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广袤的汉族地区,一年之中最为隆重和热闹的民俗节日,莫过于自古以来的传统“春节”。随着千百年来朝代的更迭和岁月的沧桑巨变,长达十天、半月以至整个农历正月,群众性庆祝高潮的内容和由内容所决定的形式,仍旧始终显示着浓厚的地方色彩。也正是这些蕴含多方文化内涵与形式的民间艺术,构筑了我国东西南北各方,大相径庭的民风、民俗和传统歌舞及其形式。
北方喜庆佳节中不可或缺的民间歌舞“秧歌”,自宋代伊始,逐渐遍及于大江南北,成为融入不同地域民间艺术形式与特色,既付共性又具个性的汉族群众歌舞活动。长江流域以至南岭以南地区现有的一些“秧歌”形式,虽已不再以“秧歌”相称,但若真追其来源,与早期流传于黄河流域祭祀性的“秧歌”,在渊源上会有一定的关系。
地处岭南的广东省潮汕地区,长期以来所流传的一种被称做“英歌”的“秧歌”形式,是已被当地群众所认同并倍受喜爱的群众活动形式。
“英歌”表演有“前棚”和“后棚”之分,一般以前棚表演为主体。每支“英歌”队由饰头槌者担任指挥,有时另设人物时迁为“耍蛇人”协助指挥。舞队一般由16至36名男青年组成,人数多时以梁山一百单八将数目为限。若由36人进行表演,其中18人持鼓,另18人手持一尺多长被称为“英歌槌”的圆形木棍,随节奏表演进退、跳跃步伐一致的集体舞蹈;同时亦可时而敲击“英歌槌”,时而相互对打。“英歌”队中一般设有“头槌”、“二槌”角色,“头槌”多为红面红须(或黑须)装扮成人物秦明或关圣;“二槌”为黑面黑须,装扮成梁山人物黑旋风李逵。有些地方还增设扮成花和尚鲁智深的“三槌”和打虎英雄武松的“四槌”等。这些人物穿戏装、挂腰牌好不威风、神气。
表演场上,只见刚毅、矫健的英武男儿在飞来横去的“中国功夫”中各显身手,沙场中一片棍声、鼓声、呐喊声响亮悦耳、动人心弦。从前“前棚”的形式为边歌边舞的表演,但随着人们对表演技艺越发高难的追求,除个别地区外已逐渐形成只舞不歌的表演形式。“英歌”表演场面壮观、气势磅礴又极富韵律,观看之中仿佛置身于一场精彩戏曲“武打”的欣赏之中。这与北方悠然自得、充满温馨的“秧歌”表演相比较,二者在形式和韵味上都突现着各自的地方特色。“英歌”中的所谓“后棚”部分,一种是专门进行有故事情节并以拉弦伴奏的小戏表演,俗称“英歌戏”。主要表演的传统剧目有《佛公佛母》、《桃花过渡》、《闹花灯》、《白鸟记》等。所演剧目的长短、多寡,全由观众的兴致而定;另一种则属于“英歌”舞队进行的游艺活动。实际上,“英歌戏”的表演形式与陕北秧歌“大场”后,由4人或2人表演男女爱情的“小场子”;山东胶州地区秧歌之后的“小戏”,在形式和目的性上是共同的。对于辛劳了一年的农民而言,在几乎是唯一喜庆和休闲的春节中,仅限于集体秧歌“大场”的欣赏或自娱,显然难以满足众人的需求。而在众人热闹、红火的表演之后,还能继而观赏令人津津乐道的情节故事表演,势必是延留至今的重要原因。
民间艺术都具有不同的地域性,如提起“英歌”,人们便自然会想到广东潮汕地区的“英歌”。而真到了潮汕地区,又要数被誉为“英歌舞之乡”的普宁“英歌”最为有名。普宁的“英歌”,较其它各地更为突出地将舞蹈、南拳套路以及戏曲演技融为一炉。只见表演者配合着忽紧忽缓的锣鼓点和众人如雷贯耳的吆喝,双手挥动彩色木棒,并不停地交错翻转敲击,一步一呼地边走边舞,呈现着以“长蛇挺进”或“双龙出海”等18种套式的队列变化,犹如以传统国术连接而成的团体操。整个表演过程气氛欢腾热烈、令人目不暇接。
广东“英歌”表演除与北方“秧歌”具有一定渊源外,还同样被当地民众赋予了能为民驱邪除秽的功能。当地人认为,新春伊始举行“英歌”表演,定会驱除邪恶、迎春接福、如意吉祥、六畜兴旺、生意兴隆。为使表演者具有特殊神力,在每年首次表演前,要在本村祠堂内拜祖祭神。并在为祖先神灵表演后,将一只雄鸡抛出祠堂门外,随即鸣炮,朝着雄鸡飞落的方向整队出发,开始进行走街串巷的歌舞表演。
除广东省外,在我国闽南和台湾,还流行着与潮汕“英歌”十分相近的“宋江阵”舞队表演。其不同之处是表演者手中的“英歌槌”改为持刀枪等兵器。
台湾的“宋江阵”,有时还以男童或青年女子进行表演。据说原先阵容为108人,其中包括36天罡,72地煞,后来去掉了72地煞,缩至为每队36人的阵容。表演者手持的兵器,包括藤竹盾8面,青龙单刀、双刀各4支,金钩4支、长叉3支,木棍2支,双斧2支,弋5支等。在其舞蹈表演中,大约集中了中国古代18般武艺的精髓,被认为是强身健体、弘扬民族精神的最好体育活动和形式。
来源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