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凤云与《野天鹅》中的艾丽沙

“刻木为偶以作戏”，木偶伴着他们从青春走到年迈：五十年代去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巡访演出，是从北京坐一个星期的火车到莫斯科，回来也没有三大件；六十年代初，成年人在长安剧院排长队购票看他们的木偶戏，人们记住了《草原红花》中的玉荣，《小铃铛》中的小铃铛，但人们至今不知道木偶戏的幕后操纵者是谁。一场木偶戏的演出时间是1小时零15分钟，一个木偶重的要4公斤以上，他们高擎着木偶手舞足蹈一个小时，在“半真半假”间，挥洒的是心血和汗水。

这对神采奕奕的这对老夫妇，在艺术的追求道路上，携手走过了半个世纪的风雨人生路。他们的木偶戏，影响了几代人。木偶戏是由人来操纵的，真正的演员是那些不露面的幕后操纵人。他们运用巧妙的技艺，操纵着木偶在舞台上塑造出许许多多性格鲜明的人物。半个世纪以前，关维吉、龙凤云这对东北锦州的青年男女，不约而同将演木偶戏作为自己的职业1950年，同为辽西文工团的木偶剧队演员的关维吉、龙凤云正值青春年少。关维吉21岁，他是从延安鲁艺转到辽西文工团木偶剧队工作的；龙凤云呢，只是一个17岁的小姑娘，刚刚从锦州市文艺干校毕业。关维吉讲：“其实我们两家住的不远，只有45公里的距离，但此前我们彼此不认识，是共同的事业让我们走到了一起。”

当时，关维吉、龙凤云经常为部队战士演出新木偶戏，像提线木偶的《嫦娥奔月》、《仨小兔》、杖头木偶的《秧歌舞》等。1952年冬季，在周总理的过问下，这个辽西文工团的木偶剧队全体演员进京，正式并入中央文化部所属的中国木偶艺术剧院，成为当时国内惟一的国营木偶剧院。他们参考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木偶戏先进经验，吸收我国固有的民间木偶戏技术的精华，编排了许多好戏。关维吉、龙凤云参与演出了《猪八戒背媳妇》、《两兄弟》、《石龙子》、《狼姥姥》、《鸭司令》等。其中《猪八戒背媳妇》为整理民间木偶戏最有成绩的一个剧目，曾以这个剧目招待了越南胡志明主席，毛主席也看过这个戏。1955年6月，关维吉随中国木偶艺术剧院演出团出国至苏联、捷克斯洛伐克访问演出，龙凤云则去南斯拉夫演出木偶戏。中国的木偶戏从此走向世界。

“我们那会儿出国，也没有什么三大件，临出国，国家给每个演员做一身中山装和一身西服，发条领带。”关维吉说到这儿不住地笑了起来。近半个世纪以来，他们曾把剧目送到山区的小学校，也把山区的孩子接到剧场观看演出。他们搞了无数场以培训儿童表演、制作为主的普及木偶艺术的培训。为普及木偶知识，他们跑遍了北京的幼儿园、小学，手把手教老师演木偶。他们还为印尼木偶艺术剧院培养了许多学生。“50年来，我在木偶剧中演出了200多个角色。《大闹天宫》、《高大的伊万》、《宝船》、《小鸭》、《草原红花》……我表演的《小放牛》，毛泽东、周恩来都曾观看过。”关维吉老先生提起自己的当年很自豪。至今让关维吉和龙凤云夫妇难忘的是，六十年代初，在西单的长安剧院，人们排队购买木偶戏的票，很多都是搞对象的成年人，队伍一直往西排到电报大楼。当时的木偶戏票价是1元钱。几百双稚气的眼睛，集中在小小的舞台上，小观众无不凝神屏息关注着剧情的发展和每一个人物的命运。关维吉、龙凤云夫妇将木偶演活了，一种丰富多彩且优秀的戏剧遗产在他们的手中得到发扬光大。

关维吉和龙凤云夫妇耍的是杖头木偶。杖头木偶宽衣大袖，用于表演的手棒藏在木偶衣服内，使观众看不出木偶会动的技巧。杖头木偶，是用三根棒来操纵的，装头颈的一根是主棒，要用较粗的木棍，这根棒是用右手托住的，装木偶双手的两根可用较细的竹棍，这两根棍是由左手托住的。操纵的人站在屏幕里，屏幕要比表演者稍高一些。表演者的右手高擎木偶，仰视，双目注视着木偶的身段和动作。表演者的身部和双足，要和舞台上的木偶一样地动作：跑跳、跪拜、坐下、圆场跳踢、架子，这样才能使高擎着的木偶随着真人的动态，做出各种身段和台步来，一场戏下来，准出一身汗。

人物在发怒时，往往怒目吹须，操纵者用嘴向上面木偶的口须吹气，使木偶的口须飘拂；英雄在英勇就义时，摇头散发，操纵者要将木偶棒斜着不住地摇转，使得冠帽落地露出头发，不住地摇动，头发就散开了。操纵数斤重的杖头木偶先要锻炼双手高擎的腕力，能够久举而不觉手臂酸痛。木偶操纵要保持一定的高度，必须做到上场是多高，下场时也要保持多高。演员没有一定的功底，根本完不成整场戏的演出。

“刻木为偶以偶作戏”，“半真半假”、“以假伴真”，这是木偶戏的基本要求，要把木偶这个无生命的人形，变成一个栩栩如生、有血有肉的演员，让其生活在舞台上的规定情景之中，用动作、姿势体现人物的思想感情，必须有一种原动力来赋予木偶以生命。关维吉演出的木偶戏《鸭司令》里有一个叫“三寸丁”的角色，是长着一张长脸的反面角色，一个游手好闲的人。在戏中，“三寸丁”有一个抽烟的小镜头，是由四个人来完成的。“我操纵木偶，第二个人待木偶右手放下时，趁机给木偶右手食指和无名指间夹上香烟，我再将木偶拿烟的右手举到‘他’嘴旁，第三个人迅速将打火机放到木偶左手上，我再将木偶的左手举起来点烟。木偶膀子内有一个塑料管，一头连在木偶嘴中，一头拿在第四个人手里，看这边木偶点烟且吸了一口右手放下时，第四个人就立刻将一口烟吹入塑料管，木偶的嘴里吐出了烟圈，这样，‘三寸丁’的吸烟动作就完成了。而我们这四个大活人，为了这短短的两分钟戏，出了一身的汗。”如今，跟笔者说起自己演“三寸丁”的细节，关维吉老先生还是一脑门子汗，太累了。

木偶戏《鸭司令》在国外演出时，许多外国观众感到不可思议，不明白木偶“三寸丁’为何能抽烟。一次演出结束时，“三寸丁”使用的打火机竟然被一个好奇的外国观众偷偷拿走了。他们演出的上百个剧目，其中像《大闹天宫》、《野天鹅》等几十个优秀保留节目，反复在中央和地方电视台的少儿节目中播出，木偶的形象留在了人们的记忆里，但夫妇俩没有因为木偶戏中的角色家喻户晓而风光，在北京，依旧过着简朴的生活现在的许多人，都知道电影《小铃铛》，但几乎没有人知道电影中的木偶小铃铛是关维吉老先生操纵的。1963年9月，北京电影制片厂汪洋厂长找到谢添，让他导演一部电影。谢添想拍一个木偶戏。他找到了中国木偶艺术剧院，决定让34岁的关维吉操纵木偶“小铃铛”。在两个月的拍摄时间里，关维吉可受了罪。拍“小铃铛”参观北京展览馆一幕时，离地两尺铺了一层地板，关维吉藏在地板下，用手操纵“小铃铛”，地板上是小演员领着“小铃铛”在悠闲地步行。“《小铃铛》后来获了奖，在人民大会堂的颁奖晚会上，我坐在观众席上，谢添、摄影及小演员等都上台领奖了，但没有人提到我。小铃铛的塑造也有我的心血呀！但没有人关注一个木偶操纵者。拍《小铃铛》时，我比哪个演员都累，木偶一个动作要拍摄好几遍，导演谢添不喊停就得演下去。演员没有报酬，北京电影制片厂只是给了中国木偶艺术剧院900元钱。有时忙得太晚了，比如拍摄超过夜里12点，剧组给每个演员发1元钱补助。哥儿几个忙活一天，上街用补助的钱吃一个火烧，来一碗热馄饨，特高兴。”谈到动情处，关维吉、龙凤云夫妇俩很激动，他们说，虽然很早就从事木偶艺术，但生活没有因此得到改善，经济一直不宽裕，八十年代还与别人家合住一套二居室。地方小，别人家来了客人，全家就得让出房子出去找地儿吃饭。

关维吉的左眼在演出时失明。1952年年初，关维吉还是一个没有结婚的年轻小伙子，他所在的辽西文工团木偶剧队在东北四平市慰问苏联军队。演出现场很寒冷，关维吉能听到台下军人们不停地在咳嗽。聚精会神演出的关维吉没有留意幕布上有一根铁丝，铁丝深深扎在关维吉左眼的眼白和眼黑之间，立时鲜血淋漓。当时台下有一位日本医生也在观看木偶戏。看到眼前的一切，他迅速跑到舞台上，对关维吉的同事讲，快送医院，三天不发炎，就能保住眼睛，发炎就得摘除眼球。虽然后来关维吉的左眼保住了，但从此什么也看不见了。眼睛失明以后可别扭了，就拿和妻子出外买东西来说吧，总踩别人脚，老得道对不起。关维吉、龙凤云夫妇的儿子、儿媳妇也在中国木偶艺术剧院做木偶演员，他们的生活条件就好多了，每演出一场给50元报酬。木偶戏《美人鱼》的制作投资就是100万元，演出100场，还有百场奖。小两口经常去日本、韩国和印度演出木偶戏。但关维吉老先生认为，现在，可能不会再有像他们这样一辈子都耍木偶的人了，年轻人会比较，认为付出体力太大，回报小，不如唱一首歌来钱快。

（摘自1999年9月10日《北京日报》作者：高艳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