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琴与文学
古琴音乐与文学有着与生俱来的密切关系,它表现在,琴歌和诗词演变的关系;琴曲的文学内涵;琴诗这三个领域。
琴歌是古琴音乐最初的表现形式,亦称之为“弦歌”,其中诗为主体,按曲咏之。这在“诗言志,歌咏言,声依咏,律和声”的年代里,无疑,琴歌能淋漓尽致表达人的思想感情,也能以巧不可阶的姿态服务于统治阶级的“任、礼”。但是,诗人与乐工非一人,诗人不懂音乐,所作之诗须经乐工裁剪之后才能入乐,所以出现“凡乐辞曰诗,诗声曰歌,声来被辞,辞繁难节。故陈思称李延年闲于增损古辞,多者则宜减之,明贵约也。”(《文心雕龙乐府》)从中可以看到,诗要成为歌,必然要符合音乐发展规律。由于乐工手中操纵着采诗人的权力,到了唐代,为了适应音乐的需要,诗体突破古诗的字数和韵律,形成绝句。正是“苏李诗出,画以五言,而唐时优伶所歌则七言绝句,其余皆不入乐。”(王昶《国朝词不达意综序》),“唐初歌曲多用五七言绝句,律诗亦间有采者。”(胡应麟《遁叟诗话》)。随着音乐体裁的变化,绝句又与之不相适应,为此又演变了词。“自五言变为近体,乐府之学几绝,唐人所歌,多用五七言绝句,必杂以散声,然后可以被之管弦,如《阳关》必至三叠而后成音,此自然之理,后来遂谱其散声,以字实之,而长短句兴焉。”(方成培《香研居词麝》)此时,唐宋词是用来“倚声填词”,其题名通常是《菩萨蛮》,《蝶恋花》,《浣溪沙》等音乐的调名。上述表明,当弦歌的音乐机制和功能逐渐成熟完善时,它有力地推动了诗体从古诗----乐府---绝句---词的演变发展。
在古琴音乐中无论是琴歌还是琴曲都有标题,而大的琴曲还有分段标题,这些标题不仅文字考究,而且具有丰富的文学内涵。如《潇湘水云》(南宋郭楚望曲(有10个分段标题:1、洞庭烟雨;2、江汉舒晴;3、天光去影、4、水接天隅……(下略)。根据琴书中对琴曲的题解来看,琴曲(琴歌)的文学内涵可大致分成:叙述故事;直抒胸臆;借景抒情三类。《广陵散》(魏晋时期)是琴家们最为推崇的琴曲,它以战国时聂政刺韩王的故事为题材,全曲以“井里”(聂政的故乡)、“取韩”、“冲冠”、“投剑”、“长虹”等分段标题展现了聂政刺韩王的壮怀激烈场面,赞颂了一个普通百姓勇于反抗、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由于它鲜明的“不畏强暴”意识,曲名隐去其真意,取其流传在广陵(今江苏扬州)地区为名。而嵇康临刑前弹奏此曲,却反映出这乎琴曲的本来面目。此类叙述故事的琴曲还有《胡笳十八拍》、《昭君怨》、《楚歌》、《圮桥进履》、《伯牙吊子期》等。明代琴曲《淦樵问答》是至今仍很流行的曲目,它直抒文人因受统治者残酷镇压,深感祸福无常的危机,由此羡慕渔樵生活的胸臆。《杏庄太音续谱》(明刊本)题解道:“古今兴废有若反掌,青山绿水则固无恙。千载得失是非,尽付之渔樵一话而已。”另有《雉朝飞》一曲也是一乎直抒胸臆的典型琴曲。蔡邕《琴操》题解大意是,齐国的犊牧子年过七十还孤独一人,在野外打柴时,见到雉鸟双双飞去,于是感叹人不如鸟。此类琴曲还有《古怨》、《秋鸿》、《醉渔唱晚》、《长门怨》、《别鹤操》、《酒狂》等。《潇湘水云》是一支借景抒情的典范琴曲,作者以云雾弥盖九嶷山暗示南宋风雨飘摇的国势,表现了爱国和忧国的情感。《神奇秘谱》(明朱权)题解道:“每欲望九嶷,为潇湘之云所蔽,以寓倦倦之意也。然水去之为曲,有悠拨自得之趣,水光去影之兴;更有满头风雨,一蓑江表,扁舟五湖之志。”此类琴曲还有《梅花三弄》、《平沙落雁》、《高山》、《流水》、《渔歌》、《梧叶舞秋风》、《碧涧流泉》等。
琴诗是研究古琴音乐的珍贵资料。在琴诗中一方面可以领略诗作年代的文化氛围,另一方面可从中得到有关琴名、琴人、琴曲曲目、琴曲内容、品评弹琴的记载。散见在各代诗集中的琴诗无以计数,可见琴与诗在文人手中已结下不解之缘。
古琴与美学
古琴艺术在古代哲学的影响下,其载体的组成部分呈现出显著的传统美学的文化特征。宏观地看,古琴艺术在自然美的基础上,衍生成意境美、神韵美、人格美和形式美。
古代,当生产力不断发展和劳动产品不断增多时,人们将以往对大自然的神秘崇拜,升华为精神世界的理性崇拜,这样出现了“比、兴”手法,用景或物,象征心中所崇拜的对象。古琴的构建亦是如此。《五知斋琴谱上古琴论》中说“琴制长三尺六寸五分,象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年岁之三百六十五日也。广六寸,象六合也。有上下,象天地之气相呼吸也。其底上曰池,下曰沼。池者水也,水者平也。沼者伏也,上平则下伏,前广而广狭,象尊卑有差也。上圆象天,下方法地。龙池长八寸,以通八风;风沼长四寸,以合四气。其弦有五,以按五音,象五行也。”上述可见,古琴的琴体各部位象征着天、地、气、八风、五行、四气等,体现着自然美。
魏晋南北朝时期,老庄哲学几经诠释与重构,渐次形成为玄学。在“道法自然”的哲学启迪下,人们将“比、兴”手法的自然美又升华到“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陶渊明《归园田居》)的审美追求,这种审美是在貌似返回大自然的表象中,追求一种神往的自然美,它和“比、兴”手法融化为一体,构成意境美、神韵美与人格美。《大还阁琴谱》附录10《弹琴杂说》(杨表正)中说:“凡鼓琴必择净室高堂,或升层楼之上,或于林古之间,或登山巅,或游水湄,或观宇中,值二所高明之时,清风明月之夜,焚香静室,坐定,心不外驰,气血和平,方与神合,灵与道合。”上述是弹琴前的审美追求。
在琴曲中还可以看到,约有一半以上的题材来自大自然的景色、动物、植物等,它是继“山水诗”大步踏进文坛后,受“道法自然”影响的又一产物,它还在“道”上又涂上了一层“仁、义”之类的伦理色彩。在琴曲《高山》、《流水》、《石上流泉》、《潇湘水云》等以山水为审美对象的乐曲中,人们一方面寄情于山水,使之陶冶性情,感受到身心舒畅;另一方面更认为山可使草木长长、鸟兽繁衍,水能滋润万物,它们无私无求地给人们创造财富;而舒缓湍急地流淌、奔腾澎湃地冲过山壑和深浅不可测的自然属性,却是“仁、义、智”的美好象征。在琴曲《幽兰》、《梅花三弄》、《秋鸿》、《平沙落雁》等琴曲中,兰的秀质清芬,梅的冰肌玉骨,雁的鹏程远志,都反映了人们追求冰清玉洁,超然脱谷、胸怀大志的人伦品格。总之,琴曲题材呈现出鲜明的意境美和人格美。
历代琴书对弹琴的要求都有精辟的论述,从中可以感到强烈的审美规范。“弹琴之法必须简静,非谓人静,乃手静也。手指鼓动谓之喧,简要轻稳谓之静。又须两手相附,若双鸾对舞,两凤同翔来往之势。附弦取声不须声外摇指,正声和畅方为善矣。”(唐薛易简《琴诀》);“所谓希音,至静久极,通乎杳渺,出有入无,而游神出鬼没于羲皇之上者也。约其下指功夫,一在调气,一在练指。调气则神自静,练指则音自静。”“未按弦时,当光肃其气,澄其心,缓其度,远其神,从万籁俱寂中冷然音生,疏如寥廓,空若太古,优游弦上,节其气候,候至而下,以叶厥律者,此希声之始作也;或章句舒徐,或缓气相间,或断而复续,或幽而致远,因候制宜,调古声淡,渐人渊源而心志悠然不已者,此希声久引伸也,复探其迟之趣,乃若山静秋鸣,月高林表,松风远沸,石涧流寒,而日不知晡,夕不觉蛊者,此希声之寓境也。”(明徐上瀛《溪山琴况》);“夫声意雅正,用指分明,运动闲和,取舍无迹……参韵曲折,立声孤秀,此琴之德也。”;“如遇物发声,想象成曲,江山隐映,落月于弦中;松风飕飕,贯清风于指下,此则境久深矣。”;”又若贤人烈士,失意伤时,结恨沉忧,写于声韵,始激切以畅鬼神,终练德而合雅颂,使千载之后,同声见知,此乃琴道深矣。“(南宋刘籍《琴议》)等,此类论述在百余部琴书中不乏其见,从中可以看到古人在弹琴时刻意追求的意境美和神韵美。
“古琴真趣,半在吟猱”,这是古琴艺术审美追求在弹奏指法上的体现。古琴音乐强调声韵兼备,声为按弹音,属实音;韵为按弹音后手指往返滑动、震颤,出现的滑音和延续音,属虚音,这种手指往返滑动、震颤的奏法为吟猱。吟猱奏法使旋律线往复于延绵、微弱的乐音之中,给人以轻盈、安祥、圆润和微妙之感,体现出飘逸、秀丽、空灵、阴柔之美;而它与实间所形成的疏空结构,使古琴音乐具有高低有致和旋律,动静相间的节奏,散中有序的节拍,体现出独特的形式美。
综观古琴艺术载体上组成部分的审美追求,可以感到我们的古人,不停留于形式的华丽,不满足于感官的愉悦,而体味内在的意蕴。认为“凡其华彩光焰漏泄呈露,烨然尽发于表,而其里索然绝无余蕴者,浅也;若其意味风韵含蓄蕴藉,隐然潜寓于里,而其表淡然若无外饰者,深也。”(宋包恢《书徐致远无弦稿后》),把美的本质升华为“神”。同时,因为“神”与事物互为依存,所以表现出不即不离,若有若无,致力于虚实结合,实中求虚,“乐乾,心之动也。”(《乐记》),“琴者,心也;琴者吟也;所以吟其心也。”(李贽《琴赋》),这种物与心的精神交流。以人品决定艺品,以艺品反映人品,形成审美主客体的统一。然崦这不是终极,其终极是人以己之心,参物之神,心与特妙合之际,即是达于天道时,也就是一个即人即物,又无人无物的浑然一体的天的境界。如果琴人要想达到“天的境界”就要学会建立心与物之间的思维桥梁,那就是指超于感观和一般认识活动的逻辑推理之外,也是指心得意会而难于言传的“悟”,“悟”通过心理体验,达到“神理凑合”,正是“鸟嘀花落,皆与神通,人不能悟,付之飘风。”(袁枚《续诗品神悟》)。简言之,古琴艺术将宇宙、社会、人生作为一个有机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反映出以形传神重神韵,以物写心重人格美、意境美,以学求悟重妙悟的审美观,并通过妙悟达到“以己之心会物之神,以达于天地之道”的审美境界。
古琴音乐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特定产物,其中的文学和美学,在历史变革中,因表层和深层的原因,呈现出从功利色彩移位到隐逸色彩,成为“竹林七贤”型文人目送手挥的尤物,可以感到,在古琴音乐中蕴藏着自成机抒、一成风骨的艺术特点。(凌瑞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