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探起“党”字的本意和来历，“党”字在古代是一个贬义词，指由私人利害关系结成的集团，由此衍生出偏袒之意如党同伐异和亲族如父党、妻党之意。党的繁体由“尚”和“黑”组成，说明不是光明正大的。“党人”是“小人”的同义词。中国古人把“人”分为两类：君子和小人。关于君子和小人的问题，孔子、孟子、朱子等历代“子”辈高人，都有极为精辟的论述，大文豪欧阳修还有一篇脍炙人口的《党朋论》，故在此对君子和小人就不多罗嗦，只简明介绍一下君子、小人与“党”的关系。 古人云：“君子重义，小人重利”，有共同利益的小人们，在利益的驱使下组成一个集团，这样的集团就被称为“党”。现代汉语中还残留了一些含有“党”字古意的词语，比如“死党”、“恶党”、“结党营私”等。因为商人是重利的，违背了“君子重义”原则，所以在古代中国，商人历来都被认为是小人，经商牟利也被认为是小人行为。古人以为当官者必须具有君子风范，商人属于小人类，因此没有政治地位，在朝廷中得不到重用，绝少能当大官。中国历史上曾有多次“党人”事件。汉桓帝时期宦官专权，士大夫官僚遭排挤不得志，只好聚在一起发牢骚骂时政，当时称之为“清议”。宦官本没有什么社会地位，成为暴发户后，对那些平时看不起他们，甚至把他们蔑称为“刑余之人”的士大夫深恶痛绝。宦官向汉桓帝告发士大夫们沆瀣结党，诽谤朝廷，向全国通令逮捕“党人”，前后共有数千党人被捕。汉桓帝下诏将这些“党人”革官归里，禁锢终身，不得再做官。连党人的门生、故人、父子兄弟及五等以内亲属，也遭禁锢不得做官。这就是所谓的“党锢”事件。 宋徽宗时，贪官蔡京勾结宦官独专朝政。蔡京给反对他的司马光、苏轼等三百零九人扣上“元祐奸党”的帽子，在德殿门外树立“党人碑”，上面刻写三百零九个党人恶名，昭示全国。被刻入党人碑的官员，重者关押，轻者贬放远地，非经特许，不得内徒。党人的亲朋子弟也受到种种政治迫害。 明神宗时宦官魏忠贤专权，士大夫官僚又遭排挤，他们不免又聚在一起“清议”，讽议朝政，评人论物。魏忠贤给聚集在无锡东林书院周围的失意旧官僚文人，扣上“东林党”的帽子，搜捕治罪。东林党的著名人物均被迫害致死，其它东林党人也被列榜，布告全国。每榜少则百人，多至五百余人，凡列入党人名榜者，生者削籍，死者追夺名誉。上面“党人”、“元祐党”、“东林党”中的“党”均是贬义词。中国古代把重利轻义的小人集团称为“党”，所以古代的民间团社没有自己把自己称为“党”的。古时大一些的团体称“会”，小一些的团体称“社”，比如同乡会、哥老会、会馆、诗社、画社等，现代汉语也还有一些词沿用“会”和“社”的古意，比如学会，出版社，通讯社。 古来中国一直崇尚君子不结党。《论语》说：“君子不党”；《墨子》说“不偏不党”；《书经》说：“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反无则，王道正直”。朱子把诸葛亮、杜甫、颜真卿、韩愈、范仲淹五人评为君子的典范，赞他们：“光明正大，踈畅洞达，磊磊落落”。后来皇帝在大殿里也挂上“正大光明”的匾额，意在声明本帝志在君子，不近小人。中国古代为什么赞赏“君子不党”呢？因为一个人一旦加入一个集团，就不得不考虑到集团的利益。一些自己本来不赞成的事，为了维护集团的声誉利益，只好装聋作哑，甚至说违心话，做违心事。所以一个人一旦加入了党派，他就很难做到真正的独立与正直，这自然被崇尚独立正直的君子所不齿，因此中国古时的君子总是孤家寡人。然而中国的“君子不党”传统，也有一个很大的弊病，就是孤立的个人君子，往往敌不过小人的党派组织。中国历史上小人掌权的时间远多于君子掌权的时间，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小人结党，君子不结党，很容易被小人党派各个击破。西方传统则是君子小人都结党，再加上选举，小人得志就不那么容易。 展开现在的各种媒体以及人们的日常口语中，党员、党委、党风、党报、党组织、党纪国法等等都是常用语。“党”在中国现代的文化圈里，无疑是一个褒义词。那么“党”字是什么时候由一个贬义词变成褒义词的呢？这还要从辛亥革命说起。最早的革命组织叫做“同盟会”、“兴华会”等，没有自称为“党”的组织。日本明治维新后，一切向西洋学习，但那时大部分日本人不通洋文，必须把洋书翻译成日本人能看懂的汉文。最让翻译头痛的是洋书中一些汉文里没有的固有名词，比如“citizen”，“parliament”，“party”，只好凭自己的体会创制新词。日人翻译本来不甚精通汉文，不知怎么就把“party”翻成了“党”，于是日本出现了“自由党”、“立宪党”等政治团体。当时清政府的驻日使馆参赞黄遵宪，还曾经撰文嘲笑日本竟然出现了自称为“党”的组织。不过黄遵宪的笑声未落，中国也出现自称为“党”的政治组织。辛亥革命的革命家都是日本出身，日人用什么词，他们就用什么词。革命家不仅把“总统”、“总理”、“书记”、“干部”等官名照搬进中国，还把“党”也带进了中国。按照中国传统称法，“党”是贬义词，可是革命党人救国心切，也顾不得日人翻译的汉文是否确切合适，一味囫囵吞枣生搬照套，于是中国就有了共产党、国民党等新词。 现在中国人似乎已完全接受日人对“党”字的理解，忘记了中国古代“党”字的旧意。现在我们说的“党员”“党人”，已与古代的“党人”有完全相反的含义，这当然也可以理解为语言的发展进程。象“同盟会”“九三学社”之类的称呼，感觉上就要好一些。现在又有一种新趋势，就是把古代旧意中的“党”改称为“帮”。中国古代“帮”是暴力团伙的代称，与小人集团“党”的含义有很大不同。可是人们往往顾不得这些词语规范，在必要时把“党派”改为“帮派”；把“结党营私”改为“结帮营私”；把应称为“四人党”的称为“四人帮”。中国的政治旧传统根深蒂固，那些自以为是君子的人往往不合群，自傲不凡，孤芳自赏，做事不与别人“同流合污”。中国的君子们历来推崇隐士，推崇谦让，不像西方的政客那样赤裸裸地竞争选票、争夺政权。中国君子的“不结党”原则和“谦让不争”风尚，自然让那些结党又不谦让的小人处处占便宜，君子和小人斗，基本上都是君子输。这可以说是我们文化传统背景需要改造的一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