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黄帝作蹴鞠的传说

足球，在我国古代的史籍上叫蹴鞠或蹋鞠。唐代的颜师古在《汉书注》中说：鞠是用皮做成，中间塞以毛发，成为圆球，用脚蹴蹋以为戏乐。

最早记载了足球活动的书是《战国策》。此书记载：苏秦当了赵相，为了联络齐国共同抗秦，他对齐宣王说：齐国是一个大国，有二千里土地，数十万军队，仅临淄一个城市就有七万户，人民富庶殷实，都喜欢以吹竽、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蹋鞠为乐。这样的富强国家，怎能俯首听命于秦呢？由此可以看出，齐宣王（公元前319年—公元前301年）时，距今二千三百年前，在我国的临淄城（今山东淄博市）就已经较为广泛地开展了足球活动。

《战国策》上记载的是足球活动开展的情况，而它的起源当然还要早些。西汉学者刘向在《别录》中写道：“蹴鞠，传言黄帝所作，所以练武士知有材也。”黄帝是传说中的部落首领，距今约五千年，当时还没有文字记载，所有的社会文化，都是口口相传遗留下来的“。五千年前有没有创造足球游戏的可能呢？考古工作者在山西、陕西和黄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掘出很多磨制很光滑的石球。这些地区正是当年黄帝部落游牧的地区。实物和传说正相吻合。在原始社会，人类有创造游戏的能力。美洲土著易洛魁人处在原始社会的部族时代，就有球戏；我国唐尧时代也有一种“击壤”游戏。黄帝时代当然也有可能创造简单的踢石球活动。

无论是传说，还是有文字记载，都说明我国是世界上足球起源最早的国家。国际足球联合会技术委员会主席布拉特，在亚洲足联举办的教练员训练班上所作的国际足球发展史报告中说：“足球发源于中国”。这个说法是有根据的。

（二）汉代的蹴鞠与《蹴鞠二十五篇》

足球的起因可能是为了锻炼腿部力量：是一种属于军事上训练的活动。通过实践，逐步改进游戏方法，使人们感到踢球也是一种很好的娱乐。齐国临淄城的人们，就是把踢球和吹竽、弹琴、斗鸡、走犬、六博等都当作娱乐活动的。以踢球为娱乐，在战国时期，不仅只是齐国，见于吏籍记载的还有楚国。《西京杂记》上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汉高祖刘邦的父亲刘大公，原出身于楚国沛县丰邑的庶民。刘邦当了皇帝之后，把刘大公和刘温接到了长安城的未央宫中养老。二老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绫罗绸缎，住的是豪华的大厦，看的是歌舞伎乐，但他对此并不满意，终天闷闷不乐。于是，刘邦派亲信到刘大公处打听，原来刘太公自幼生活在城市下层，接近败夫走卒、屠狗杀牛之辈，一天工作之后的娱乐活动就是斗鸡、蹴鞠：而现在住在未央宫里，没有过去的老朋友，没有斗鸡、蹴鞠，总感到不是味。于是，刘邦就下了一道圣旨，在长安城东百里之处，仿照原来沛县丰邑的规模，造起一座新城，把原来丰邑的居民全部迁住在新城，刘太公和刘温也迁住到那里。从此，太公又“斗鸡、蹴鞠为欢”，这才心满意足。这座新城，后来就被命名为新丰城，即今陕西省临撞县的新丰镇。

从这个故事中可以知道，在战国时期，足球是城市下层人民喜爱的娱乐活动。到了西汉初年，足球也得到贵族阶级的喜爱。桓宽写的《盐铁论》中说，西汉社会承平日久，“贵人之家，蹋鞠斗鸡”为乐，一般的人们也是在”康庄驰逐，穷巷蹋鞠”。

《汉书》上记载，汉武帝在宫中经常举行斗鸡、蹴鞠比赛的”鸡鞠之会“。汉武帝的宠巨董贤的家中还专门养了会踢球的“鞠客”，在河南南阳和陕西绥德的汉画像石中，都有蹴鞠的图象。可见，在西汉时期，足球活动的社会面更为扩大了。

在汉代，人们认识到足球活动可以增强体力，培养勇敢耐劳精神，是军事训练的一种很好的手段。刘歆在《七略》一书中说：“蹋鞠其法律多微意，皆因嬉戏以讲练士，今军士羽林无事，使得蹋鞠。”据何晏《景福殿赋》中说：“（蹴鞠）将以行令，岂唯娱情。”这些记载都说明，在西汉后期和东汉时期，足球由社会的娱乐活动变成为军事训练活动。

汉代曾有人写了一部《蹴鞠二十五篇》，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体育专业书籍，也是世界上的第一部体育专业书籍，班固在写《汉书·艺文志》时，把《蹴鞠二十五篇》列为兵书。汉代的兵书共有四类，一类是讲战略战术的兵权谋家，一类是讲军事指挥的兵形势家，一类是讲含有迷信色彩的兵阴阳家，一类是讲军事训练的兵技巧家。《蹴鞠二十五篇》就是属于军事训练的兵技巧类。

汉代的足球由娱乐活动变成为军事训练的手段，这不光是性质的改变，在方法上也有极大的变革。《蹴鞠二十五篇》早已失传了。唐朝人还看到过此书。唐人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说。“《蹴鞠二十五篇》有《域说篇》”，域说就是讲球门建筑规格的，仅此一篇，就可见全书内容的详尽。如果《蹴鞠二十五篇》能从地下被发掘出来，对汉代足球运动的研究必将提供丰富的资料。现在，我们只能从汉人的诗文中，寻求汉代足球方法的一鳞半爪，从东汉人李尤的《鞠城铭》中颇能窥见汉代足球运动的面貌。鞠城就是球场，汉代的足球场建筑都是很正规的：球场四周围有矮墙，球门象座小房子，正面育看台，有阶梯，就象一座小城。《鞠城铭》就是刻在鞠城墙上的铭文；全文不长，一共十二句。翻译成现代的口语就是：圆的足球方的场墙，这是仿象阴阳的道理天圆地方。两边各有六个球门，一队有十二个人上场。比赛时裁判长和副裁判，要坚决执行球赛的法章。不怀偏袒的私心。不因亲疏而异样，完全是公平合理，谁也无埋怨的话可讲。球赛尚然如此，执掌政权更该这样。从这几句铭文中，可以使我们知道，汉代的足球已是分队比赛，每边有六个球门，上场队员是十二个，比赛时有正副裁判执法，有明确的球规可循。这样的踢球方法，可以说已具备了现代足球运动的比赛规模了。

作为一种军事训练手段，足球当然要受到汉代军事家的重视。汉武帝的大将霍去病远征塞外，在缺粮的情况下，还要进行踢球比赛。在实行征兵制度的汉代，人人都有服兵没的义务；作为军事训练手段的足球，也受到一般人民的重视。《会稽典录》上说：”三国鼎峙，年兴金革，上以弓马为务，家以蹴鞠为学。”由此可知，汉未开展足球活动已达到了相当广泛的程度。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足球制作技术也有所改进。唐代的制球工艺，有两大改进：一是把两片皮合成的球壳改为用八片尖皮缝成圆形的球壳。球的形状更圆了。二是把球壳内塞毛发改为放一个动物尿泡，”嘘气闭而吹之”，成为气球。吹气的球，在世界上我国也是第一个发明。据世界体育史记载，英国发明吹气的球是在十一世纪，较我国唐代晚了三、四百年。

球体的改进，带来了踢球方法和踢球技术的改变。汉代因为球是实心的，不能踢高，所以球门是就地建筑，所谓”穿地为鞠室”就是这个意思。唐代的球体轻了，可以踢高，球门就设在两根三丈高的竹竿上，称为”络网为门以度球”。在踢球方法上，汉代是直接对抗分队比赛，“僻脱承便，盖象兵戍”。双方队员身体接触就象打仗一样。唐代分队比赛，已不是直接对抗，而是中间隔着球门，双方各在一侧，以射门“数多者胜”。高球门的射门，从足球技术来说，是一种发展：而间接对抗，从体力训练来说，却是足球运动的一个退步。

由于球体轻了，又不用激烈的奔跑争夺，唐代开始有了女子足球，女子足球的踢法是不用球门的，以踢高、踢出花样为能事，称为白打。唐代诗人王建有一首《宫词》，是说在寒食节这一天，宜春院的伎女以踢球为乐，寒食节就是清明节，在这一天，我国古代的人们有禁烟火吃冷食的习俗，都要郊游或参加一些体育活动，以消除寒食的积滞。皇帝宫中有这样的习俗活动，民间也有。唐代诗人王维《寒食城东即事》诗中说，“蹴鞠屡过飞鸟上，秋千竞出垂杨里”。可见踢球之高。杜甫《清明》诗中也说，“十年蹴鞠将雏远，万里秋千习俗同”。也说明了踢球活动的习俗。这种习俗一直延续到南宋时期。南宋诗人陆游在《春晚感亭》诗中描写过这个情景：“寒食梁州十万家，秋千蹴鞠尚豪华。”又《感旧末章盖思有以自广》诗中有“路入梁州似掌平，秋千蹴鞠趁清明”的诗句。

唐代不仅有了女子足球，而且有的女子踢球技术还很高超。唐人康骈写的《剧谈录》中记载了一个女子踢球的故事：京兆府的小官吏王超，有一天走过长安城胜业坊北街，“时春雨初霁，有一三鬟女子，年可十六八，衣装褴楼，穿木屐于道侧槐树下：值军中少年蹴鞠，接而送之，直高数丈，于是观看渐众”。这个三鬟女子能够接住军中少年踢漏的球，而且穿着木展，一脚把 球踢了数丈高，是具有一定技术水平的。于此可见当时足球活动的普及。

(四）宋代的圆社与《蹴鞠图谱》

施耐庵的《水浒全传》中，写了一个由踢球发迹当了太尉的高俅。小说虽然在人物事迹和性格上作了夸张，但基本上是宋代的事实。北宋时确有个圆社高俅，也确是因为陪侍宋徽宗踢球而被提拔当了殿前都指挥使的大官，这事记在王明清的《挥麈后录》中。

高俅因踢球而发迹，告诉了我们这样两件事：一是宋代的皇帝和官僚贵族是喜爱踢球的，有些人本身爱踢球，有些人爱看踢球。上海博物馆藏一幅元钱选绘的《宋太祖蹴鞠图》，描绘的就是当时情景，宋代礼仪中规定，朝廷有大的喜庆宴会，都要有足球表演。在喝了第六怀酒之后，足球艺人便上场表演踢球。二是宋代社会上有了专门靠踢球技艺维持生活的足球艺人。据记载，北宋汴梁城和南宋临安城，在皇宫宴会上表演踢球的名手，就有苏述、孟宣、张俊、李正等；在市井瓦子里的踢球艺人，有黄如意、范老儿、小孙、张明、蔡润等。此外，宋代社会还有一部分人以踢球帮闲混饭吃的。刘邢在《中山诗话》中写了一个类似高俅式的人物柳三复。柳三复是个秀才，踢得一脚好气球。他的官运不亨通，几年选不上官。他知道宰相丁谓喜欢踢球，便想走这条门路获得一宫半职，但又拿不出钱财贿赂丁谓的门房求得接见。于是，他天天守候在丁谓家球场的墙外。一天，丁谓踢的球飞出了墙外，柳三复拾了球，喜滋滋地抱了送还丁谓，管门的人只好让他进去。他见了丁谓之后，把手中的球抛在空中，一面跪拜，一面用肩、背、头顶球，球一直未坠落在地。丁谓看了这种表演，不由得哈哈大笑。柳三复也就在哈哈大笑中获得了一个小小的官职。

高俅和柳三复都是踢球艺人中的幸运儿，靠皇帝和官僚的赏识，得了官职。而广大的踢球艺人却是在社会压榨和饥寒中挣扎。封建社会的士大夫阶级，对踢球艺人是看不起的，称他们为”贱人”、“寒贱之子”。虽然在喜庆宴会上、踢球艺人的表演给官僚贵族们带来欣赏技艺的欢乐，但官僚贵族并不以此为满足，还要对踢球艺人制订苛刻的罚则。罚则规定：凡是输球队的队长，要在脸上抹上白粉，并挨麻鞭子抽打。两队比赛，总是一输一赢，输者在表演了球技之后，还要受一番羞辱，这真是非人的生活。

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和发扬互助，宋代的踢球艺人组织了自己的团体，叫做“齐云社”，又称“圆社”。这是我国最早的单项运动协会。圆社的人数可能不少，许多历史文献上都有“天下称圆社”的记载。由此看来，圆社是全国性的踢球组织。

宋代由于对足球运动的重视，足球运动相当普及，有关一些著述，如《蹴鞠图谱》、《蹴鞠谱》和《事林广记·戊集》就是宋人撰写的。《蹴鞠图谱》的作者是汪云程，《事林广记》的作者是陈元靓。这三部书中都用许多专业术语，随着时代的变迁，特别是我们古代足球在清朝中叶断绝之后，这些专业木语已有许多难以辨识。但是从中我们仍然可以了解到，在宋代，足球是最受普遍欢迎的娱乐活动。“风流无过圆社”，”青春公子喜，自发土夫怜，万种风流亭，圆社总为先。”《蹴鞠谱》中的这些记载就是证明。踢球之所以成为老少欢迎的娱乐，是因为这种娱乐既使人”精神爽”、“消长日”、“度永年”；又可起到强健身体、预防疾病的作用，即”健体安身可美”，”肥风瘦痨都罢”。“得此消闲永日，运动肢节，善使血脉调和，有轻身健体之功。”此外，还可以“善诱王孙礼义加”，即培养人的道德情操。在七百年前，人们对于足球运动的娱乐、健身和培养思想情操的作用，已有如此充分的认识，这对于足球运动的开展当然会起极大的腿进作用。

宋代的足球和唐代的踢法一样，有用球门的间接比赛和不用球门的自打，但书上讲的大多都是白打踢法。所谓”脚头十万踢，解数百千般”，就是指踢球花样动作和由几个花样组成的成套动作，共有几百个之多。《水浒全传》上写高俅陪宋徽宗踢球，“使了个鸳鸯拐”。驾鸯拐就是个花样动作，是用左右外脚踝踢球。描写高俅给宋徽宗表演踢球时，“那气球似膘胶一样粘在身上”。这就是指用头、肩、背、胸、膝、腿、脚等不同的一套一套的踢技，使“球终日不坠”。由此看来，宋代的足球，由射门比准已向灵巧和控制球技术方面发展。

宋代制球工艺比唐代又有提高，球壳从八片尖皮发展为“十二片香皮砌成”。原料是“熟硝黄革，实料轻裁”。工艺是“密砌缝成，不露线角”。做成的球重量要“正重十二两”。足球规格要“碎凑十分圆”。这样做成的球当然质量是很高了。当时手工业作坊制作的球，已有四十个不同的品种，每个品种各有自己的优缺点。制球工艺的改进，促进了踢球技术的发展；而制球手工业的发展又反映了社会需要量的增加。

关于我国古代的足球，除了有许多史籍的文字记载外，在一些文物图象上也有反映。如登封县少室石阙上有踢球图，金代陶枕上有”女子踢球图”（图版3），元刻《亭林广记》上有蹴鞠图（图二），元代“足球纹铜镜”（图版4），元钱选画《宋太祖蹴鞠图》（图版5）等。这些文物图象，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我国古代足球活动开展的面貌。特别是”足球纹铜镜”图象，在研究元代足球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价值。

“足球纹铜镜”现藏湖南省博物馆。这是一件以体育活动为花纹的罕见珍品。铜镜背面浮雕的图象，是一对青年男女对面踢球，女子高譬笄发，作赐球状。男子戴幞头，着长服，半蹲膝，身稍前倾，作认真接球姿势，小球介千起落之间，球身隐约可见爪棱状痕迹，其形态十分逼真。

(五)明清足球的衰败与灭绝

我国元以前史籍上没有男女对踢足球的记载。到了元代，关汉卿等人的散曲中才记述了男女对踢足球的情景。但这种男女对踢，已不是双方寻求自身的娱乐，而是以妇女踢球作为一种伎艺供他人欣赏。萨都刺《妓女蹴鞠》散曲中说：“毕罢了歌舞花前宴，习学成齐云天下圆”。可见踢球和歌舞一样，都是宴会上的伎艺。“占场儿陪伴了英豪”的妇女，大都是”谢馆秦楼”、“鸣珂巷里”的“绝色婵娟”；”若道是成就了洞房惜王怜香愿，六片儿香皮做姻眷。”可见踢球成了妓女娱客的手段。从“足球纹铜镜”和元散曲中所反映的事实可知，元代踢球娱乐的社会性是大大缩小了，它不再是节日的活动内容，也不再是宴会上的节目，而是和放荡行为相联系的娱乐。《明史》上记载，拥兵三吴、称兵割据的吴王张士诚的弟弟张士信，“每出师，不问军事，辄携樗蒲（一种赌具）、蹴鞠，拥妇女酣宴。”可见踢球已和淫乐连在一起。所以，朱元璋称帝之后，传下圣旨，严厉禁止军人踢球。朱元璋的圣旨只能禁止军人踢球，但并不能改变足球的娱乐性质。被称为明代社会百科大全的小说《金瓶梅》中，有一段描写西门庆在丽春院看妓女李桂姐踢球的事：“西门庆正喝在热闹处，见三个圆社向前来打个半跪，西门庆平昔认的，一个唤白秃子，一个唤小张闲，一个是罗回子。因说道：‘你们且外边侍候，待俺们吃过酒踢三跑。’西门庆吃了一回酒，出来外面院子里先踢了一跑，次教桂姐上来与两个圆社踢。一个捎头，一个对障，拗踢拐打之间，无不假喝采奉承，就有些不到之处，都快取过去了，反来西门庆面前讨赏钱，说：‘桂姐行头，比旧时越发踢熟了，撇来的丢拐，教小人凑手脚不迭。再过一、二年，这院中似李桂姐这行头，就数一数二，强如两条巷董官女儿数十倍。’”上述描写，也很能表明明代踢球的娱乐性质。

宋代的足球艺人，可以在皇宫的宴会中表演，也可以在城市的瓦子里卖艺，，而明代的圆社却只能在妓院中娱客了。

明代足球的社会性，虽然逐步缩小了，但是，见于文物和史籍记载的资料，还是不少的。如明社重画的《仕女图》有蹴鞠场面（图版6），《明宣宗行乐图卷》中有观鞠场景（图版7），明王圻《三才图会》也有蹴鞠图（图三）。到了清代，在史籍上有关足球活动的记载，就寥寥无几了，象《红楼梦》这样一部封建社会的百科大全，书中只有一次提到踢球，而且也只有一句，即“可巧门上小厮，在甬路底下踢球。”只有蒲松龄所写的《聊斋志异·汪士秀》中，有较长的关于踢球活动的描写。该书中说：汪士秀是庐州人（今安徽省合肥市），父子都善于踢球。几年前，父亲在钱塘江中溺死了。汪士秀南游洞庭湖，夜伯湖畔，思念父亲之死，不能入睡。忽见湖水中出来五人，铺一张大席在水面，饮酒作乐。酒后拿出一个晶体透明的球来踢。汪士秀见那会踢球的老者象他父亲，便坐起在舟中观看。这时，恰巧那球落在他的身傍。汪士秀一时技痒，便起脚踢了回去，那老者见状惊呼道：“这是我们家传的流星拐踢法。”谁知汪士秀一脚踢的太猛，把球踢破了，霎时间湖上人球俱杳。原来那四人是鱼精。他父亲溺水被鱼精拯救留作仆役，踢的球是鱼膘做成。蒲松龄在写球被踢破下落时，用了这样一句来形容：“中有漏光，下射长虹，犹如经天之彗，直投水中，滚滚作沸泡声而灭。”如果把这一句话移来形容我国古代足球发展的过程，是再恰当不过了。我国古代的足球活动，经历了几千年，在汉、唐、宋时代，曾经象彗星一样，发出闪亮的光辉；后来，投入清代社会的水中，只留下一点泡沫，终于灭绝了。

分析一下我国古代足球的兴衰，寻找其灭绝的原因，大概育这样几条：从客观的社会条件来说，宋代理学兴起，社会上重文轻武，也轻视身体活动的娱乐。清王室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实行弱民政策，禁止人民练武和练身活动。戏曲小说的兴起，社会娱乐范围的扩大，相对地减少了踢球娱乐的兴趣。从足球运动本身的发展来说，由直接的对抗比赛改变成间接的对抗比赛，失去了练武、练身、练意志的特点，减低了足球运动的社会功能；由自身的娱乐活动转变成供他人的娱乐活动，由社会的节日娱乐转化为狎巷的宴饮娱乐，使足球运动的社会性愈走愈窄。这样，在社会客观原因的限制下，便不能不趋向灭绝。

我国古代足球在清朝中叶便灭绝了。但是，几千年足球运动的影响，在人民中间并未完全断绝。清代冰上足球的开展，是古代足球发展的一个旁系。我国北方民间还有踢石球活动。这些都可以说是我国古代足球运动的遗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