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规范化的音乐在西周时期一般是国家用的“庙乐”，这些音乐在祭祀和重要宴会中演奏。在《诗经》中我们还可以看着这些音乐的歌辞，它们主要保存在“小雅”、“大雅”和“颂”中。（“颂”包括“周颂”，是周朝的庙乐；“商颂”，是商王朝的庙乐；“鲁颂”，是特赐鲁国的庙乐。）因此，我们也可以称之为“雅乐”。与“雅乐”相对的就是“俗乐”。在卫道者的眼里，“俗乐”就是郑卫之音，或者说桑间濮上之乐，说白了就是听了使人思淫欲的音乐。孔子就是这样的一个卫道士，所以他非常痛恨郑卫之音，所以在他删定的“诗三百”的时候，估计就把这些特别不好的“诗”除名了。

也许，您已经注意到了，在上面这段文字中，我不断在说跟《诗经》相关的内容。今天，我们把《诗经》看作是一部上古的诗歌总集，它收集了不少民间的诗歌和一些“庙乐歌辞”，其中很多诗作的作者都不可知晓了。我们今天的诗歌跟音乐似乎没有多大关系，可是在西周时期情况不是这样的，那个时候正是“诗”、“乐”、“舞”三位一体的时代，正所谓“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三者是同时进行的。因此，音乐的修养也是舞蹈和诗歌修养。

也许史籍所载，对贵族舞蹈方面的素质要求不是很明显，但对诗歌的要求则是显而易见的。这种修养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特殊的素质，即孔子教育他儿子孔鲤时说的，“不学诗，何以言”。这里的“言”是有特定内涵的，即在外交盟会中的交际之语言涵养。那个时候卿大夫盟会都有赋诗言志的习惯，就像现在人引经据典表达意思一样。不同的是那个时代引经据典是相当规范且有特定的范围，这个范围就是“诗三百”。这一点在著名的《左传》中尚有很多实例，大家翻一翻就可知道了。

史籍对舞之素质的记载虽然不多，但并不意味着这一点可以忽视。根据《周礼》、《礼记》等书记载，我们可知周代的舞从规模上讲，分为大舞和小舞。大舞包括云门之舞、大卷之舞（黄帝乐）、大咸之舞（尧乐）、大磬之舞（舜乐）、大夏之舞（禹乐）、大濩之舞（汤乐）、大武之舞（武王乐）等六代乐舞，也称为“六乐”。从上面的排列来看，它们似乎是按照时间次序一脉相传的，但却未必可靠，大概是后人规范后提出的。除了大武有迹可考外，其他所谓的六代乐舞是谁作的，谁也不知道，即使在当是也是相当渺茫的，属于传闻之间。大舞从总体上来说，规模比较大，甚至带有阅兵的味道。

规模小的叫小舞，也有六种，是根据手上所拿舞具的不同加以区别的，它们用在不同的场合。例如有两种帗舞、羽舞，这两种都是在祭祀的时候跳的，并且都是拿着羽毛，不同的是前者拿的多些，后者拿的少些。另外，祈雨的时候有皇舞，在辟雍或燕乐中可以跳旄舞，祭祀山川的时候跳干舞，祭祀星辰的时候跳人舞。可见虽然说那个时候制定了礼仪来区别等级，但重要的祭祀活动中，有些习俗仍然带有原始的遗存，并不是地位高的人只看演出而已。这与娱乐实有不同。

根据性质分则有文舞和武舞之别。手里边拿着乐器或者鸟的羽毛的舞是文舞，手里若拿着战场上或刑场上用的武器如盾牌、斧钺之类的叫做武舞。前面所说的大舞中，“云门”、“大夏”就属于文舞，另外还有“大章”、“大韶”也是这一类的。而“大濩”、“大武”属于武舞。这些舞用于不同的场合。其中“大武”是周代的国乐，实际上是以周武王灭商为题材的大型舞。可是这种大舞后来也慢慢退化消失了。大舞是国家正典，规模宏大，估计没有哪个诸侯能办得起，但对于日常娱目，诸侯则是时常僭越不讳的，尤其是到了春秋晚期，卿大夫家也僭越享受天子级别的舞蹈。这里我们首先不能忽视，西周社会是以礼立国的，“礼”就是要规定级别差异，自天子至于庶民，大到军队、领土，小到车马、丧葬，级别都是递减而下的。音乐也不例外。例如就舞的规模来说，那个时候天子的级别是“八佾”，就是有八个队列，行列是正方形，行数也就是每行的人数，所以“八佾“就是六十四人。诸侯“六佾”，然后是卿大夫“四佾”，依次递减下去。后来鲁国有个大夫叫季孙氏在自己家享受“八佾”，孔子听了就很气愤，说“是可忍，孰不可忍”？（“这个都能忍受，还有什么不能忍的？”）

下面我们再说另外一件事。既然周朝对音乐这么看重，那么它们的音乐都是从哪儿来的？其实这个问题不是几句话能说清楚的。一方面有些是由传统继承下来的，像祭祀之乐；另一方面则是由国家组织创作的，像上文所举的大舞“大武”。还有一些则是直接得自民间，即通过“采风”得来。（李俊编撰? 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