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中有一句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和战争才是国家的大事，祭祀为文事，礼乐之节，仪式制度，尽在于此。战争为武事，保家卫国，捍疆拓土，都离不开武力。因此，西周在教育上非常重视这一点。这便体现在“六艺”的“射”和“御”上。那个时候还有个习俗，就是生男孩儿便要在门口左边挂一张弓，三天后就要背着婴儿举行射的仪式。由此可见，射的重要性。当时还规定若有人不会射箭，便不能安排男子之职。

虽然“六艺”之中，“礼”、“乐”的内容很多，但当时负责礼乐教育的太学在制度上与军事则有密切而直接的联系，这从人事制度上就可以看出来。太学学员被称为国子，在学习期间由专门负责军事的大司马负责的，即由大司马的属下“诸子”（专门执掌大学中与军事相关事务的人员。）进行统领。他们在学期间所应遵循的法规以及赏罚的方式，都是由诸子制定和管理的。一旦国家有战事，国子便要立刻御车戴甲，组成部队，集结完毕后，这个部队由大司马交给太子掌管。有时候举行重要的盟会，警卫部队要护送国君出境，这时诸子也将国子组成部队，也交给主持政事的太子，负责王宫的安全。而且在重大的军事活动之前，按照制度规定，要在大学商议作战策略，即所谓的“受成”，战事取得胜利后，又要在大学举行释奠之礼，并行献俘之礼。由此也可见，太学作为一个机构，它所负担的不仅仅负有教育之职责，它还是军事基地，是国家的智囊，它的功能是综合的。其实前面我们在介绍“礼”、“乐”尤其是乐舞的时候，就可以看出，即使是在乐舞这样的活动中，尤其是大武中的武舞，也含有检阅武力，或者训练战场格斗技术的意思，文事中蕴含着武的品性，因而礼不单纯是文事。不过话又说回来，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些活动量似乎已经不能达到战斗中所要求的强度了。另外，后来儒家强调礼在社会精神架构上的作用，所以这些仪式中武力因素又被大大的弱化了，直到礼学出现，那就可能完全变成为文事了。（李俊编撰? 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