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家曹聚仁先生曾说：“苏州才是古老东方的典型，东方文化，当于园林求之……”苏州园林作为世界文化瑰宝，创造了“美好的、诗一般的”梦幻境界，充分体现了中华农耕民族最高最优雅的生存智慧，也即罗素在《中国问题》中所说的“东方智慧”，成为“诗意地栖居”的文明实体。

苏州园林是具有“三绝诗书画”的士大夫们所“写”的“地上之文章”。中国的“士”，承载着社会道义和良心，他们是中国文化的载体。苏州园林文化的魅力正导源于士大夫的人格精神。

苏州园林主人都受到儒家文化的陶铸，他们自觉地以“礼”来规范自己的行为，“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汲汲于修养，“吾日三省吾身”（网师园对联出句“曾三颜四”），有一套自律性的人生价值准则。

苏州园林将士人这种礼制观念物态化，住宅部分均取礼式建筑，建筑的大小、色彩、鸱吻的样式、门当户对、阀阅甚至门槛的高度等都严格按照帝制时代品级的规格。网师园砖刻家堂供奉的“天地君亲师”神龛，反映了帝王专制时代的皇天合一观念。皇帝是人间的太阳，皇恩浩荡犹如阳光雨露（怡园“湛露堂”）。堪为人臣表率的文天祥，他的“正气凛然”碑竖立在狮子林，这个“正气”的核心却正是“三纲实系命，道义为之根”（文天祥《正气歌》）。帝王专制时代，只有臣错，断无君过，成为士人的思维定势和自觉背负的十字架，因而，臣下唯有退思补过（退思园）。艺圃主人姜埰，因敢于直谏，遭崇祯皇帝廷杖，几死，但始终嗜枣明志，以示白皮红心，忠君不二。其子为纪念父亲的“永怀嗜枣志“，在园内特筑“思嗜轩”。

尚古尊经为士大夫思维特征，沧浪亭里的“五百名贤”，都能“周还中规，折还中矩”（“周规”、“折矩”门宕砖额），恪守儒家的礼仪法度，因而为万民之师（“作之师”大匾），赢得“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仰止亭）之叹美。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始终是士人崇高的追求。“天心资岳牧，世业重韦平”（网师园对联），对父子相继为宰相的韦、平两家称颂不已。政治清明出仕受禄（环秀山庄“有谷堂”），以汉贾琮式的“清能吏”为奋斗目标（网师园大厅额“清能早达”）。文王求姜尚、唐尧得舜、郭子仪拜寿、薛仁贵荣归等成为门楼砖雕的不倦主题。

儒道互补是中国士大夫们的常规心理，“外王”理想被现实粉碎以后，便信守起“内圣”之道。苏州园林的主人大多尝到过仕途蹭蹬的痛苦、政治失意的苦闷，经历过“守道”和“附势”的心灵搏斗，他们大多带着心灵的累累伤痕，从官场遁入“城市山林”，所以，苏州园林犹如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

士人既渴望山中空气，又要享受“眄庭柯以怡颜”、“悦亲戚之情话”（狮子林“怡颜”“悦话”砖额）的人间欢乐，精神欲求和物质需求的矛盾，在园林里得到了完美解决：园林高高的围墙“隔尘”（怡园砖刻）、“遯窟”（怡园砖额），迹与豺狼远。可以在“归田园居”（拙政园东部园额）里“灌园鬻蔬”，“荷锸抱瓮，业种艺以供朝夕”，从事“拙者之为政”（拙政园）。或“春风事南亩”（艺圃），“自锄明月种梅花”（怡园“梅花厅事”额）。或夫妇偕隐，“握月担风好耦耕”（耦园），感到自由和脱俗（耦园“无俗韵轩”）。或沧浪濯水（沧浪亭），江湖垂钓（网师园），在清流中洗却世俗尘缁（网师园“濯缨水阁”），到山水间醉饮，将山水之乐，得之于心而寓立于酒（耦园“山水间”）。

士大夫标举养拙寡欲，容膝自安（半园、曲园、残粒园），横木之下，可以栖迟（网师园“可以栖迟”门额）。唯与清风明月为伍（拙政园“与谁同坐轩”），松竹为友。在风日清朗之时，升乎高以观气象，俯乎渊以窥泳游，熙熙攘攘，中有自得，培养云水风度、松柏精神（留园、拥翠山庄、环秀山庄、听枫园、畅园）；或娱老怡亲、寄傲养志（怡老园、怡园）；或作尘外之想（祇园、弇州园、壶隐园、壶园），壶天自春，“只看花开落，不管人是非”（絸园堂联）。彻悟了人生：“往日繁华，烟云忽过，趁兹美景良辰，且安排剪竹寻泉，看花索句”（怡园联），什么“英雄事业，儿女情怀，都付与红牙檀板”（留园“五峰仙馆”联），留与后人说短长，如今只在春秋佳日，“携琴载酒，作人外清游”（环秀山庄联）。

士人们向往庄子“无功”、“无名”、“无己”的“逍遥”和“无待”，效法梁简文帝的“濠濮间想”（留园?濠濮亭），追踪庄、惠问答（“安知我不知鱼之乐”台），企羡农耕社会乌托邦桃花源（“缘溪行”）。“逃禅”既是文人无奈的选择，也不失为养生之法。在方丈石室揣摩无量佛法、拈花禅境（沧浪亭“印心石屋”），“禅依不二门”（留园“亦不二”亭），去寻觅禅宗“无住、无执”境界，心游空寂，无挂无碍，获得“大自在”（留园“自在处”），在月到天心处，风来水面时，领悟禅悦（网师园“月到风来亭”）。

苏州园林在内涵意蕴上都浸透着中华文人的主体情致，优游倘佯其间，仿佛置身于深山幽谷、穿行于桃源阡陌，能感受到骚韵、禅味、玄理，也能感受到中国古代文人的感慨隐忧。(曹林娣)

《苏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