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经洞神话般的出世
藏经洞神话般的出世
藏经洞是莫高窟17窟的俗称。此窟原为唐宣宗大中五年（851年）时开造，为当时河西都僧统洪辩的影窟。约在11世纪，西夏统治敦煌时期，元代统治者占领敦煌以前，莫高窟的僧徒们，考虑到战争的灾难，于是就把寺院历代保存下来的经卷、文书、档案以及佛像画等全部封存在此洞里，然后外筑补壁，并绘壁画掩人耳目。后因僧徒也逃战争之难未归，洞窟颓废，年久日深，洞窟甬道被风沙淤塞，竟因此幽闭近8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莫高窟道士王园，率人"以流水疏通三层洞沙"，
秘室始现于世，并谓之"藏经洞"。
藏经洞出土了敦煌遗书中最大宗文献，尤为历史文化名城锦上添花。它又成为分别研究起自东汉、中经两晋、北魏、西魏、梁朝、北周、隋、唐、五代、北宋、西夏、下至元朝、涵盖各朝代文明的重要资料。敦煌学家姜亮夫教授认为"整个中国文化都在敦煌卷子中表现出来"。首先发现敦煌遗书的重要价值者，是我国的金石学家叶昌炽，他在《语石》中，不仅录述莫高窟碑石，且对敦煌遗书作了颇为独到的阐述。该窟发现数以万计的古代佛经、道经及世俗文书等，是研究我国近两千年学术文化发展的宝贵文献，历史之积文终成后世之瑰宝，实为我国学术及世界学术之大幸。可惜这些宝卷未能被当时的中国政府重视，多被外国人劫走，使中国文化蒙受了一次巨大的损失。"敦煌者，我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又是它之大不幸了。但随着敦煌的宝卷被劫掠，敦煌的名字也响遍全世界。
敦煌石窟密洞中，所藏遗书以佛教典籍最多，还有天文、历法、历史、地理、方志、图经、医书、民俗、名籍、帐册、诗文、辞曲、方言、游记、杂写、习书，成为多种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重要依据和补充参证，其主要部分又是传统文献中不可得见的资料，价值尤为珍贵。所以被视为中国文化史上的四次大发现之一。敦煌遗书以汉文最多，又有吐蕃文、回鹘文、西夏文。蒙古文、粟特文、突厥文、于阗文、梵文、吐火罗文、希伯来文等多种古代民族文字，成为研究这些古代民族语言文字和民族历史、宗教、文化的珍贵资料。它又具有民族学价值和国际意义。敦煌遗书以卷轴装为主，又有梵箧装、经折装、蝴蝶装、册子装和单页等多种形式，还有一些拓本、印刷本和刺绣本，在书籍发展史及书籍装帧史、印刷史上都是难得的实物资料。
尚有更多材料，犹如明珠还埋于砂砾之中，有待识者发现和考证。目前，对敦煌文物的研究，也形成了一种专门的学问--敦煌学。
中国学人对保护敦煌石窟作出了奉献
敦煌虽地处祖国西陲，但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早就引起了我国学者的关注。
清代雍正年间，督修沙州城的光禄少卿汪《游千佛洞》对敦煌艺术备极赞扬的诗句，一向为人们所重视。嘉庆年间，西北史地学专家徐松游历了千佛洞，在其《西域水道记》中，收录了许多有关敦煌和莫高窟的材料，还论及了莫高窟的创建历史。道光年间，许乃谷任敦煌县令时（1831-1834年），也曾写了《千佛灵岩歌并序》，描述了莫高窟当时的景况。1900年藏经洞被发现后，在政界、学术界一些有识之士对莫高窟保护、临摹和研究的倡议进言、奔走呼吁者就更多。在40年代初，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中国才有了自己的敦煌研究机构。首任所长常书鸿和史岩、李浴、董希文、苏莹辉、段文杰、孙
儒、史苇湘、李承仙，霍熙亮等，皆先后来敦煌，开展了临摹工作， 对敦煌石窟艺术的研究、临摹及普及作出了奉献。敦煌石窟艺术才开 始得到了保护，并产生了敦煌学。
敦煌文物散全球，画塑精奇美并收。
同拂残龛同赞赏，莫高窟下作中秋。
斯氏伯氏去多时，东窟西窟亦可悲。
敦煌学已名天下，中国学人知不知。这是1941年（民国三十年）， 国民党监察院院长于右任视察西北来到敦煌，参观莫高窟后，对敦煌艺术无法估量的价值和它濒临毁灭的危机所写《敦煌纪事诗》中的两首诗。提起敦煌艺术研究所，首推于右任断事以理，有先见之明。敦
煌之行返重庆后，即在政界、学术界大声呼吁，希望重视、保护敦煌 艺术宝藏。并亲自撰写《建议设立敦煌艺术学院》的建议书，送达国 民党政府。这一建议书发表于当时重庆出版的《文史杂志》2卷4期（
1942年2月15日出版），建议书文如下：为提议设立敦煌艺术学院， 以期保存东方各民族文化而资发扬事。右任前次视察西北，因往敦煌
县参观莫高窟之千佛洞，洞距敦煌县四十里，依崖筑凿，绵亘里许。 志称有千佛洞，除倾地沙埋者外，尚有五百余。有壁画者计三百八十， 其中壁画完整者亦二百余，包括南北朝及唐、宋、元各时代之绘画泥
塑，胥为佛经有名故事。其设计之谨严，线条之柔美，花边之富丽， 绝非寻常匠画，大半出自名手。今观其作风，大朝以上无考，自唐以 下率类阎立本派。唐塑分西番塑中国塑两种，衣文神态，大者五、六
丈，小者尺余，无不奕奕如生。就所见之文字，有梵文、西夏文等五、 六种之多。而各时代供养人之衣冠饰物用具，亦可考见当时风俗习尚。
洞外残余走廊，犹是宋代建时建筑。惜在过去未加注存，经斯坦因、 伯希和诱取洞中藏经及写本书籍，又用药布拓去佛画，将及千数。复 经白俄摧残，王道士途改，实为可惜。沙埋之洞不知更存何物。且闻
敦煌西部尚有两千佛洞，数仅二十余，壁画尚存。而安西万佛峡之榆 林窟洞画完好者见四十六，曾往亲自察看，壁画之精美皆可与千佛洞 莫高窟匹敌。似此东方民族之文艺渊海，若再不积极设法保存，世称
敦煌文物，恐遂湮销。非特为考古家所叹息，实是民族最大之损失。 因此提议设立敦煌艺术学院，招容大学艺术学生，就地研习，寓保管 于研究之中，费用不多，成功将大。拟请交教育部负责筹画办理。是
否可行，理合具文，提请公决。
对保护莫高窟大声疾呼和积极响应者还有向达和贺昌群等。 1942年（民国二十九年）春，国立中央研究院组织"西北史地考
察团"，向达应研究院之约，参加历史考古组赴敦煌等地考察。通过 敦煌考察，更认识到敦煌石窟艺术的重要价值及历经劫难而被毁灭的
危险，便即写了《论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及其他连带的几个问题》 一文，以"方回"名于1942年12月27日至29日在重庆《大公报》上发
表。他慷慨陈词，大声疾呼说：我们之所以不甘为奴为隶，情愿忍受 中国历史上亘古未有的困苦，来奋战求存，为的是什么？还不是为的 我们是有历史有文化的民族，我们有生存的权利，我们也有承先启后
的义务。千佛洞是我们民族在精神方面一个最崇高的表现。保护和发 扬这种精神，难道不是我们的义务吗？向达是著名的学者，他的呼吁 得到了学术界的大力支持与响应。
贺昌群是敦煌学专家。他大声呼吁国人重视敦煌学说："我们只 要在这中间抓住一鳞半爪，也可以牵引起许多新问题。至于敦煌石室
中所发现的古文书，以及多种语言的手写经卷的研究，那真是沃野千 里，只待人开拓。西洋的东方学者以及日本人，现在已经去得远了， 我国学术界目前似尚无暇及此！"他还撰写了许多敦煌学论文，从历
史的高度，强烈呼吁拨款和设立专门机构管理敦煌千佛洞。
1984年1月15日，经中共甘肃省委批准，成立敦煌研究院。院长 由国内外著名敦煌学家段文杰担任。全院有研究、保护人员150余人。
敦煌研究院现已成为全国、乃至全世界的研究中心。1983年中国敦煌 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和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后，在全国掀起了一股敦
煌热，使敦煌学蓬勃发展到了黄金时代，研究队伍日渐壮大，学术活 动日益频繁，研究成果大量涌现。
扼腕痛谈伤心史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莫高窟藏经洞被发现。历代之积文终 成后世之瑰宝。"整个中国文化都在敦煌卷子中表现出来。""为我
国学术及世界学术之大幸"。莫高窟的珍贵文物被发现后，引起了帝 国主义分子的垂涎，把魔爪纷纷伸向敦煌。
英国的斯坦因第一个把手伸向敦煌莫高窟。他于光绪三十三年（ 1907年）3月到达敦煌，5月21日奔莫高窟。所盗卷轴共计写本卷子80
82卷，木版印刷20卷。其中佛教著作6790卷。共装24箱经卷，5箱精 美绣品。运到伦敦大不列颠博物馆。1914年他再次来莫高窟，又盗走
5大箱600多卷写本。1930年他再来莫高窟，由于我国学术界的反对， 其盗宝罪恶阴谋未能得逞。
斯坦因捷足先登后，紧接着来了法国人伯希和。他于1908年春到 敦煌莫高窟，盗窃经卷写本、精美画册6000余本，运巴黎图书馆。还
偷拍了莫高窟全部洞窟的照片。
当英国人、法国人都来敦煌盗宝时，日本人也不甘落后。1912年 元月，日本人桔瑞超和吉小川一郎会合于敦煌。对敦煌莫高窟进行了
大量摄影和调查，并从王道士的秘室中盗去大约600份卷子，还有两 尊唐代彩塑，运回日本。
俄国人也积极谋划，前来"分享"珍宝。1914至1915年，俄国人 鄂登堡到敦煌莫高窟，盗走文物计2000件以上。大部分藏于列宁格勒
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的"敦煌特藏"中。
第五个盗宝者是美国的华尔纳，他于1924年到敦煌莫高窟。因藏 经洞珍宝已空，便用化学方法行窃毁坏文物，用化学胶布贴印139、1
41、144、145号洞窟中精美壁画26方，又铲剥了几块壁画，搬盗了几 尊最优美的唐代塑像。
劫余断篇又遭劫。敦煌莫高窟珍宝被帝国主义分子盗窃后，又遭 厄运，遗书到处流散；运京途中遭劫。"敦煌者，我国学术之伤心史
也"。又是它之大不幸了。
敦煌学具有国际意义
敦煌学代表敦煌历史文化，并具有国际意义，是近80年来兴起的 以敦煌石窟和敦煌文献为基本内容的地域文化学。它是清理、保护和 研究敦煌古代文化及其周边文化关系的学科。现已发展成为当今世界
的一门显学。其研究对象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为一体的综合性学科。 它的体系结构是由敦煌史地学、敦煌考古学、敦煌艺术学、敦煌宗教 学、敦煌文学、敦煌语文学、敦煌民俗学、敦煌古代科学技术、敦煌
文献学、敦煌石窟保护维修科学以及敦煌学学等11个分支学科组合而 成的，是80多年来逐步形成和渐趋完善起来的。自1959年以来，除中
国、日本为主力外，法国、英国、苏联、美国、德国、芬兰、匈牙利、 意大利、加拿大、新加坡、印度、韩国等国家及香港地区都有人从事 敦煌学研究。
敦煌的早期开发
商周至秦汉之际是敦煌政治、经济发展的重要奠基时代。这一时 期，早期的民族融合，并在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发展了牧业。秦 汉时期随着长城修造及河西四郡之设，农业出现长足的进步，而且从
此成为沟通中原与西域的重要通途。
商周时期，从事游牧经济活动的乌孙、月氏以及匈奴，在敦煌地 区的生活习俗、社会经济状况基本相似，都过着逐水草而牧的游牧生 活。《汉书·西域传》云："大月氏，本行国也，随畜移徙，与匈奴
同俗，控弦十余万，故强、轻匈奴。"乌孙当时是处于原始部落社会 向奴隶社会过渡的阶段。《汉书·西域传》载："乌孙国……不田作
种树，随逐水草，与匈奴同俗。"匈奴驻牧敦煌后，昆邪王就据敦煌 一带。《史记·匈奴传》中云：其俗"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贵
壮健，贱老弱。"这些都是游牧部落经济的具体体现。
西汉筑敦煌郡城
于敦煌郡古城，是随敦煌郡的建立而建筑的。西汉元鼎六年（前111年），建郡置县，将军赵破奴奉命建筑郡城。位 于今市城西党河西岸。城呈长方形，东西宽718米，南北长1132米，
高16米。公元421年，北凉曾以党河水灌城，城破，西凉国亡。清雍 正三年（1725年），党河决堤，冲毁郡城，在党河东岸另筑沙州卫城，
即现今沙州镇驻地。敦煌郡古城虽早圯废，但浩气长存。
敦煌郡的建立，敦煌郡古城也随之在中国历史上成为一个重要闪 光点，至今仍然闪闪发光。促进了当时中西文化的交流，维护了丝绸 之路的畅通和祖国的统一，在祖国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中
国巨著《二十五史》上多有记载，敦煌遗书得到考证并有许多新发现。
敦煌这个举世皆知的名字，就是随着敦煌郡的建立、发展、演变而响亮起来的。
敦煌郡古城，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文汇读书周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