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１６年，袁世凯８３天的洪宪皇朝终于宣告夭折，他的帝制美梦化为泡影。他在四面楚歌声中一命呜呼，结束了丑恶的一生。当时报纸上刊载了不少嘲骂袁世凯死有余辜的对联；其中有两副以数字见长，对仗工整，颇为深刻。

起病六君子；

送命二陈汤。

鹿逐中原，浩劫遍及廿二省；

龙飞何处，伤心惟有十三人。

六君子，指当时为袁世凯称帝大造舆论，效犬马之劳，而美其名曰为筹一国之治安，所成立的团体命名为“筹安会”。理事长：杨度；副理事长：孙毓筠；理事：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当报纸上公布筹安会成立消息并成员名单后，人们将其称为“筹安会六君子”。二陈汤：是指陈树藩、陈宦、汤芗铭。陈宦，时为四川督军；陈树藩时任陕南镇守使；汤芗铭时为湖南都督。“六君子”和“二陈汤”本都是中药名，此处用于联中，既是巧合，又语带双关。对仗甚为工巧，恰到好处而又含蓄诙谐幽默，讽刺深刻，寓意奇特。“二陈汤”中尤以陈宦当时积极劝袁世凯当皇帝最为积极。也因此袁世凯认为陈宦最为可靠，把他派往四川，实际上是西南的封疆大臣，是各省将军中深得老袁信任的。可是，当蔡锷在云南举起讨袁义旗后，“二陈汤”相继接二连三地打“万急”、“万万急”的告急电，最后是相继发表宣布“独立”的文电。就是这个被称为老袁的“军事智囊”的陈宦，还特别声明“与袁氏个人断绝关系”。袁世凯接到此电，读着读着，如五雷轰顶，脑子里嗡地一下，一阵眩晕而茶杯掉地粉碎，人也一下从座椅上滑跌到地上，从此卧床，一病不起，在四面楚歌声中而一命呜呼了。据说，袁临死时，最后一句话是：“他害了我！”有人说这个“他”是指杨度，有人说是指陈宦，也有人说是指老袁的长子克定。看来，以杨度为其吹喇叭，是起病之源，而陈宦等的“独立”通电，是送老表命的根本。因为“二陈汤”都是袁派到各地去镇压革命势力的枪杆子，是他“皇帝梦”的护身“宝玉”。所以，袁之死“六君子”鼓吹帝制是起病之因，而“二陈汤”的通电“独立”；使其失去了护身符，“通灵宝玉”而送了卿卿性命是果。

袁世凯的称帝活动，影响遍及２２个省区，而袁死皇帝梦破灭后，段琪端政府下令通缉惩办帝制祸首１３人。这１３人是指“筹安会六君子”再加上被时人称作“七凶”的朱启铃、段芝贵、周自齐、梁士诒、张镇芳、雷震春、袁乃宽。这１３人中早有人改换门庭，投向了段政府，成为新贵；还有像袁乃宽是为老袁掌管家产的，袁一死，他捞了个饱，有何伤心呢？只有杨度真伤心，是袁大头玷污了他数年来为之奋斗的君主立宪思想。最后段内阁通缉的１３人中，段芝贵有人力保，严复、刘师培有人为之开脱；又有人认为李燮和、胡瑛是老同盟会会员，应该照顾，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未列入祸首，却还要为雷震春和张镇芳求情，这样“走后门”的结果，这１３人只剩下５人。到了１９１６年７月１４日，新任总统黎元洪发表的文告中，着令拿交法庭严行惩办的祸首却成了：杨度、孙毓筠、顾鳌梁士诒、夏寿田、朱启铃、周自齐、薛大可。为何突然添上了顾鳌、薛大可和夏寿田三人呢？有人认为大概段内阁觉得人数太少，搪塞不过去，就添上这三只替罪羊，内中的夏寿田，只是袁世凯的机要秘书，是老袁跟前跑腿的。但他与杨度既是小同乡又是同学，政见不一，却私交甚笃。顾鳌不过是约法议员、政事堂参议。薛大可只是个报人《亚细亚报》，写过两篇署名“臣记者”的帝制报道罢了。除了杨度之外，这三个人真可谓也是最“伤心”的了。他们只好逃到天津租界躲起来。

到了１９１８年３月，由曹锟出面呈请北洋政府，以“时事多艰，人才难得”为理由，请赦免帝制罪犯，北洋政府发布赦令，对帝制罪犯一律予以特赦，这场闹剧才总算收场了。以君宪救国为己任的杨度，这才深深地透了一口气，与夏寿田结伴，由天津跑到上海去了。从以上对两副对联有关史实的钩沉辨析，我们可以看到，从袁世凯到北洋军阀，真都不是“东西”。（作者：陈佩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