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3月4日,是我国著名古琴家管平湖先生100周年诞辰,3月28日,又是他逝世30周年的日子,当我回忆起管先生生前音容笑貌,仿佛依然就在我的面前。尤其使我难忘的是他那感人肺腑的琴音,虽然我聆听了不知多少遍,但是每一次都深深地打动着我的心,给我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

    我和管平湖先生是在1946年秋天相识的,当时北平国学社社长张伯驹先生有志弘扬民族音乐艺术,委托王君仅先生在幽静宽敞的国子监内筹建国乐传习所,附属于张伯驹先生主持的国学社内。我是国乐传习所第一批入学的学生,管先生是该所古琴教师,从此我们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管先生待人和蔼亲切、和他在一起谈音乐话家常,丝毫也不觉得拘束,天长日久对管先生的艺术经历也知道了一个梗概。

    1897年3月4日,管平湖先生出生在一个艺术世家。父亲管念慈是清代宫廷如意馆画院院长,既精于绘画,也擅长弹琴。受父亲的熏陶,管平湖从小就和古琴结下不解之缘。十三岁丧父以后,他又相继师从叶诗梦、张相韬、杨宗稷(时百)先生学琴,琴艺不断提高。青年时代,有一次他回到祖籍苏州,听说福建武夷琴派名家悟澄和尚云游来到苏州,住在天平山一座寺庙里,为访名师学艺,管平湖不顾旅途劳累,立刻赶奔天平山,沿着崎岖的山路艰难前进。突然路边一位上了年纪的农民拦住他说:“别再往前走啦,前边树林里常有坏人拦路抢劫。”管平湖求师心切,早把一切艰险置之度外。他笑着向那位好心的老农道了谢,边擦着额头的汗水,边继续向林木深处走去。他刚走进树林没有多远,耳边隐隐传来清脆的琴声。管平湖按捺不住兴奋的心情,顺着琴声传来的方向加快了步伐。不一会儿,透过密林露出一抹红墙。走近一看,原来是一座庙宇,琴声正是从庙里传出来的。他紧走几步来到山门前,从紧闭着的两扇破旧门板缝隙望进去,只见一位老和尚正端坐在佛殿前的苍松下全神贯注地弹琴,管平湖听得很真切,老和尚弹的是《龙翔操》。一曲刚刚弹完,管平湖就急不可耐地叩击起门环来。不一会儿,山门打开一条细缝,管平湖抢先迈进一只脚,然后诚恳地说明自己也是学琴的,特地前来求教。老和尚打量他一番,就请他进了山门,落座后又弹了一曲《龙翔操》。他那灵活稳健的指法,潇洒动人的旋律,使管平湖听呆了。乐曲弹奏完毕,彼此作了自我介绍,原来老和尚就是悟澄。管平湖当即拜师求教,悟澄也没加推辞,一曲《龙翔操》就成了传授这位新弟子的见面礼。在悟澄的指导下,管平湖专心致志地学习武夷琴派风格,虽然时间短暂,成绩还是显著的。不久,他告别悟澄离开苏州北上,途中又慕名到济南去拜访了川派琴家秦鹤鸣道长,向秦鹤鸣学习了川派名曲《流水》。从此《流水》就成了管平湖先生具有代表性的演奏曲目,不仅常在音乐会上演出,还应邀到电台录音广播,出版唱片。

    管先生热爱古琴艺术,并十分珍惜他那张名为“清英”的唐琴。那是一张朱红色杂以墨云髹漆、周身布满蛇腹断纹的古琴,发音宏亮清脆、琴面光可鉴人,管先生还向我谈起过为保护那张珍贵的古琴而经受过的一场险情。1946年冬季一天晚上,管先生约我一起到广播电台去演播。广播节目结束以后,我们一起乘电车由六部口回北新桥,下车时已经是夜里10点多了。那天天气很冷,管先生兴致勃勃地邀我去吃夜宵。我们走进了十字路口南边路西一家新开业的小馄饨铺,他买了两碗馄饨、两个烧饼、二两白酒和一碟煮花生米,我慢慢吃着馄饨,他一边喝着酒,一边和我讲述发生在不久前的一场惊险护琴故事。那也是去广播电台演播以后,他乘坐三轮车由电台回报恩寺寓所,当车行至长安街西三座门(已拆除,原址在今28中学门前)时,迎面飞快地开过来一辆卡车,由于车速快路面窄,一下子蹭在三轮车上,车子被突如其来的汽车撞翻了,管先生被甩出去两米多远,他的膝部、肘部多处被挫伤,好不容易才挣扎着爬起来,而那张琴却依然完好无损地被他紧紧抱在怀里。说到这里他笑着对我说:“在翻车的一刹那,我更加用力地抱紧了琴,虽然我被抛出车外翻了一个滚儿,但是琴却始终没有着地。”说完,他发出一阵爽朗的笑声,我不禁为他的爱琴精神所感动。

    解放前,管平湖先生家徒四壁,仅靠教琴、修琴和卖画的微薄收入养家糊口,还担负着三个女儿上学的开支,经济状况十分窘迫。1947年春国乐传习所停办,我和管先生分手三年没有见面,直到1950年夏天我方打听到他的新住址———北新桥慧照寺胡同内一间不足10平米的小耳房。当我迈进那间小屋的门槛时不禁惊呆了,在那间后山墙百孔洞穿、既矮又破的房子里,靠墙角处有一张薄木板支架的床铺,床上是褪了色的旧被褥,临窗是一张两屉旧木桌,看得出来,这是先生的琴案;琴案右方墙上挂着那张与他形影不离的古琴。随遇而安的管先生除了额头多了几条皱纹,鬓边增添几许白发之外,他那炯炯有神的目光、亲切和蔼的脸庞,侃侃而谈的话语和那不时发出的朗朗笑声依然如故。我们畅谈了一个多小时以后,先生又取琴为我弹了一曲《水仙》和《欸乃》,并且讲述了对这两曲的新体会。管平湖先生当时在生活上是那样贫困,但他却毫不介意,而孜孜以求的依然是古琴艺术,可见也对民族音乐事业是何等热爱,从事这项事业的意志是何等坚毅!

    1952年,中央音乐学院筹建了民族音乐研究所(今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前身),管先生应聘任该所副研究员,这是他音乐艺术生活的巨大转折。60年代中期以前的10多年间,我曾多次去看望他,或因工作关系去拜访他。当时他住在北京北郊该所二楼一个宽敞豁亮的房间,室内除了宽大的琴案兼写字台和床铺以外,摆满了龟背竹、橡皮树等郁郁葱葱的花草,给人一种盎然生机之感。管先生多次和我说起今昔感慨,他在旧中国生活了半个多世纪,虽然潜心从事古琴艺术事业,但每每事倍功半,甚至事与愿违。如今新中国创造的优越环境,是过去做梦也难以想象的。所以只有拼命工作聊以报答,同时也了却自己多年的夙愿。管先生的晚年正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的,除了教学、演出、为电台录音广播和灌制唱片以外,他把精力集中用在整理以往所弹旧曲和为新曲打谱上。他先后打谱弹出新曲十几首,其中影响最大的有《广陵散》、《幽兰》、《离骚》等。《广陵散》是由6个部份45段组成的大曲,规模宏伟,气势磅礴,演奏一遍需半个小时,它浸透管先生多少心血和汗水啊!

    管平湖先生的一生,是为祖国民族音乐艺术事业艰苦奋斗的一生,他在古琴艺术的探索上,兢兢业业,孜孜不倦,几十年如一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后人留下了一大批可供欣赏、研究、借鉴的宝贵精神财富。在继承、弘扬我国民族优秀音乐遗产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永远值得我们深切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