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不仅传承着中华文化，它的形体及其变化本身也是一种文化，而且还是可以映射出中华古代文化诸多信息的文化“化石”。这是由汉字形体的独特性所决定的。世界各民族的文字草创伊始，莫不以描摹实物的形体轮廓为起点，在其发展的起始阶段大都显示出一定程度同步行进的轨迹，汉字的古今嬗变也走过了一段与世界其他民族文字相同的历程。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最终结果却迥然不同，印欧文字最终都演变成拼音文字，文字形体与语词意义之间失去了直接的联系，唯有汉字在沿着特殊轨道前行发展几千年之后仍然保留了初始时期的特质，成为以形表意的独特文字。

汉字与拼音文字不同的是，它能用自己的独特的形体结构，组建特殊的话语场，其字形符号象形、直观，故而“以形表意”是其根本特征。比如汉字的“六书”，就是中华民族的先民们代代相承而构筑的一个造字系统。它以象形为基础，运用抽象的线条去描摹、比附大千世界的万事万物。这就是说，汉字能够通过特定的符号系统同外部的人与世界建立起直接的联系，其字形的造型可以同各种事物概念之间形成某种对应及类比的关系。所以，许多汉字，人们通过观察其形体结构便可直接捕捉到丰富的文化信息。若用理性分析的方法分析其字形结构，往往就能“意会”其所指，做到“识而见意”，而无须通过声音的口耳相传，去“听话听音”。汉字的字形既能直接跟人的思想情志彼此沟通、紧密相联，其中蕴藏的信息自然就丰富了。

从汉字字形所承载的古代文化信息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先民们创造文字的智慧，观察到古代中国人在生活劳作、民风习俗、思维方式、审美观念与思想情趣诸方面留下的历史印记。甲骨文以前的不去多说，就以甲骨文为例，它所展示的当时的社会画面，表现的中华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成果，就很值得后人体味。比如“仁”字，从甲骨文到小篆，其形体都作“二人”会意，表明古人心目中的“人”，不是单独孤立的存在，而是一种人与人相互交往的社会关系，无论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间，都是这种“二人”关系，独则无朋，偶则相亲，这是人与人相互交往的基本准则。“仁”字就是以“二人”相亲来规范人际关系，并纳入到中华民族传统的伦理道德体系之中。中华文化对人的基本要求是，做人的根本在于“仁”，要做到“仁”，首先就要相亲相爱。自孔子以来的历代思想家、教育家解释“仁”字，都强调“仁者爱人”，“天下归仁”，一个“仁”字也就成了统治中国人头脑数千年之久的儒学思想的核心。再如“男”字，在甲骨文和金文里，男字作，是左田右力结构。从小篆开始，男字就变成了上田下力结构。不论何种结构，“田”的外框口代表田间，内横线代表田间的东西向小路，内竖线代表田间的南北向小路。“力”是手臂的象形，表示人在出力。“田”和“力”合起来，表示田间劳作的人。在男主外、女主内的父系社会里，这在田间劳作的人自然就是主外的男子了。所以，《说文解字》说：“男，丈夫也。从田从力，言男用力于田也。”又如“妇”字，在甲骨文里，妇字作，右旁是女子的形象，左旁是扫帚的形状，合起来表示使用扫帚的女子。在女主内、男主外的社会，常常与扫帚打交道的人自然就是主内的女子了。所以，《说文解字》说：“妇，服也。从女持帚，洒扫也。”所谓“服也”，是说在男权主导的社会与家庭中，女子在总体上须服从于男子。

人类社会的演进，大多是由渔猎到畜牧,再由畜牧到农耕。这些先民们生产与生活的情状，在甲骨文中也得到了生动的体现。比如“渔”，甲骨文从鱼、从手、从线，意为用鱼杆钩鱼。“逐”，甲骨文从鹿、从足，意为追逐野兽。“摧”，像人手持木棒击鸟。这些文字反映了先民们在渔猎经济时代的生产、生存方式。“采”，甲骨文像以手摘野果之形，反映了先民以草木的果实根茎作为食物的原始生活。“牧”，甲骨文像手持皮鞭放牧牛羊之形。“牢”，像把牛圈养在栅栏中。“家”，则是把猪豢养在猪圈内。“豢”，像用手喂猪。长期的狩猎生活，使人们逐步熟悉了动物的性情，了解到哪些动物适于豢养,于是人类逐渐过渡到畜牧经济时代。“垦”，甲骨文像用双手把盛在器具中的土倒在地上，表现了先民垦田运土的劳动场景。“畴”，像人手持木棒打碎田里翻起来的土块。“耒”，像耕田用的曲木工具。“种”，甲骨文像人在精心地栽种禾苗。“禾”，甲骨文像顶着长穗的谷子之形。“稷”，像黍子成熟，沉甸甸的谷穗低垂之状。“利”，则像以刀收割禾谷之类的作物。这些文字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农业的耕作已经相当精细。所以，只要我们从汉字的形体结构入手去分析每个汉字，从形义结合的角度去理解每个汉字，就会在人们面前呈现出一幅幅生动形象的人文景观，领悟到每个汉字所蕴含的文化奥秘。

总之，汉字不同于拼音文字，它不单单是一种语言视觉符号，而且是一种非常神奇的文化现象。它是凸显我们中华民族具有高度智慧的一个杰作，是我们中国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文化宝藏。进一步地开发汉字、研究汉字，把它奉献给全人类，是当代中国人的神圣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