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都知道造纸术、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是中国的四大发明。意大利数学家杰罗姆·卡丹（Candan Jerome，1501-1576）于1550年最早提出磁罗盘、印刷术和火药是中国的三大发明，并认为它们是“整个古代没有能与之相匹敌的发明”。在此之后，简·博定（Jean Bodin）重申了同样的论断。

1620年，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在《新工具》一书中进一步指出：“我们应该注意各种发明的威力、效能和后果。最显著的例子便是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这三种发明曾改变了整个世界事物的面貌和状态，第一种在学术上，第二种在军事上，第三种在航海上，由此又产生了无数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如此之大，以致没有一个帝国、没有一个教派、没有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能比这三种机械发明在人类的事业中产生更大的力量和影响。”

1585年首次出版、1638年完成的约翰内斯·施特拉丹乌斯（Johannes Stradanus）《新著》一书于封内刊出的图，依次排列了9项重大的发现和发明，即：美洲大陆的发现、磁罗盘、火器、印刷机、机械钟、愈疮木、蒸馏技术、丝和马镫，中国的三大发明均位居前列。

马克思在《机械、自然力和科学的运用》中指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土阶级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说来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强大杠杆。”

纸是印刷的载体，两者的关系极为密切。据此，把“三大发明”扩称为“四大发明”乃是顺理成章之事。我国至迟在上世纪20年代即有“中国四大发明”的提法；及至四五十年代，这一提法已被广为认可。李约瑟在1946年10月于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次演讲中说：“中国人最伟大的三项发明无疑是造纸及印刷术、磁罗盘和黑火药。”李氏在这里虽沿用了前人三大发明之说，但加上了造纸术，实际说的是四大发明。他也认为：“如果没有火药、纸、印刷术和磁针，欧洲封建主义的消失就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

由上可知，中国三大发明的提法最初是源自西方，那是一些学者就这几项发明对人类文明特别是近代西方文明的影响所作的评价。这种提法既有经典的意义，同时也有其特定的背景和涵义。如果不明其来由，误以为这四大发明就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排序也最靠前的发明，那是未必妥当的。多年来，常有人提出这个那个的“中国第五大发明”即由此而来。近百年来特别是半个多世纪以来，经中外学者的共同努力，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基于这样的学术积累，从中国历史发展的全过程来检点其重大发明及其对中国和世界文明的影响应能生发新意，也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那么，中国在历史上究竟有多少项大发明，怎样的发明才称得上是大发明呢？

这里涉及到对发明，特别是大发明的评价标准问题。发明乃物质与非物质人工自然之始创。发明有大小、轻重之别。究竟怎样的发明才称得上是大发明呢？作者认为，至少得从以下3个方面来衡量：原创性，发明创造贵在原创，不具备这一条是称不上大发明的；重要性，有各种各样的小发明、中发明和大发明，其重要性须由其在文明史、科技史上所占地位亦即份量来衡量；功效，这一发明对社会发展、文明进程所起推动作用，在各个地区所产生的实际效用与影响等等。

为对发明作科学的界定，以下4条限定也是有必要的：科学发现和纯学术研究成果与发明有别，不宜归入发明之列；工程建设须应用已有发明创造成果或因自身需要而有所发明创造，但工程本身并不属于发明的范畴；有些重大发明如钻木取火，属人类早期文明所共有，以不归入某一地区或国家的大发明之列为宜；存在重大争议的发明宜进一步研究后再作决定。（知识产权报 华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