松耳石》等。

１９８５年出版的《松耳石》，是西藏当代文坛第一部用藏文创作的长篇小说，获西藏自治区优秀文学创作奖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长篇小说奖。

小说讲的是，西藏山南地区扎嘎宗农奴平措之父到圣湖玛旁雍错朝佛，在湖边捡到一块品质极好的松耳石，视为神赐宝物，遂成为代代相传的传家宝。此事被当地宗本知道后，千方百计要将此宝据为己有。平措夫妇因拒绝献宝而被投入监狱。在班丹姨玉珍的帮助下方逃出虎口，流浪到四川德格地方。平措之妻宗巴病重，弥留之际，留下遗言：“请把松耳石献给佛祖，保佑我们的儿子平安幸福。”平措遵妻遗愿，怀揣宝石，领着儿子班丹，翻山跃岭来到拉萨，怀着一片虔诚，走进大昭寺，将宝石献给了释迦牟尼佛。但很快宝石就成了拉萨米本的私物。正巧，噶伦桑旺钦波正为其公子晋美扎巴寻求一块“喇玉”（寄魂石）。拉萨米本献上手中宝石，从而得到了两个庄园的俸地。

松耳石在达官贵人的手中迅速传递着，很快到了代本情妇赛准的手中。代本害怕宝石的真正主人班丹报仇，遂设下了圈套：代本让赛准将松耳石在班丹面前虚晃一下，然后把一方红绸叠成小包，令其交给代本。代本开包自然不见宝石，便诬班丹窃宝，将其投入监狱。

班丹的好友德吉亲眼见到松耳石仍在赛准手中，并将此消息悄悄告诉狱中的班丹。班丹终于等到了一个机会：一天，在大庭广众面前，当着噶伦桑旺钦波的面，班丹以人证物证揭穿了松耳石的秘密。众目睽睽之下，桑旺钦波佯装要处罚代本，并释放了班丹。然而，代本并未被处罚，班丹非但没有获得真正的自由，反而再度被代本秘密逮捕，就在被处死的紧要关头，又是德吉救了班丹，并与他一起走向茫茫雪山高原。

小说以一块西藏的著名宝石松耳石为主线，引出一系列农奴受剥削、压迫的血泪故事，勾画出少数统治者满口仁义道德，实则极尽贪婪、狡诈、残暴之能事的真实面目，使农奴逐步分清敌友，明辨是非，动摇了神权思想和宿命论观念，从而自觉地走上争自由、求解放的道路。

班觉对自己的作品有如下评价：“《松耳石》所反映的，是旧社会拉萨城不同地位的各阶层之间的人际关系和每人特有的思维形态，尽可能地勾勒出当时的社会生活面貌。小说的语言运用，除了使用拉萨语方言外，主要采取藏族广大群众看得懂的名词术语。写作艺术方面，在继承藏族优良写作传统和文学形式的基础上，也采用了其他民族的一些创作方法和写作特点。这部藏文小说，是我献给广大读者的礼物。另一个目的，也是为年轻一代和藏学研究者了解旧西藏提供一个有用的参考资料。”

扎西达瓦及其《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和《骚动的香巴拉》

扎西达瓦，生于１９５９年，著名藏族青年作家。拉萨中学毕业后，在西藏藏剧团当过美工、编剧，后调入西藏文联从事专业文学创作。１９７９年开始发表作品，素以勇于开拓尝新见称。其作品不仅在内容上追求新的思想、新的故事，手法上也力求新的技巧，新的形式。他认为，写民族，重在写心理素质，而不是表面的服饰、皮肤等等；西藏人民建设新西藏，不一定写在机器旁怎么工作，而是表现这个历史进程中的人，人与人发展变化的关系。２０余年来，扎西达瓦发表的小说很多，主要有短篇小说《沉默》、《朝佛》、《归途小夜曲》、《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去拉萨的路上》、《西藏，隐秘岁月》、《丧钟为谁而鸣》，长篇小说《骚动的香巴拉》等。其中，《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西藏，隐秘岁月》和《骚动的香巴拉》最具代表性，被称为扎西达瓦的拳头产品，不仅在中国广泛流传，同时被译为英、法、德、日、西班牙等多种文字。

短篇小说《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写的是两个虔诚的朝圣者塔贝和琼去寻找理想净土香巴拉，他们带着檀香木佛珠和一根用以系结计日的牛皮绳。沿途具有文明生活的村庄留不住他们的脚步，最后塔贝死于红教祖师莲花生的掌纹地带，而女主人琼则踏上了返回现代的归途。在这篇近两万字的短篇中，作品描述了一个近乎荒诞变异、奇妙莫测的境地。９２岁的活佛的临终呓语、登车飞离的莲花生、掌纹地带的时间倒流、自然景观的奇特变异……令人眼花缭乱。透过神秘翻涌的烟雾，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作者从未来的角度回忆现实、展示现实，作者将原始与现代、富丽与贫瘠、文明与野蛮触目惊心地排列在一起，使人在获得荒诞的印象之后又陷入哲理的沉思。系在皮绳上的是一颗痴韧、狂放、善良、渴望幸福和自由，而又沉重、苦涩、蒙昧、令人钦敬而又心酸，充溢伟力而又积淀惰性的高原民族魂。

《西藏，隐秘岁月》是《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的姊妹篇。小说描述了一个偏僻山区四代藏族人命运的悲欢离合。作者将哲拉山区廓康山村７５年的兴衰史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的起讫年代用阿拉伯数字显示，这变成了每一段的标题。这种带有编年史意味的结构，向读者展示了西藏近代史上的一系列大事。如十三世达赖喇嘛出亡印度；英国Ｆ·Ｍ·贝利中校和他的助手潜入西藏；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等等。这些历史事件的描述完全融入了人物命运的总体叙述之中，使读者从人物命运的变化中看到历史的折光。扎西达瓦在插入这些历史事件时，所用的又是带点怪诞的尝试。女主人公次仁吉姆两岁时能在沙盘上划出人世间生死轮回的图腾，还会跳一种西藏早已失传的格鲁金刚舞。后来，潜入西藏作“无护照西藏之行”的英国人贝利中校的助手吻了一下次仁吉姆，小姑娘的右脸隆起了一块红肿，“被钢针般粗硬的胡子扎出的几个小眼不停地流着脓液”，从此，体现在小神女身上的种种度母化身的迹象全然消失了。小说写了四个名叫次仁吉姆的女人，儿乎是四代人。为什么她们全都同名同姓？又为什么似曾相识又不相识？作者在小说结尾时让一个神秘的声音道出真谛；如同佛珠串上那１０８颗珠于那样，它们个个相似，周而复始地从人们手中捻过；西藏的女人一代代的命运也有着多少相似之处！这种象征手法的运用，给人以深刻的哲理启迪。

《骚动的香巴拉》是扎西达瓦文化大革命期间，倾其全部心血，精心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作品自成世界，各类人物在此集合，故事情节多向展开，语言较前更加炉火纯青。作品主要以１９５９年西藏民主改革和十年动乱（１９６６—１９７６年）为时代背景，运用新奇的艺术手法，透过社会激烈动荡的方方面面，描绘了各阶层人物的思想动态和行为表现，构成一幅既现实又虚幻的画卷。

《骚动的香巴拉》人物众多，主要有三个集团：一是以才旺那姆为中心的凯西家族及其管家色岗·多吉次珠一家；一是以凯西公社支部书记伦珠诺布为代表的基层干部；一是康巴流浪汉。在西藏急剧动荡的社会变革中，这三部分人站在不同的立场，有着不同的表演，带给读者极大的心灵震撼。

才旺那姆是凯西家族的显要人物，在英国出生，流居印度７年。她从国外回到西藏，被选为政协委员。为继承家业和官位，在父母的包办下与一非贵族结婚，而自己的所爱亚桑·索朗云丹因叛逃被击毙。其所生长女德央，大学毕业后移居瑞士投靠舅舅；幼女梅朵系解放军的报务员，后来化作一道白光而去。才旺那姆曾到各地调查研究，写一些文章，也将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写进回忆录。最后，处于昏迷状态时，却在呼唤着自己年轻时的情人亚桑·索朗云丹的名字。

色岗·多吉次珠，平民出身，却坐上了凯西家族大管家的位子。因勾搭女主人的侍女、男主人的情人玉珍而遭责打，却也因此而被允许娶玉珍为妻。民主改革时，因其所处地位而被划为领主代理人，其９个子女同时成了专政对象。为改变处境，他将次女嫁给治保主任，小女送到俱乐部为公社干部服务，后因误会丧命。惟有幼子达瓦次仁得到女主人才旺那姆的青睐，不仅被允许自由出入主人家，还随主人在社交场会行走，似乎已成为凯西家的一员。

伦珠诺布，是农奴出身的公社支部书记，热爱工作，办事利索。其属下均各尽其职、团结肯干，但对传统的风俗习惯也习以为常，不仅经常和下属在一起喝酒歌舞，请妇女侍奉，甚至派年轻女了给汉族干部支夜差，对党纪政风的损坏不以为然。

康巴流浪汉分为两批，第一批是些无业游民，靠坑蒙拐骗、小偷小摸为生；另一批是文物商贩，靠倒卖文物为生。这些人不仅影响社会治安，而且把一些价值连城的瑰宝倒往国外，造成无法追回的损失。整个小说无论是司空见惯的真实生活的叙述，还是梦魇一般玄而又玄的虚幻场景，都是西藏往昔岁月发生和存在的生活片段的艺术再现，也是人们头脑中思维活动的折射，使作品的密度大大增加，同时也增加了阅读的难度，甚至连故事梗概都难以概括。这里可以借川贝拉的一句话作为对这部作品的评价：“这是一部伟大的作品，到下个世纪，才会有人读懂它。”

扎西达瓦对于西藏文坛的贡献首先是其开西藏新文体小说的先河，使得西藏小说界的视野和胸襟都空前地得到拓展；其次是他开掘和利用文化资源，使小说的背景更为广阔，基础更为坚实；第三是将西藏小说推向了空前的巅峰，展示了西藏作家及其作品的实力。

色波及其《圆形日子》

色波，生于１９５６年，藏族青年作家，也是西藏探索小说的一个代表人物。生于四川成都，１９７３年曾在辽宁学医，毕业后一直在西藏许多地方行医。１９８２年开始写小说，兼搞文学理论和文学评论。１９８９年到西藏作协工作，曾任《两藏文学》副主编。

色波的小说作品主要有《幻鸣》、《在神鹰的翅膀下》、《在这儿上船》、《圆形日子》、《香巴拉之路》等。

《幻鸣》 写了一个从异乡回归的门巴族游子寻找自己父亲的故事。他用大写意的浓重色彩描绘了一幅狂荡的门巴族的婚俗图。主人公的父亲与叔叔曾经共娶一个妻子，２０多年后，主人公和他同母异父的弟弟先后亲近过同一个门巴姑娘。这种惊世骇俗的婚俗竞然能够绵延流长。

《在这里上船》 更象一个寓言，叙事语言的所指越来越远离现实中有形有象的物质外观。而《圆形日子》的整体框架就是一个首尾闭合的圆形结构。色波一开始就规划出这种圆形的大致轮廓，然后不断地修饰，润色，使之在形态上更为规范、完美。正是这种修饰和润色，为框架填补了血肉：戴墨镜骑摩托的小伙子，古玩店，外国人，干枯的老太太等等，这些用来充实框架的元素，作者是信手拈来，极具随意性，却在整个圆形结构中没有留下任何缝隙。

相当多的读者看色波的作品，首先是感到惊奇，继而是朦朦胧胧，忽明忽暗，最后才品出一点味道来。这不仅是因为色波的小说换了一个传统的表达方式，也不仅是小说讲了许多人们陌生的情节，最主要的还在于作者的思想太沉重，留给读者太费力的思考。然而，当读者一旦读懂了色波的心思，就能够体会旧西藏的方方面面，同时会觉察到，那片古老的土地在缓缓变化，新的东西正在增多。

央珍及其《无性别的神》

央珍，１９６３年生，拉萨人，新时期成长起来的藏族青年女作家。１９８５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经担任《西藏文学》副主编，发表作品约５０余万字，代表作《无性别的神》荣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优秀长篇小说奖。现供职于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１９９５年中国青年出版社隆重推出央珍的长篇小说《无性别的神》。小说塑造了西藏的官员、贵族、僧侣、尼姑等不同阶层的不同形象，精细地展现了藏族社会的典章制度，上层的生活习俗，服饰饮食等多方面的细节，具有独特的文化魅力。

小说讲述的是主人公央吉卓玛成长的故事，大致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央吉卓玛在得康府的生活。得康府是一个有官爵、有庄园、有权势的贵族之家，央吉卓玛是得康府的二小姐，可称得上是金枝玉叶。但是，央吉卓玛从小就生活在舆论的压力下，比如，她在雪天降生，被说成是不吉利的人；弟弟因肺病夭亡，也认为是她带来的灾难；父亲因郁郁不得志而病逝也被看作是央吉卓玛造成的厄运。因此，尽管央吉卓玛有奶妈服侍，有锦衣玉食，却始终感到压抑和被束缚。

第二部分是讲述央吉卓玛寄人篱下的生活。父亲死后，母亲再嫁，继父当权，央吉卓玛成了多余的人。在被相继送至叔父的帕鲁庄园和姑太太的贝西庄园后，尽管起初受到亲情的呵护，但由于亲人的相继病故，央吉卓玛再度陷入窘境，不得不返回拉萨。

第三部分是央吉卓玛在尼姑庵的生活。在央吉卓玛１４岁时，被突然告之，为了使其摆脱轮回之苦，要她遁入空门。对此，央吉卓玛毫不惊诧，反倒认为，这是结束自己多年苦难生活的一条道路。但佛门的日常生活似乎并不如意，特别是看到有些小尼姑遭师傅的打骂，央青卓玛心生疑惑，寺院并不是佛经所说的净土，不是她向往的香巴拉。

小说在叙述了央吉卓玛的生活三步曲后，扼要地写了一个结尾：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渴望新生活的央吉卓玛此时已是尼姑赤列曲珍，终于投奔了解放军，这是她一生第一次自己选择的生活道路。

小说中的“无性别的神”并非指神，而是指中国人民解放军。因为有的藏人初次见到的解放军是长发藏在军帽里的女兵，衣着打扮与男兵一样，所以认为解放军无性别。藏族人多年来寄托在神佛身上的愿望，在解放军的关怀下一一变成了现实，于是，便把解放军喻为神兵、菩萨兵。

这部２２万字的长篇小说，不追求惊险的故事情节，不塑造高大的人物形象，而是以一个小女孩央吉卓玛的眼睛和耳朵，展现了本世纪初、中叶西藏地区风云变幻的时代背景，社会体制，政治事件，贵族的、庄园的、寺院的生活，在相当程度上成为表现那一时期西藏社会的百科全书。

拉巴平措及其《三姊妹的故事》

拉巴平措，１９４２年生，西藏江孜人，１９６３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藏文研究班，先后任西藏师范学院党委书记、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西藏文联副主席、西藏作家协会主席、西藏社会科学院院长、西藏自治区副主席等领导职务，不仅具有理论修养、政策水平和丰富的工作经验，而且藏文和汉文及科学文化功底深厚，熟悉西藏社会的过去和现在。他在繁忙的社会工作之余，一直关注西藏文学的勃兴和发展，并身体力行地实践。他的藏文小说《三姊妹的故事》和《雨后的森林》发表后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

《三姊妹的故事》 发表于１９８１年《西藏文艺》藏文版第一期，获西藏自治区优秀文学创作奖，继而译成汉文，发表于《西藏文艺》汉文版１９８１年第五期。《三姊妹的故事》讲的是：西藏农奴阿爸公巧、阿妈金宗三个女儿的故事。大女儿彭多与邻居列曲本是青梅竹马，交换了手镯戒指，确立了爱情关系。一天，两个藏兵要抢走彭多姑娘，列曲出来阻挡，却死在藏兵的刀下。彭多悲愤之下，跳进了年楚河。二女儿普赤记取姐姐的教训，深居家中，终日织裙，从不外出。但还是被一大少爷窥见，花言巧语，小恩小惠骗奸了她。普赤受此奇耻大辱，遂离家出走，再也没有回来。年老的父母不忍两个女儿的悲剧在小女儿身上重演，将三女送入寺院，出家为尼。但寺院亦非净土，三女儿先是遭“活佛”奸污，又被寺主诬为偷银碗的小偷，挨了鞭子又被关进监狱。严酷的事实使她明白了“教人不要作恶的是翁则（经师）大人，对人栽赃陷害的也是翁则大人；教人戒除淫行的是翁则大人，勾结活佛胡混的也是翁则大人；劝人诚实无欺的是翁则大人，逼人编造谎言的也是翁则大人”。

小说之所以反响强烈，是由于其塑造的人物和故事极具典型性。藏兵狐假虎威强奸民女，贵族少爷玩弄女性，活佛奸骗妇女，翁则诬陷女尼，凡此种种，不一而足。翻开西藏的历史，每一个地区，每一个庄园，类似的故事，比比皆是，发生在身边的故事，自然能引起人们的共鸣。作者把三姊妹安排在同一家中，显然是一种艺术匠心的提炼，一种典型的概括。

德吉措姆及其《漫漫转经路》

德吉措姆，生于１９４６年，西藏拉萨人，７０年代走上文坛的女作家。历任西藏农牧学院教务处长，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教育处长，山南地委宣传部长，《西藏文学》编委。１９７７年发表处女作《骏马飞奔》，引起文坛关注。１９８０年发表代表作《漫漫转经路》，获西藏自治区优秀作品创作奖。１９８１年在北京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学习半年，在文学创作实践的基础上，强化了理论修养。其作品感情充沛，描写细腻，笔法清亮，语言流畅。

转经

《漫漫转经路》 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叙述了“我奶奶”的故事。“我奶奶”心地善良，虔诚信佛，无论冬夏，无论身体好坏，每天坚持转大昭寺，转拉萨城。手里有一点钱，就要献给菩萨，家里有一点酥油，就要供给寺院。然而，她得到了什么呢？儿子被领主打得血肉模糊，含恨死去；儿媳遭到藏兵枪击，葬身拉萨河中；她自己最后支差摔伤，无钱医治而亡。

“我”和“我奶奶”不同，不但对拉萨街头的事情有了思索和疑问，对奶奶的话也不那么相信了。“我奶奶”告诉“我”：“千万不要偷吃敬奉佛爷的东西，要是吃了，嘴里会冒火，手指就会烂掉。”但是，“我”用敬奉菩萨的铜币买了油糕吃，嘴里没有冒火，手也没有烂掉。

有人告诉“我”，汉人杀老年人，抓青年人，抢漂亮女人，不大不小的孩子摔死在大树上，刚出生的婴儿要吃掉。但是，“我”看到的却是和善的汉人，与汉人在一起的藏人，生活也很美满。“我”也被汉人送到学校读书，后来成为高等学校的教师。“我奶奶”转经祈福一辈子也没有得到的东西，“我”都得到了。

这是一篇耐人寻味的小说，其间有控诉，有探索，有总结。控诉的是封建农奴制带给藏族人民的痛苦，探索的是隐藏在宗教雾霭中的秘密；总结的是幸福生活不是在漫漫转经路上，而是在社会主义的金光大道上。

扎西班丹及其《明天的天气一定会比今天好》

扎西班丹，１９６２年生，西藏仁布县人，１９７８年任农村干部小学民办教师，同年被聘为《西藏日报》业余通讯员。１９８２年起开始文学创作，发表有散文、小说。１９８５年调《西藏日报》社任编辑，同时坚持业余创作。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明天的天气一定会比今天好》、《一个罪犯留下的信》、《次仁老师的误会》、《婚事》、《夜话》、《没有说完的一段故事》等，散文有《自身价值与新认识》、《路上》、《春光无限美》、《故乡夜景》等，还有诗歌、评论多篇。１９９２年出版长篇小说《一个普通家庭的岁月》。

《明天的天气一定会比今天好》是描写西藏农民生活的一篇佳作。写农民一年到头的忙碌和辛苦，写农民对天气的关心，写农民在困难面前的百折不挠。

主人公格桑扎西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农民典型，起早贪晚，惜时如金，并且要求全家都要如此。小说并没有直接写他的辛苦，他的女儿有一段话：“我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间，也不知道耕完多少上地，更不知道阿爸心中想些什么事情，只看见两头耕牛累得气喘吁吁，嘴里吐着白色泡沫，脖子上的铃声越来越小”，“可是那两头耕牛无论怎样也难以忍受沉重的劳累，再也挪动不了脚步，最后躺在地上，好象没有吃饭的老人。”

对于以种地为生的农民而言，“靠天吃饭”似乎天经地义。因此，他们对天气的关心，应视作对自身生存的关心。作品中，既强调格桑扎西深谙风调雨顺会带来丰收，旱涝冰雹会带来灾难的道理，也描述了农民祈盼好天气的做法。例如，捉来青蛙和蝎子，让它们相斗，如果青蛙得胜，就会下雨；相反，蝎子得胜，就会继续干旱。对付冰雹的办法近乎于巫术：除念咒语外，还要在田地的四角钉上木橛，认为冰雹一来就会碰到木撅而停止。

小说在结尾时，格桑扎西面对灾难，表现了他的不屈不挠“一辈子的终身伴侣要永别就永别了，一年的收成没有了还能补回来，今年虽然糟了，还有明年呢！现在心情难受也没有用，倒不如为明年的丰收，再去战天斗地更好！”

作者扎西班丹生在农村，长在农村，虽然没有上过大学，却从未放松学习。他广泛阅读和研究历代藏族学者的藏文名著，也熟悉许多中外文学名著、从中汲取营养，学习知识，从而提高创作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