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的雕塑艺术源远流长，昌都卡若新石器文化遗址出士的陶器，造型优美、质朴。双体兽陶罐巧妙地把两个动物的造型融合为一个陶罐，波浪式的几何纹样，朴素、别致。骨器和松耳石饰物造型也十分优美、制作精良，肇开了雕塑艺术的先河。考古发现的史前时期前后的雕塑为数不多，大部分都是动物造型，与佛教传入前古老的苯教图腾崇拜和高原游牧文化有关。佛教传入前期，动物造型的雕塑有出土于日喀则的青铜护身符，造型十分奇特，为四只连体的鸟，每只鸟均为一身双头。此外，还有青铜猫科动物，衔环的青铜小熊。后藏则布隆地区出土的十二生肖动物雕塑已经开始带有佛教的色彩，用圆形来体现时间和空间，下半部凹形的构图中分别雕有鼠、牛、虎、兔、龙、蛇、马、猴、鸡、狗、猪等生肖，上半部分横列造型有佛教的宝伞、金鱼、宝瓶、莲花、右旋白螺、吉祥结、胜利幢、金轮等八瑞祥。动物和八瑞祥的刻画力求自然写实，风格古朴，体现出佛教传入西藏后古老文化信仰和佛教文化的融合。史前这种写实、朴素的动物雕塑传统在随后的吐蕃时期依然十分流行，其中不乏造型优美、技艺精湛的雕塑杰作。据《新唐书·吐蕃传》和《旧唐书·吐蕃传》等汉文史籍记载，当时西藏有不少这样的佳作作为贵重的礼物送给了当时的唐朝皇帝。如公元６５７年吐蕃赞普就向唐太宗赠送了一只狮子、骆驼、马、羊和马背上骑士环视的金质雕塑；６４６年松赞干布的重臣禄东赞又向唐太宗赠送了一只３尺多高、用黄金铸成的金鹅，祝愿唐太宗东征马到成功。

双体兽陶罐

拉萨大昭寺主殿屋顶上的法铃

一、藏传佛教雕塑艺术的发展

公元７世纪初，佛教艺术随着佛教向西藏大规模传入，并对西藏雕塑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而又持久的重要影响。佛教寺院的不断涌现，为佛像及其相关题材内容的雕塑创作提出了巨大的需求，因此在西藏本土传统雕塑艺术基础上不断吸收佛教艺术精华而形成的崭新艺术形式——藏传佛教雕塑艺术从而一跃成为西藏雕塑艺术的主体。

藏传佛教雕塑艺术的形成、发展和繁荣大致经历了４个重要的历史阶段：

（１）吐蕃时期各种艺术流派并存阶段（公元７世纪初至８世纪中后叶）。这个时期，由于自松赞干布以来实行的文化开放政策，印度、中原内地、尼泊尔及于阗等周边邻近国家和地区的文化艺术都涌入吐蕃社会。印度佛教和汉传佛教在吐蕃同吐蕃传统的苯教文化进行不断的接触和碰撞，各种文化及其背后的政治实体都在试图争夺其文化意识形态一统吐蕃的地位，由于兴佛和兴本势力的均衡，形成了这一阶段佛教和苯教文化艺术共生并存、各放异彩的局面。著名的桑耶寺就是这一阶段的典型代表，在其艺术作品中，吐蕃传统特色和城外地区风格兼备。据文献，桑耶寺的三层主殿分别按藏族、汉族和印度三种艺术风格建造。主殿一层为藏式建筑风格，殿中央按藏式雕塑塑有释迦牟尼佛及其胁侍共１３尊塑像。在释迦牟尼佛右侧塑有弥勒菩萨、观世音菩萨、地藏菩萨、喜金刚和三界尊胜明王，在左侧塑有普贤菩萨、金刚手菩萨、文殊菩萨、除障盖菩萨和不动明王。二层楼是按汉式建筑风格建成，殿中央塑有大日如来佛，右边塑有燃灯佛，左边侧塑有弥勒佛，前面塑有释迦牟尼、药师佛、无量光佛三尊佛像，左右塑八大近侍菩萨和金刚明王等。第三层系依印度建筑特色修建，主尊为大日如来佛，胁侍为八大近侍菩萨、十方诸佛、不动明王和金刚手等塑像。这一阶段多种艺术风格并存，犹如百花争研，为藏传佛教艺术的形成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