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萨尔王传》是中国藏族人民集体创作的一部英雄史诗。它原是西藏民间流传千余年的口头文学，现已整理成书。全书共有120多部，100多万诗行，2000多万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部史诗，国际上有人称它为“东方的荷马史诗”。

一、史诗的诞生及其意义

这部不朽的史诗，大约产生古代藏族氏族社会开始瓦解、奴隶制国家政权逐渐形成的历史时期，即公元 3至6世纪之间；吐蕃王朝建立之后（公元7世纪初叶至9世纪）得到进一步充实；在吐蕃王朝崩溃、藏族社会处于大动荡、大变革时期，也就是藏族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农奴制过渡的历史时期，（10世纪至12世纪初叶）得到广泛流传并日臻成熟。在11世纪前后，随着佛教在藏族地区的复兴，藏族僧侣开始参与《格萨尔王》的编纂、收藏和传播。史诗《格萨尔》的基本框架开始形成，并出现了最早的手抄本。手抄本的编纂者、收藏者和传播者，主要是宁玛派（俗称红教）的僧侣。

《格萨尔王传》是在藏族古代神话、传说、诗歌和谚语等民间文学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来的，代表着古代藏族文化的最高成就。它描绘主人公格萨尔一生不畏强暴、不怕艰难险阻，以惊人毅力和神奇力量征战四方、降伏妖魔，抑强扶弱、造福人民的英雄业绩，热情讴歌了正义战胜邪恶、光明战胜黑暗的斗争。这部史诗反映了民族发展的重大历史阶段及其社会的基本结构形态，表达了人民群众的美好愿望和崇高理想，描述了纷繁的民族关系及其逐步走向统一的过程，是研究古代藏族的社会历史、阶级关系、民族交往、道德观念、民风民俗、民间文化等问题的一部伟大著作。《格萨尔王传》还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被誉为“东方的荷马史诗”。

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大家庭，历史早已把中国各族人民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格萨尔王传》这部史诗凝聚着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体现了中国各族人民追求公平、正义和美好的幸福生活的崇高理想。

《格萨尔》的产生、流传、演变和发展过程，是藏族历史上少有的一种文化现象，在中国多民族的文学发展史上，乃至世界文学史上也不多见。从《格萨尔》产生、流传和发展的过程来看，时间跨度非常之大，有一、两千年之久；从藏族的社会形态来看，自原始社会末期的氏族社会，经历奴隶主专政和奴隶制社会，到封建农奴制时代，直至今天的社会主义时代，这部英雄史诗，依然在青藏高原广泛传唱。

历史上藏族社会发展的几个重要时期，都对《格萨尔》的流传和发展产生过影响，各个重要历史时期的发展变化，都在这部史诗里得到直接或间接的反映，而《格萨尔》对各个时期藏族文化的发展，也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从而在藏族文化史上确立了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在藏族文化史上没有第二部著作，能象《格萨尔》那深刻地反映古代藏族社会发展的历史，对藏族文化的发展，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格萨尔》堪称“奇书”。

格萨尔王

二、故事梗概

《格萨尔王传》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在很久很久以前，天灾人祸遍及藏区，妖魔鬼怪横行，黎民百姓遭殃。大慈大慈的观世音菩萨为了普渡众生出苦海，向阿弥陀佛请求派天神之子下凡降魔。神子推巴噶瓦发愿到藏区，做黑头发藏人的君王－即格萨尔王。为了让格萨尔能够完成降妖伏魔、抑强扶弱、造福百姓的神圣使命，史诗的作者们赋予他特殊的品格和非凡的才能，把他塑造成神、龙、念（藏族原始宗教里的一种厉神）三者合一的半人半神的英雄。格萨尔降临人间后，多次遭到陷害，但由于他本身的力量和诸天神的保护，不仅未遭毒手，反而将害人的妖魔和鬼怪杀死。格萨尔从诞生之日起，就开始为民除害。5岁时，格萨尔与母亲移居黄河之畔，8岁时，岭部落也迁移至此。12岁上，格萨尔在整个部落的赛马大会上取得胜利，并获得王位，同时娶森姜珠牡为妃。从此，格萨尔开始施展天威，东讨西伐，降伏了入侵岭国的北方妖魔，战胜了霍尔国的的白帐王、姜国的萨丹王、门域的-辛赤王、大食的诺尔王、卡切松耳石的赤丹王、祝古的托桂王等，先后降伏了几十个“宗”－藏族古代的部落和小邦国家。在降伏了人间妖魔之后，格萨尔功得圆满，与母亲郭姆、王妃森姜珠牡等一同返回天界。规模宏伟的史诗《格萨尔王传》到此结束。

从《格萨尔王传》的故事结构看，在纵的方面概括了藏族社会发展史的两个重大历史时期；在横的方面包容了大大小小近百个部落、邦国和地区，纵横数千里，内涵广阔，结构宏伟。主要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降生，即格萨尔降生部分；第二，征战，即格萨尔降伏妖魔的过程；第三，结束，即格萨尔返回天界。三部分中，以第二部分“征战”内容最为丰富，篇幅也最为宏大。除著名的四大降魔史－《北方降魔》、《霍岭大战》、《保卫盐海》、《门岭大战》外，还有18大宗、18中宗和18小宗，每个重要故事和每场战争均构成一部相对独立的史诗。《格萨尔王传》就象一个大宝袋，一座文学艺术和美学的大花圆。它植根于当时社会生活的沃土，不仅概括了藏族历史发展的重大阶段和进程，揭示了广阔的社会生活，同时也塑造了数以百计的人物形象。其中无论是正面的英雄还是反面的暴君，无论是男子还是妇女，无论是老人还是青年，都刻画得个性鲜明，形象突出，给人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尤其是对以格萨尔为首的众英雄形象描写得最为出色，从而成为藏族文学史上不朽的典型。通过人物本身的语言、行动和故事情节来塑造人物形象，是《格萨尔》史诗的特色之一。因此人物虽然众多，却没有给人雷同和概念化的感觉。同是写英雄人物，但却各不相同，写格萨尔是高瞻远瞩，领袖气派；写总管王则是机智、仁厚，长者风度。嘉察被写的勇猛刚烈，丹玛则是智勇兼备。人人个性突出，个个形象鲜明。对妇女形象的塑造更是语言优美之至，人物形象栩栩如生。例如，史诗《霍岭大战》描述霍尔三王兴兵去抢岭国格萨尔的大王妃珠牡时，是因为霍尔白帐王死了王妃，派霍尔四鸟去遍寻天下美女，乌鸦给他带回了消息：

美丽的姑娘在岭国，

珠牡王妃俏模样。

她往前一步能值百匹俊马，

她后退一步价值百头肥羊；

冬天她比太阳暖，

夏天她比月亮凉；

遍身芒香赛花朵，

蜜蜂成群绕身旁；

人间美女虽无数，

只有她才配大王；

格萨尔大王去北方，

如今她正守空房。

……

《格萨尔王传》源于社会生活，又有着丰厚的藏族古代文学，特别是古代民间文学的坚实基础。在史诗《格萨尔王传》产生之前，藏族的文学品类，特别是民间文学品类，诸 如神话、传说、故事、诗歌等已经齐全，且内容丰富，数量繁多。因此，《格萨尔王传》无论是在作品主体、创作方面、作品素材、表现手法等方面，还是在思想内容、意识形态、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方面，都从以前的民间文学作品中汲取了充分的营养，继承了优秀的文学传统 。各类民间作品及其素材均在史诗中有所表现。在语言修辞上，《格萨尔》引用了数不胜数的藏族谚语，数量之多，令人惊叹。有的原文引用，有的还经过加工。如：

春三月若不播种，

秋三月难收六谷；

冬三月若不喂牛，

春三月难挤牛奶；

骏马若不常饲养，

临战逢敌难驰骋。

虽饿不食烂糠，

乃是白唇野马本性；

虽渴不饮沟水，

乃是凶猛野牛本性；

虽苦不抛眼泪，

乃是英雄男儿本性。

绘画，格萨尔征魔

《格萨尔王传》中，还保留着各种各样的赞词，如：“酒赞”、“山赞”、“茶赞”、“马赞 ”、“刀剑赞”“衣赞”、“盔甲赞”等等，著名的酒赞是这样的：

我手中端的这碗酒，

要说历史有来头；

碧玉蓝天九霄中，

青色玉龙震天吼。

电光闪闪红光耀，

丝丝细雨甘露流。

用这洁净甘露精，

大地人间酿美酒。

要酿美酒先种粮，

五宝大地金盆敞。

大地金盆五谷长，

秋天开镰割庄稼。

犏牛并排来打场，

拉起碌碡咕噜噜。

白杨木锨把谷扬，

风吹糠秕飘四方。

扬净装进四方库，

满库满仓青稞粮。

青稞煮酒满心喜，

花花汉灶先搭起。

吉祥旋的好铜锅，

洁白毛巾擦锅里。

倒上清水煮青稞，

灶堂红火烧得急。

青稞煮好摊毡上，

拌上精华好酒曲。

要酿年酒需一年，

年酒名叫甘露甜。

酿一月的是月酒，

月酒名叫甘露寒。

酿一天的是日酒，

日酒就叫甘露旋。

……

有权长官喝了它，

心胸开扩比天大。

胆小的喝了上战场，

勇猛冲锋把敌杀。

喝了这酒好处多，

这样美酒藏地缺，

这是大王御用酒，

这是愁人舒心酒，

这是催人歌舞酒，

……

除此之外，《格萨尔王传》还是民间文学素材的花篮，它的许多内容取自民歌、神话及故事，反过来，它也成为后世文学、艺术创作采集素材、借取题材的丰盛园地。如后来发展的民间歌舞，许多曲调均取自《格萨尔王传》，有些歌调就是直接歌颂格萨尔夫妇的。再如题材丰富的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不少都取于《格萨尔王传》，著名的《七兄弟的故事》就是将七兄弟为人们盖楼房的故事与格萨尔王的故事交织而成，浑然一体，相映成趣。再如为数众多、独具特色的绘画与雕塑也以《格萨尔王传》的故事情节为依据，绘成壁画，或将格萨尔当做护法神，雕塑其身加以供养。《格萨尔王传》采用散文与诗歌相结合的文体，其中的诗歌部分，在藏族文学发展史中的诗歌史上，起着承前启后，沟通古今的作用，它表现在意识形态、修辞手法，特别突出地表现在诗歌格律上面。例如：

猛虎王斑烂好华美，

欲显威漫游到檀林，

显不成斑文有何用，

野牦牛年幼好华美，

欲舞角登上黑岩山，

舞不成年青有何用？

野骏马白唇好华美，

欲奔驰徜徉草原上，

奔不成白唇有何用？

霍英雄唐泽好华美，

欲比武来到岭战场，

比不成玉龙有何用？

此类的诗歌在《格萨尔王传》中随处可见，比比皆是，它不仅继承了吐蕃时代诗歌的多段回环的格局，而且突破了吐蕃时期的六字音节句，成为八字音节句。这种多段回环体的诗歌格律，在11世纪前后基本形成并固定下来，直到现在也没有大的变化。在藏族民歌、叙事诗、长歌、抒情故事中的诗歌、藏戏中的诗歌以及文人学者的诗作中被广泛采用，成为藏族诗歌中最有影响、最为重要的格律。

史诗运用诗歌和散文、吟唱和道白相给合的方式将现实生活中故事、神话、诗歌、寓言、谚语、格言等融为一体，成为藏族民间文化的集大成者。

藏族学者研究《格萨尔王传》

三、发掘、整理和研究

经过搜集整理，《格萨尔王传》就诗行、文字的数量来讲，比世界上最著名的五大史诗，即：古代巴比伦史诗《吉尔伽美什》，希腊史诗《伊利亚特》、《奥得修记》，印度史诗《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的总和还要多。巴比伦史诗《吉尔伽美什》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史诗，产生于公元前3000多年，有3000诗行。《伊利亚特》共24卷，1万5千多诗行。《奥德修记》也是24卷，1万2千多诗行。《罗摩衍那》分七篇，1万8千多颂，每颂两行。《摩诃婆罗多》共18篇，有10万余颂，计20余万诗行。

《格萨尔王传》的发掘整理，在中国文化史上亦具有重要意义，为中国多民族的文学史填补了一项重要的空白。她用活生生的事实说明：不但西方有史诗，东方也有史诗；不但古代印度有史诗，中国也有史诗，从而推翻了长期以来学术界某些人认为“中国无史诗”的错误论断。中国不但有史诗，而且有 伟大的史诗。同希腊史诗和印度史诗一样，《格萨尔王传》是世界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贡献。

《格萨尔王传》的抢救工作，是包括多方面的内容、涉及多种学科、关系到各个部门的系统工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人民政府对《格萨尔王传》的抢救工作十分重视。早在50年代，就曾开展大规模的搜集整理工作。195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为此专门批发文件，把《格萨尔王传》的抢救工作作为迎接国庆10周年的一项重要内容，经过各民族民间文艺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取得了重大成绩。

70年代末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格萨尔王传》的抢救工作重新开始。从1983年起，史诗的搜集、整理和研究连续三次被列为国家重点科研项目。1984年，国家民委、文化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和西藏、青海、四川、甘肃、云南、内蒙古、新疆等省、自治区的有关部门共同建立了相应的组织机构，统一规划，分工协作，共同来完成这个艰巨而又意义深远的文化事业。

国家曾先后组织数百人的学术考察和科学研究队伍，持续数十年，调查人员的足迹遍及半个中国，这在藏族文化史上是空前的壮举，在中国多民族的文学艺术发展史上也实属罕见。

经过几十年，特别是近10年的奋斗，形成了一支有几个民族成份，包括说唱、搜集、整理、翻译、出版、学术研究在内的老、中、青三结合的科研队伍，撰写发表了许多具有一定学术水准的论著和调查报告，搜集到极为珍贵的资料，为深入研究《格萨尔王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学术活动不断增多，不仅组织了各种形式的艺人演唱会和学术研究会，还举办了四次国际学术讨论会。不少国外学者认为，《格萨尔》的事业发展很快，已成为中国藏学和蒙古学，乃至民间文学界最为活跃的学科之一。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格萨尔》学”的学科体系已初步形成，并不继发展，她潜在的巨大学科优势，丰富的文化内涵，也日益为人们所认识。1995年6月在奥地利举行的第七届国际藏学会议上，《格萨尔》首次作为专题项目在会上讨论。《格萨尔王传》这部古老的英雄史诗，以她独具特色的民族风韵和丰富内容，充分显示了绚丽的光彩和强大的艺术生命力，同时也在国际学术界为中国赢得了荣誉。

到目前为止，共搜集到藏文手抄本、木刻本近300部，除去异文本，约100部。已正式出版的藏文本70余部，总印数300多万册，按藏族总人口计算，成年人平均每人一本，同时还出版了20多部汉译本。这是藏族出版史上前所未有的重大成绩。

四、民间艺人的心血和智慧

《格萨尔王传》之所以能够流传百世，至今仍活在民间，应该归功于史诗最直接的创作者、继承者和传播者，那些才华出众的民间说唱艺人们。他们是真正的人民艺术家，是优秀的、受人民群众欢迎的人民诗人。这些民间艺人，在漫长的岁月中，用他们惊人的才华，进行着辛勤的创作活动，用他们的心血浇灌着《格萨尔》这支文学奇葩。他们代代相传，人才辈出。在他们身上，体现着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和伟大的创造精神。那些具有的非凡的聪明才智和艺术天赋的民间艺人对继承和发展藏族文化事业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永远值得当代人和子孙后代怀念和崇敬。

在大规模的抢救工作中，通过考察，发现了近百位活跃在农村、牧区的说唱艺人，藏语称“仲肯”。其中有十多位是在群众中享有盛誉的优秀艺人。他们在说唱前要举行各种仪式，或梵香请神，或对镜而歌，说唱时还要头戴作为道具的帽子，帽子上插有各种鸟羽，手拉牛角琴或手摇小铃鼓。1984年8月“雪顿”节期间，曾在拉萨举办过七省区格萨尔艺人演唱会，与会艺人40多名，其中包括著名艺人扎巴老人、女艺人玉梅等。

西藏著名说唱艺人扎巴老人将自己的毕生精力献给了《格萨尔》事业，老人于1986年11月去世，在他临终前的几个小时，依然在孜孜不倦地说唱《格萨尔》。他虽然去世了，却给后世留下了一份极其珍贵的文化遗产。他生前共说唱《格萨尔王传》25部，近60万诗行，600多万字。这相当于25部荷马史诗，相当于15部印度史诗《罗摩衍那》或3部《摩诃婆罗多》。这是迄今为止，篇幅最长、最完整的一套艺人说唱本。它凝聚着扎巴老人的智慧和艺术天才，是新时期《格萨尔》抢救工作中最重要的成果之一。

同别的民间艺人不同，《格萨尔王传》的说唱艺人，不承认师徒相承，父子相传。他们认为说唱史诗的本领是无法传授的，也是学不了的，全凭“缘份”，靠“神灵”的启迪，是“诗神”附体。他们认为，一代又一代说唱艺人的出现，是与格萨尔大王有关系的某个人物的转世。这种观念与藏族传统文化中“灵魂转世”的观念，“活佛转世”的观念是相一致的。

五、影响播及国外

早在吐蕃王朝时代，《格萨尔王传》这部古老有晚诗就传播到喜马拉雅山周边的国家和地区，大约在13世纪以后，随着佛教传入蒙族地区，大量藏文经典和文学作品被翻译成蒙文，《格萨尔王传》也逐渐流传到蒙族地区，成为自成体系的蒙古《格萨尔王传》，称《格斯尔王传》。14世纪下半叶，即元末明初，在更大范围内得到传播。同时也流传到土族、纳西族、裕固族等与藏区接壤的兄弟民族之中。

国外介绍和研究《格萨尔》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格萨尔》的部分章节，早已译成英、俄、德、法等多种文字。外国读者了解并开始研究《格萨尔》，是从蒙文本入手的。1716年（清康熙五十五年），在北京刻印了蒙文本《格萨尔》之后，外国学者有机会接触到这一史诗。1776年，俄国旅行家帕拉斯首先在《蒙古历史文献的收集》（圣彼德堡版）一书中介绍了《格萨尔》，论述史诗的演唱形式和与史诗有关的经文，并对主人公格萨尔作了评述。1836年，俄国学者雅科夫·施密德曾用活字版刊印了这个蒙文本，后又译成德文，于1939年在圣彼德堡出版。这是最早的关于《格萨尔》的外文出版物。此后，国外学者开始关注《格萨尔王传》，并陆续有介绍研究的文字问世，如：俄国席夫纳院士在圣彼德堡出版的论著《鞑靼的英雄史诗》中，将鞑靼的英雄史诗与《格萨尔》进行比较。19世纪末叶，国外开始注意藏文本《格萨尔》。1879年到1885年，印度人达斯先后两到中国西藏地方，搜集了《格萨尔》等大批藏文资料，其后开始发表关于《格萨尔》的论文。藏文资料的被发掘，无疑为国外的研究者拓宽了视野，并由此产生了东西方学派。东方学派（指苏联，蒙古及东欧各国）中对《格萨尔》研究的佼佼者要首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策·达木丁苏伦，从某种意义上讲、他的研究成果可以代表整个东方学派的水平。他的主要代表作是《论＜格萨尔＞的历史源流》。西方对《格萨尔》的研究要晚于东方，从30年代起步，60年代进入其全盛时期。西方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两位法国学者，即亚历山大·达维·尼尔女士和石泰安教授。达维·尼尔曾两次来中国，在四川藏区住过很长时间，其间，在云登喇嘛的帮助下，直接听民间艺人说唱《格萨尔》，并记录整理，同时搜集手抄本和木刻本。回国后，将其搜集的资料整理成格萨尔故事，名为《岭·格萨尔超人的一生》，于1931年在巴黎出版法文本。该书于1933年被译为英文在伦敦出版。该书的出版使更多的西方人士开始了解、认识《格萨尔王传》。石泰安教授是当代著名的藏学家，一生著述颇丰，对《格萨尔王传》的主要贡献是：1958年出版的《格萨尔平生的藏族画卷》；1959年出版的《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与说唱艺人的研究》，该书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格萨尔》史诗及其说唱艺人，可视作西方各国关于《格萨尔》研究的一个总结 。

近年来，国内外的《格萨尔》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已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得到一些专家的高度评价。如德国著名史诗专家、波恩大学教授瓦·海希西出席1989年11月在四川成都召开的第一届《格萨尔》国际学术讨论会时，激动地说：“我羡慕你们，你们的政府这样重视民间文学和民族史诗的搜集整理工作，在世界文学发展的历史上几乎没有先例。你们是很幸运的。你们的工作具有世界意义，在我们国家，在其他许多国家，民间文学的搜集工作，主要靠专家学者自己去奋斗。”

《格萨尔》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这一藏民族乃至全中国的文化事业正在广泛、深入地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