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对号的认识，最初往往来自《水浒传》之类描写江湖人士的文学作品

中国人除了姓、名、表字等有尊长决定的称呼之外，还有别号这种特殊的称呼。

号也叫别称、别字、别号。《周礼·春官·大祝》：“号为尊其名更美称焉”。名、字是由尊长代取，而号则不同，号初为自取，称自号；后来，才有别人送上的称号，称尊号、雅号等。它是人名字以外另起的称号，往往有艺术色彩。名人雅士自己起的号，谓“雅号”。号，通常是一人一号，多则称为别号，但也不尽然；号一般用两字，别号则多用三字以上，但因别号与号有时难作区别，所以三字以上的号看起来也不少。

据吴莱《三坟辨》及《韩诗外传》等古书载，别号起于上古，但清代学者赵翼认为这很可能出于后人臆撰。由信史来看，范蠡即使不是第一个自取别号者，起码也属“第一批”之列。如《史记索隐》谓甘茂居渭南阴乡樗里，故号“樗里子”，又战国著名策士苏秦、张仪，皆师“鬼谷子”，秦汉间有“江上丈人”、“河上公”之类，大抵可以说明源起的时间，约在春秋战国时代。而所以要在姓名之外另取代称的用意，似乎也已经为取号者多隐逸者流的身份给解释了——正是为了把自己的真名实姓隐藏起来。

这种因不求闻达才取别号的惯例，由秦汉而迄魏晋，承袭了700多年。汉高祖刘邦敦聘不至的所谓“商山四皓”如“绮里季”、“角里先生”等，都是以号代名，至今莫知其姓氏；晋人陶潜高唱“归去来兮”后，遂号“五柳先生”：南朝梁陶弘景躲在山中操纵政局，自号“华阳隐君”，与人书札往来即以“隐君”自署，惟恐暴露身份。但入唐之后，风气有了变化，许多文人都别署一号以标高致，如贺知章“四明狂客”，张志和号“烟波钓叟”，陆龟蒙号“江湖散人”，等等。不过总体来看，取号者的身份，大致也还是枕石漱泉隐居不仕，或辞官归田终老江湖的范围内。

从宋朝开始，自取别号成了社会时髦，其时佛道并行，别号中有“居士”、“道人”特多的倾向，故亦名道号。取号者非但不止畸人逸士、好奇吊诡辈，也不仅是士夫缙绅皆有一号或几号，甚至贩夫牙侩，亦皆有号。

从自讳姓名而取号，到借号自标而别署，号的用处，最终集中为风雅的标记。

别号是使用者本人拟制的，不像姓名那样要受到家族、行辈的限制，也不像表字亦多由家长所起或受其影响，所以它能比较自由地抒发或寄托取号者本人的一时情感，乃至终生志趣。比如南宋爱国诗人陆游忧时有泪，报国无门，思想上苦闷，行为上不免乖张，被人讥为不守礼法的放纵者，他就索性自号“放翁”，来表示对权贵和礼法的蔑视。此外，别号又不像姓名表字，一旦登记在户籍(人仕者还得登记在履历中)上后，不能轻易改动，而是随时发明，随时使用，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因此很多人往往不止一个别号，人们也有可能通过某些人一生别号的更改，窥测其思想情趣在各个时间阶段上的变化。

比如南宋末年的民族英雄文天祥，便是一例：参加科举考试时，他的别号叫“履善”，其义不外景仰先贤，学做好人好事。及殿试时，被理宗皇帝夸了一句“此天之祥，乃宋之瑞也!”别号乃改成“宋瑞”。惟宋季国家无瑞可言，文天祥本人更不得志，景定五年(1264)知瑞州时，为一件用何等仪制替早已改嫁的祖母服丧之事，被人诽谤，差点儿丢官。一怒之下，便有绝意仕途息影林泉的念头，遂建“野人庐”而自号“野人”。此后又在故乡文山盖成山庄，再改号“文山”，当真过起弃官归隐的日子来了。两年多后，山河板荡，文山隐居的清兴已经不起元朝南侵的风暴袭击，于是又应召出山，为国效力，直到抗元失败被俘。此时，他又有“浮休道人”、“三了道人”等别号，以示视死如归的人生态度，并吟出了传诵千古的《正气歌》。

号的使用，在别人是尊称，如杜甫号“少陵野老”，黄庭坚号“山谷道人”，人呼杜少陵、黄山谷时，便有尊重的意思。鲁迅曾为章炳麟门生，以后做纪念老师的文字，便题为《关于太炎先生的二三事》。而在本人，则为闲署，凡公文、章奏上押字，都不用号，使用最多的地方是为诗文书画等作品签名。《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里有位梅姓“名士”曾说：“诗人岂可以没有别号?倘使不弄个别号，那诗名就湮没不彰了。”大抵也道破了许多人押号的本意。

从别号的用词看，也就是在十数种特定名词里翻花样。宋代徐光溥曾编《自号录》，依宋代人士别号的最后一、二字分类，也不过得36类，而处士、居士、先生、老人、翁、叟等倒占去大牛，或倚老卖老，或放浪自标，或自美雅致。而浅表的释义，率多集中为鄙视利禄，超凡脱俗，这也就是别号中居士、道人、渔樵、野夫特多的原因吧。只是千舸争流，都往一条道上跑的话，效果反而不好。以居士为例，原是梵文，意译“家主”，佛教用以称呼在家信徒而受过“三归”、“五戒”者，以它为号，当然很有点方外空灵味道了，故李白称“青莲居士”，自居易称“香山居士”，司空图称“耐厚居士”，苏轼称“东坡居士”，李清照称“易安居士”，等等，可最数“居士”多得能填满坑谷，反而俗不可耐了。

中国古代的帝王除有姓名之外，往往还有谥号、庙号、年号、尊号和陵号。这些称号多见于史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