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唐代皇帝喜爱打马球

马球，在我国古代的史籍上叫击鞠、击球或打球。《宋史·礼志》上说：打球是一种军中的礼节，每年三月，在大明殿举行赛球典礼。皇帝乘马到球场，臣下迎接，依次上马。皇帝击球，教坊作乐奏鼓。皇帝打进了第一个球后，才叫诸王大臣开始比赛。

唐代是我国马球盛行的时期，上自皇帝，下至诸王大臣、文人武将，大多都“以此为乐”。1971年，陕西省博物馆在乾县发掘了唐章怀太子李贤墓，墓中陪葬的文物甚多；墓道两侧有五十多幅完好的壁画，《打球图》就是其中的一幅。画面上有正在跑动的二十余匹骏马，体态丰满，细尾扎结；骑马人头戴幞巾，脚穿长靴，手执鞠杖；一位骑枣红马的骑手跑在最前面，高举鞠杖，侧身向后击球：球在场中滚动，后面几个骑手驱马争枪。

故宫博物院珍藏着一枚唐代打马球图青铜镜，图像十分逼真，1972年新疆阿斯塔那唐墓出土的打马球俑，其形象也非常逼真。这些都生动地反映了唐代社会喜爱马球活动的风尚。

马球起源于何时呢？目前有几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起源于波斯，由波斯传到西域，再由西域传入长安：一种认为起源于吐蕃（我国的西藏地区），向东西方传播；一种认为在东汉后期我国就有了马球，马球是由汉代的足球发展演变而来。这几种说法，都还不能论定，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但唐代马球之所以能迅速发展，盛行三百年而不衰，是有其社会原因的。

我国古代的骑兵虽创始于战国时的赵武灵王，但当时只不过是一个附属兵种。到了南北朝，盛行甲马，就是给马匹穿上防护的甲具，俗称为铁骑。唐太宗李世民改变了骑兵装具，成为轻骑兵，发挥了骑兵快速机动与远程奔袭的特长。这种特长符合大唐帝国地域辽阔、疆土广大的战略需要。因此，唐代自建国以来就重视骑兵部队的建设。《新唐书·兵志》记载，“自（太宗）贞观至 （高宗）麟德，四十年间，马七十万六千（匹）”；天宝后，“王侯、将相、外戚牛驼羊马之牧布诸道”；“将校亦备私马。议谓秦汉以来，唐马最盛，天子又锐志武事”。马匹是建设骑兵的基础。有了马匹，还要训练骑术和马上砍杀技术，而马球运动就是训练骑木和马上砍杀技术的最好手段。唐代开展马球的目的就是为了军事训练。唐人阎宽在《温汤御球赋》中说：“击鞠之戏者，盖用兵之技也。武由是存，义不可舍。”

马球是一种军事训练的手段，同时也是一种很好的娱乐活动。”百马撵蹄近相映，欢声四合壮士呼”。无论是参加打球，还是观看比赛，马球运动都能使人精神振奋。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贞观、开元之时，天下富庶，社会上就需要有一些休闲的娱乐。于是，马球运动就成为社会欢迎的活动了。作战的军士要练武，闲暇的富民要娱乐，这就是唐代马球运动能够蓬勃开展的社会原因。

唐代马球之所以得到迅速的发展，除了社会原因之外，还有唐代上层社会的喜爱和重视。唐代最高统治者皇帝及王室贵族，大都是喜爱马球活动的。“上有好看下必有甚焉”，这是社会现象的一条规律。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唐纪》中宗条下，就有这样一句话：“上好击球，由此，通俗相尚。”唐代马球运动的发展，和皇帝的倡导亦有关系。

《唐书·本纪》中，常常有皇帝幸某处击鞠的记载，说明唐代皇帝犬都亲自上场打球。唐皇宫中有好几处马球场是专供皇帝打球的。据考古材料，1956年西安市唐长安大明宫含光殿遗址出土的一块石志上有“含光殿及球场等大唐大和辛亥岁乙未月建”铭文。说明含光殿球场的建筑年代在大和辛亥，即唐文宗五年（831年）；同时也说明，唐朝在皇宫建筑球场是专门为皇帝和显贵们用的。由于经常参加打球，有几代皇帝的球技还很高超。如唐宣宗李忱可以骑在飞奔的马上，用击鞠杖连续击球至数百次之多；唐僖宗李儇向他的近待夸口说，如果朝廷设置打球进士科，他可以考中状元。如果真要在唐代的皇帝中考选马球状元，只有唐玄宗李隆基才够资格。唐人封演所写的《封氏闻见记》中记载了唐玄宗二十四岁时参加的一次与吐蕃的马球赛，表现突出，为唐王朝第一次外交球赛赢得了胜利。

唐中宗景龙三年（709年），吐蕃赞普派遣他的大臣尚赞咄来迎接金城公主；因知道唐中宗李显最爱看球赛，使带来了一支十人马球队。吐蕃是游牧民族，马匹骏壮，骑术精良，马球技术也很精湛。唐中宗派遣皇宫内园的马球队和神策军马球队与之比赛，两战都输了。唐中宗十分恼火。这时，唐玄宗还是临淄王，他和嗣虢王李邕、驸马杨慎交、武延秀组成了一支四人贵族马球队，与吐蕃的十人马球队比赛。开赛之后，唐玄宗往来奔驰如风回电激，挥动球杖、连连透门，贵族队大获全胜。球策之后，吐蕃大臣尚赞咄连连称赞说：想不到王爷会有这么好的球技！

唐玄宗一直到老年还是十分喜爱打球，天宝六年，他已六十二岁了，还想参加球赛，经别人劝阻，才坐在场外观看。究竟是因他喜爱马球，坚持了体育活动，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唐玄宗是唐代皇帝中寿命最长的一个，活了七十七岁。他在整个封建社会的几百个皇帝中，也算是长寿的了。

唐玄宗晚年，意志衰退，耽于宴乐，不问政事，导致了安史之乱。宋人李公麟绘了一幅《明皇击球图卷》，晁无咎在画上题了一首意含讽刺的诗：“宫殿千门白昼开，三郎沉醉打球回。九龄已老韩休死，明日无复谏疏来。”把祸乱的原因归罪于打球，这是完全不符合史实的。青年时期的唐玄宗不是更热衷于打球吗？但是他开创了开元盛世。适时的娱乐并不会影响政事，何况是有助于社会尚武、练武的马球运动呢?

唐人击鞠图

（二）月灯阁下打马球

作为军事训练的手段，唐代马球受到军队各级将帅的重视。节度使的驻地，都建有训练用的马球场，并经常修整锄草便于马匹奔驰。左右神策军是皇帝的警卫部队，其驻地也是经常陪皇帝打球的地方。因此，神策军就更重视马球活动。唐代许多打球的名手都出在神策军中，并因球技高超而有好几个人升任了节度使。据《资洽通鉴》记载，唐僖宗有一次是用打球输赢来选拔节度使。广明元年（880年）西川节度使出缺，神策军中大将陈敬瑄、杨恩立、牛勖、罗元果四人都想去当节度使。唐僖宗无法决定，便叫他们四人赛球，谁赢了谁当节度使。结果，陈敬瑄夺得了头筹，便得了西川节度使的职位。

唐代文人当然没有武将的马球技艺高。在文人中也不会象军中马球开展得那么普遍。但唐代文人也有不少人是会打马球的。进士科是唐代文人最光荣的出身，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之说。文人都希望由进士科走入仕途。而进士科及第后有三大盛会，即慈恩塔题名、曲江游乐宴会和月灯阁下打球。这是文人夺得鳖头后最得意的活动。如不会打球，岂不使盛会扫兴。因此，唐代文人由文入武，当了节度使的也不乏其人。如诗人李绅、高适、张建封，都由文人武当上了节度使。当了节度使就要训将练兵，就要会打马球。所以，张建封在他的诗中说：“仆本修文执笔者，今来帅领红旗下，不能无事习蛇矛，闲就平场学使马。”文人入武，首先就要会打马球。上述两种仕途都促进了文人中的马球运动。

唐代个别文人，马球技术也很精湛，还能战胜神策军中的老手呢。五代人王定保的《唐摭言》中，记述了这样一段月灯阁下打球的故事：晚唐僖宗乾符四年（877年），新进士集会在月灯，阁下准备赛球，场外已围了几千观众。突然，有几个神策军闯进了球场，手拿球杖，策马奔驰。其用意很明显，是要和新进士较量一下。晚唐时期，朝廷政权完全掌握在宦官之手，而左右神策军就是宦官手中的两把刀子。虽然这次是无理取闹，新进士也不敢公然得罪他们。但这天的盛会，是新进士出头露脸的大喜日子，如果在几千观众面前输了球，是很丢脸的。正在为难之时，有一个新进士叫刘覃的挺身而出说：让我去教训教训他们！说完跨马执杖驰进了球场，向在场的几个神策军拱手道：新进士刘覃，特来奉陪练球！这几个神策军见有人应战，便拿出球子与刘覃比赛。谁知只驰驱了几个回合，球子便被刘覃夺得。他只有一个人，无法传球，便在马上连击几次之后，一个大打，把球子打向空中，球子飞出球场，不知落到何地去了。这几个神策军想不到一个文人竟然有这样高超的球技，有这样大的击球力量！一个个目瞪口呆，垂头丧气，在几千名观众的嗤笑声中，面红耳赤地离开了球场。

（三）球场锄奸与唐敬宗被杀

唐代的官僚贵族，也多是以打球为乐的。封建官僚贵族的娱乐，常常和奢侈浪费联系在一起。唐中宗的驸马杨慎交、武延秀，在家中修建私人球场；为了使马跑后不扬起尘土，在一千步长的球场上，用油和泥建筑。五代时的吴王杨渥，喜欢在夜间打球，球场四周点上几十根蜡烛照明。一根蜡烛有十围粗，每天耗费数万钱。唐代宗时的剑南节度使郭英又家中养女伎骑驴打球，驴身上的鞍饰及人身上的服装，也要用去数万钱。这真是豪门一场球，贫民几岁秋。

官僚军阀们，为了争权夺利，常常无事生非，球场中的风波也会变成政治斗争的恩怨。据《新唐书》记载，成德军节度使李宝臣的弟弟李宝正是魏博节度田承嗣的女婿。有一次，李宝正和他的内弟田维打球，不慎冲撞了田维，使田维堕马身死。田承嗣大怒，囚禁了李宝正。从此两家结下了十几年的冤仇。刘悟本来是淄青节度使李师古的一个部将，在一次球赛中，刘悟的马头撞了李师古的马；李师古很生气，要杀死刘悟，后因别人劝解而罢。但刘悟却从此怀恨在心。李师古死了之后，刘悟杀了李师古的弟弟李师道，自己当了淄青节度使。另据记载，黄巢的部将朱温，背叛了农民起义军，当了唐朝的节度使。他派儿子朱友伦在长安城做监军。在一次球赛中，朱友伦不慎坠马而死。朱温以为是别人有意谋害，便杀死了唐朝许多旧臣来报复。

阴谋暗杀，是封建官僚贵族争权夺利斗争的一种手段。在唐代的马球场上也曾发生过两起谋杀未遂的事件。李忱是唐武宗李炎的叔父，李炎想杀死他但又不便于公开下手，便派人借球赛的机会阴谋暗害。由于李忱骑术精良，球技高超，才逃过了毒手。唐玄宗晚年宠信安禄山，委以三镇节度使的重任。他的儿子唐肃宗李亨早已窥见安禄山的叛逆野心，几次想借打球的机会杀死他。终因唐玄宗百般袒护而未能如愿。

司马光所编《资洽通鉴》记载，天宝十四年，安禄山率兵叛乱，黄河以北的大片土地沦入叛军之手，以颜真卿为代表的抗战派，坚持在敌后抗击叛军。但是，兵少粮缺，形势非常险恶。正在艰难困苦之际，常山太守王俌动摇了，和叛军副师史思明书信往来，勾勾搭搭，准备率部投降。常山太守部下的军官都是有正义感的汉子，不愿向叛军投降。但王俌的投降行为尚未明朗，不便反对：如他的阴谋一旦成为事实，又有叛军作为外援，则又很难对付。于是，十几个小军官就借赛球的机会，撞倒了王俌的马，另十几骑随后一拥而上，风驰电掣般地跑过，把奸贼王俌踏得尸骨如泥，血染黄土，粉碎了这次投降的阴谋。

唐人段成式的《西阳杂俎》中还记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唐德宗时，河北镇有个姓夏的军官，骑术精良，武艺超群，能拉开几百斤力的弓，尤其精通马球技术。他曾在马球场上，作过一次飞马打球的特技表演，在球场的地上累了十几个铜钱，他飞马奔驰，用手中的球杖击钱，一次只击一枚，而且这一枚铜钱只飞出七丈远，十几枚铜钱，个个如此。击钱的准确程度达到了神奇的地步。如用这种本领在球场上射门，当然是百发百中了。

唐代马球技术的提高，除了军队中有一批骨干之外，在皇家内园也有一批从全国各地挑选来的马球运动专业人员。在唐代的史籍中，常常可以看到各地节度使向皇帝献“打球供奉”的记载。打球供奉虽然有很高的技术，但在皇帝的眼里，只不过是一种娱乐的玩具而已。他们的生命和生活，都是得不到保障的。唐敬宗李湛是一个喜怒无常，以别人的伤残为欢乐的残暴君主。他常常叫打球供奉半夜赛球，以致经常发生“碎首折臂”的惨事。而他却以此为乐，残酷的暴虐行为终于激起了打球供奉们的反抗。据《资治通鉴》记载，宝历二年（826年）十二月，李湛在郊外打猎，回到宫殿已是夜半，忽然心血来潮，把打球供奉从睡梦中唤醒召来，要他们打球作乐。这时马已困乏，人无准备，又是夜半昏黑，更容易发生危险事故。而李湛一意孤行，毫不听人劝说，为了满足其残暴的本性，非要人伤马残不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打球供奉苏佐明、王嘉宪、石从宽、阎惟直等人，联合起来，杀死了李湛。在警卫重重的皇官中，这几个打球供奉杀了皇帝，当然逃脱不了被杀的命运。苏佐明等人虽然并不是有计划的起义，并没有象罗马帝国的角斗士斯巴达克斯那样，率领一部分义军，摧毁帝国的统治，但他们在封建思想禁锢的皇宫中，敢于拿起武器，杀死被尊称为天子的偶像，这种反抗精神，也是值得赞扬的。而他们勇敢无畏的品质，不能说和从事马球运动没有关系。

（四）天下承平不忘练武

唐代人的诗文中对社会上的马球活动记载颇为详尽，但是有关马球比赛的方法规则记述甚少。《宋史·礼志》和《金史·礼志》在这方面却有较详尽的记载。从中可以看到，我国唐、宋时期的马球运动已具备了较完整的规则。而比赛的方法则有一个演变发展的过程。唐代采用双球门，南宋、金国和以后的明代则是用单球门。这种改变，可能受当时足球运动方法的影响，也和社会的习俗风气有关。双球门的比赛方法激烈，直接对抗争夺，含有极大的危险性。单球门是在一个门前争夺射门，危险性就小得多了。这就促成了改革。但马球运动的这种改革也与足球运动一样，在训练体力和意志上，都是一个退步。

《宋史·礼志》上有”打球本军中戏”的记载，但在其它史料上却很少看到有关军中打球的详细资料。作为军事训练的马球，在北宋时期是衰落了。这种衰落，和北宋的军事战略有关。

北宋的国土比起唐代来是大大的缩小了，对外族的侵略又采取守势。骑兵是一种进攻的兵种，不适用于防守战术。因此，北宋是不重视骑兵部队的建设的，从而也就不重视马球运动的开展。保守的局面是不能长久的，北宋朝廷终于被强大的金国灭亡了。宋徽宗的第九子赵构，匆匆忙忙地跑过了长江，在临安城（今杭州市）建立了南宋小朝廷。他的儿子赵眘在人民要求收复国土的抗战声中，登上了皇位。赵眘表示了主战的决心，在临安城建筑了一个用油布遮盖的室内马球场，亲自率领御前的将帅练习马球。

赵眘主张抗战、建设骑兵的行动，很快就在南宋军中收到了效果。陆游是南宋的爱国志士，他一生渴望民族复兴，祖国统一，临终前还写下了“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有名诗句。他四十岁时投笔从戎，参加了四川宣抚使的军队，经常驻军南郑。南郑是南宋向北进攻的前哨阵地，军事训练最能体现南宋朝廷的战略意向。在陆游的诗中，多次提到在南郑的军中开展马球活动的事：“军中罢战壮士闲，梁州球场日打球。”“打球筑场一千步，阅马列厩三万匹。”“射堋命中万人看，球门对植双旗红。”“闲试名弓来射圃，醉盘骄马出球场。”“打球骏马千金买，切玉名刀万里来。”可见南宋军中为了适应主动进攻的战术需要，建立了拥有三万匹马的强大骑兵部队，因而积极地开展了马球运动。可惜，南宋的这种好景不长，赵眘的抗战决心，随着符离集一役失败而烟消云散，西湖的游艇上又恢复了宴饮歌舞，南宋的马球运动重归于寂寥。

从南北宋马球运动的兴衰来看，它始终是和军事战术的需要相关连的。

与此同时，建国于北方的辽国和其后的金国，马球运动却较普遍地开展起来。辽国是契丹族，于947年建立，国土包括内外蒙古及东北地区。据《辽史》记载，辽国的马球是由中原地区传播过去的。辽穆宗耶律璟曾要北汉主（刘旻建立的割据政权）进贡打球衣和经过训练的打球用马；而在辽穆宗以前，在《辽史》上是没有关于打马球的记载的。

辽国在穆宗引进马球之后，在皇帝和贵族的倡导之下，马球运动迅速发展起来。辽圣宗耶律隆绪就是一个十分喜爱打马球的皇帝，经常和诸玉、大臣一起打马球。据《辽史》记载，为了这事，谏者大夫马得臣还谏议他不宜参加打球，理由有三条：“君臣争胜，君输臣喜，一不宜也。争心竞起，礼容全废，二不宜也。马或惊蹶，圣体亏损，三不宜也。”但辽国的马球运动。并未因此停止开展。

1115年，女真族的完颜阿骨打建立了金国。

1125年灭了辽国，占领了辽国的全部土地，也继承了辽国的社会习俗。《金史》上说：“击球之戏，迹辽俗也，金因尚之。”金国接受了辽国打马球的风俗，并且进一步把赛马球作为礼节，规定在端午节这一天，行过拜天礼后，举行球策。

金国和辽国一样，许多皇帝和贵族也是喜欢打球的。据《金史》记载，金世宗完颜雍就很喜欢打球。他的司天监马贵中也上书谏议他不要打球，理由也是“围猎击球皆危事也”。但是，完颜雍不听，他说：我的祖先是以武定天下的。现在天下承平，岂能忘武！马球是一种很好的练武活动，我亲自参加马球活动，就是向天下人表明不能忘了武事。

到了元明，端午节打球的风俗仍然留存在我国北部的土地上。明太祖的第四子朱棣，被封为燕王，一直驻守在金国大都的故址（即今北京市）。1403年朱棣起兵“靖难”，当上了皇帝，并迁都到北京。永乐十一年下令，规定在端午节这一天进行击球、射柳之礼：并在当年五月亲临球场，观看大臣赛球。明代的马球运动，虽因后来军事战略关系而未积极开展，但端午节打球的礼制，却一直延续到明朝后期。现故宫博物院藏《明宣宗行乐图卷》中有打马球的场景（图版13），可为佐证。

辽、金、明的马球发展情况也和宋朝一样，主要是适应军事发展的需要。我国北方有广阔的平原，适用骑兵部队。因此，在北方建立的政权，都重视骑兵部队的建设，因而也重视马球运动的开展。

（五）马球的兴衰

唐代的马球盛行时，不仅有男子参加，也有女子参加。唐诗人王建的《宫词》中说，“新调白马怕鞭声，隔门摧进打球名”。就是指的皇宫内宫女打球。唐代女子打马球完全是为了娱乐。剑南节度使郭英又看女伎打球作乐，每天得花费数万钱。五代的前蜀主王建，也最爱看女子打球。他的妃子花蕊夫人写了好几首有关马球的诗。其中有“自教宫娥学打球，玉鞍初跨柳腰柔”的诗句，就是形容女子打球时的动态美。作为军事训练的马球，在南宋就逐渐衰落了，但作为娱乐活动的女子马球，在皇官中却一直继续。宋哲宗时的进士王珪，宋徽宗赵佶，南宋宁宗的杨皇后，在他们写的三家《宫词》中，都有关于女子打马球的诗。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描写宫女打球的情景是：“人人乘骑精熟，驰骤如神，雅态轻盈，妍姿绰约，人间但见其图画矣。”可惜这只不过是马技和服饰的展览，看不出打球的激烈争夺。

到了清代初年，马球就完全绝迹了。这和清王室的禁止人民练武、养马的政策有关。《东华录》记载顺治五年的禁令：“今各处土贼，偷制器械，私买马匹，毒害良民，作为叛乱。今特为禁约：任事及文武官员及战士外，若闲散官、富民之家，不许畜养马匹，亦不许收藏铳炮，甲胄、枪刀、弓矢、器械。有不遵禁令，是怀叛逆作贼之心，若经搜获，本人处斩，家产妻拏入官，邻右十家长杖流。”这样严厉的处罚，人民如何敢养马？没有马又怎能开展马球活动？

康熙十年之后，清王室的统治逐步稳固，原来严厉禁止养马的命令稍稍放松。但作为军事训练的马球没能恢复，只是作为社会娱乐的马球曾一度出现。清剧作家孔尚任和其他几个诗人，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在北京西郊自云观庙会上，看到了女子马球表演。这事写在他们所作的《燕九竹枝词》里。其中有一首描写女子马球表演的诗是：“谁家儿郎绝纤妙，马上探丸花里笑。翠袖妖娆得得来，星眸偷掷输年少。”

原来少年参加的人吼马嘶的马球活动，现在只剩下“翠袖妖娆”在“马上探丸”。到了清中叶以后，却连这一点遗迹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