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著名戏剧家汤显祖,字义仍,号海若,自署清远道人,晚号茧翁,江西临川(今江西抚州市)人,生于明世宗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卒于明神宗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他的不朽剧作《牡丹亭》,是我国古代戏剧史上最伟大的作品之一。此剧不仅有高度的艺术性,而且有深刻的思想性,自其问世之日,即轰动了文坛剧场。当时一位著名的戏剧评论家沈德符曾这样描述说:“汤义仍《牡丹亭梦》一出,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同时,他在指出汤显祖剧作中“不谙曲谱,用韵多任意处”的缺点后,又十分肯定地说:“乃才情自足不朽也。”诚如沈氏所言,四百年来,《牡丹亭》一剧不仅已成为古典文学和戏剧的经典作品,而且其中的一些精彩折子,至今还在戏曲舞台上传演不绝,仍具有极大的艺术感染力。
汤显祖一生写了四部戏剧作品,《牡丹亭》是他最为得意的一部。此剧演述杜丽娘与柳梦梅这对青年男子之间的爱情故事。作者通过曲折离奇的情节,优美动人曲词,以其巨大的艺术感染力,深深地打动着每一个读者的心。
剧中主要情节是这样的:
宋南安太守杜宝之女杜丽娘正当青春年华,但受封建礼教的束缚,心情深受压抑。一天,她在丫环春香的鼓动下游览了府中的花园,花园中百花争艳的美丽春色深深地触动了她的心。于是,她抱怨父母只知选择门当户对的女婿,而使自己青春虚度,深埋于内心中的感情也找不到可以倾诉的人。在这种苦闷的心情下,她昏昏入睡进入梦境。梦境中,她在花园里遇到了青年秀才柳梦梅,两人一见倾心,互诉受慕之情,共成云雨之欢。她的真情在梦中得到了无拘无束的表露,然正当两情绵绵难舍难分之际,杜母进房叫醒了丽娘,打断了她的美妙梦境。此后,杜丽娘因难忘梦中恋人,再寻而不可得,终于郁闷成疾,想思而死。这是恰逢杜宝奉旨升迁,命他立即北上镇守淮阳,只得暂时把杜丽娘埋葬在花园内梅树下,并把花园改为尼庵(梅花庵)。
三年后,青年秀才柳梦梅在进京赴考途中,路经南安,偶感风寒,暂寄梅花庵养病。一天,他散步至花园,在假山石下拾得一幅画卷,展开一看,原来是杜丽娘生前病中的自画像,上有题诗曰:“……他年得傍蟾宫客,不在梅边在柳边”。诗意暗示着杜丽娘将来要嫁给姓柳的或是姓梅的。柳梦梅从前并不叫梦梅,是他曾得一梦,梦至一花园,见一美女站在梅花树下,含情脉脉地对他说:当你遇到我后方有姻缘之分,发迹之期,从此他才改名为“梦梅”。他的姓名中既有柳字又有梅字,所以当他看到此诗和画后,浮想连翩,想思之情陡起,日夜顶礼膜拜,亟盼早得相会,那怕是在梦中一会也好。柳梦梅的真情,感动了杜丽娘的游魂,她不顾一切地前来与他幽会。在人与鬼的幽会中,他们摆脱了现实世界中的种种拘束,尽情表达相互间的爱情,双双对于盟誓,认为百年夫妻。情真意深的爱情,终于使杜丽娘起死回生。
之后,柳梦梅赶考完毕,没等到发榜就拿着画卷去找杜宝认亲,谁知却被当作盗墓贼而受拷打,而当还生的杜丽娘到来时,杜宝又认为妖精而不予相认。最后,由皇帝出面调停,以传统的大团圆结束全剧。
一
《牡丹亭》写“情”也,这已由作者在“题词”中表明,也是古今评论家的共识。然而,《牡丹亭》中所表达的“情”,绝不仅仅是杜丽娘、柳梦梅两位青年之间的这段爱情故事而已。汤显祖通过此剧是讴歌人本性中所具有的真实感情,揭示现实社会生活中人的真实感“情”与维护社会伦理纲常的“理”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明王朝奉程朱理学为学术的唯一正统、为维护社会伦理纲常的理论基础,以理学取士,以理学教民。程朱理学尊“天理”(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礼教)而抑“人欲”,其流弊一至于凡事“恒以理相格”,即事事都要用“天理”来衡量一番,而不问其是否符合人的真实感情。诚如汤显祖在《牡丹亭题词》中所尖锐指出的,那些囿于理学藩篱的人只会说“这是天理所绝不允许的”,那里知道“这在人性真情中是必定有的”(“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邪”)!肯定人性中必定有的真情,破除“恒以理相格”的藩篱,这就是《牡丹亭》一剧的中心主旨之所在。
《牡丹亭》中反映出来的这一主旨,是与汤显祖生活的时代(十六世纪)密切相关的。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明代中后期,其内部矛盾日益尖锐,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已缓慢地萌发出了某些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因素,市民阶层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也开始在社会上发生相当的影响。传统的程朱理学,已难以象原来那样起到维系人心、巩固封建统治秩序的有效作用。于是,在一部分知识分子中出现了一股怀疑程朱理学绝对权威的思潮,并进而对程朱理学以理制情的理论发出了某种抗议和批判。王阳明心学理论的出现,是一个重要的标志。
王阳明宣称:“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他并且公开承认,他的理论中有与朱熹“不得已而与之抵牾”之处,那是因为“道固如是,不直则道也不见也”,所以他不“敢自欺其心”。五阳明的这些言论,究其本意并不一定是要否定朱熹,更不是要否定孔子,但在客观上动摇了当时处于正统地位的程朱理学的绝对权威,那也是毫无疑问的。阳明后学中不乏批判程朱理学的干将,就是明证。特别是其后泰州学派中的颜钧(山农)、罗汝芳(近溪)、李贽(卓吾)等人,对于程朱理学以“理”抑“情”的理论进行了激烈的批判。
汤显祖也是这股怀疑和抗议程朱理学思潮中的一员。他的老师是泰州学派的著名学者罗汝芳,他最佩服的同时代学者是李贽。泰州学派的主要代表都反对把“天理”与“人欲”对立起来,反对程朱“惩忿窒欲”的修养方法。他们认为,“制欲非体仁”(颜钧)。这是说,“惩忿窒欲”只是一种克制欲望的方法,而不是体现和达到天理之善(仁)的途径。他们推崇孟子的扩充“四端”说和王阳明的“致良知”说,认为“如此体仁,何等直捷”(颜钧)!所以,他们鼓吹说:“赤子良心不学不虑”,它不须克制,不须外求,而“当下浑沦顺适”(罗汝芳),即只要顺着本心去发挥,就自然会符合“天理”之善。他们十分重视保持和发扬每个人的“童心”之真,并公开宣称“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李贽)。总之,他们的这些思想,对于当时束缚人们思想行为的封建礼教和维护这些礼教的理学形成了巨大的冲击。诚如黄宗羲后来所指出的:“泰州之后,……传至颜山农(钧)、何心隐一派,遂复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明儒学案》卷三十二)罗近溪则“一洗理学肤浅套括之气,当下便有受用。”(同上,卷三十四)而我们从上引汤显祖所讲的“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一语中,也就可以看到泰州学派的这些理论对于汤显祖有多深的影响了。汤显祖与他们的不同之处是,他是通过戏剧艺术的形式来表达这些思想的。而这种表达形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更为具体生动,社会影响也更大。
二
艺术的批判不同于理论的批判。理论的批判是要以理服人,而艺术的批判则是要以情感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戏剧历来有“高台教化”之称,即通过戏剧艺术的演出来影响人的思想,转变社会的风气。汤显祖是十分重视戏剧的这种社会教化作用的,而且认为戏剧是他“讲情”思想的最好表达方式。相传曾有人对汤显祖说:以你的辩才而登教席,绝不在周、程、朱之下,可是我为什么留恋于歌舞戏剧之中,岂不要让学子们见笑?汤显祖回答说:这是因为你讲的是性的问题,而我讲的是情的问题。《牡丹亭》中深刻的思想主题正是通过高超的艺术传情手法体现出来的。
在《牡丹亭》中,汤显祖通过编织梦和醒、死和生等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突显出理想与现实、情与理之间的矛盾。作者十分喜欢写梦,也十分擅长于写梦。在他人的四部戏剧作品中,“梦”都是故事结构中的重要环节,并由梦而搬演出一场场曲折离奇、引人入胜、感人肺腑的戏来。汤氏在解释他的剧作中为什么都离不开梦时说:“因情成梦,因梦成戏”(《汤显祖集》卷四十七《复甘义麓》)。这是说,梦是情的反映,写梦也就是写情。所谓“因情成梦”,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梦是一个人的事,梦中的景象也只有做梦者自己知道,因此,梦中之境不需要有任何的掩饰。梦境是人们内心最真实情感的表露,一个美丽的梦通常是一个人的追求和向往的反映。
汤显祖正是运用了梦的这种特点,按排了杜丽娘与柳梦梅的梦境。柳梦梅的梦写得十分简单,只是通过他自己的叙述交代一下,为以后他与杜丽娘的相会设一伏笔。而对杜丽娘梦则编写得细致入微,有声有色。剧本《惊梦》一折,从丽娘游园写起,细致地描述了她如何因园中之景而引发起埋藏于内心深处的感情。其中,[山坡羊]一曲,丽娘倾吐内心之幽怨,情真意切、缠绵悱恻,听者将无不为之动容。丽娘正是由此“情”因而进入梦境的。接着,在梦中,丽娘在美丽的花园里见到了她心目中向往的情人。其间虽然免不了少女初次与异性接触的羞涩,但她却大胆地投入情人的怀抱,两情交融,畅其欢快。然而,正当丽娘在梦中与柳梦梅难舍难分之时,却被杜母的到来而打断,而且当她醒来之后,立即遭到了杜母的严辞教训,要她遵循“女孩儿只合香闺坐”(《慈戒》一折中杜母语),不得超越礼教藩篱一步。这里,汤氏通过这一梦一醒的情节安排,显示了理想与现实、情与理的强烈对比,激发起人们对“恒以理相格”的现实生活中封建礼教的抗争。
汤氏还认为,情如果达到至诚的地步,生者可以死,死者复可以生,不然就不能说是情的的至诚。《牡丹亭》中按排了杜丽娘的生而至死,死而复生,都是为了突显出“如丽娘者,乃可谓之有情入耳”(《牡丹亭题词》)这一点。剧本对杜丽娘为追求梦中的恋人而病而死的几场戏(如《寻梦》、《写真》、《闹殇》等),写得非常出色。其哀婉感人,诚如汤氏在《闹殇》一折中,借侍女春香之口所说的:“世间何物似情浓?”尤其是当剧本中具体描述到丽娘在生与死不同环境中的心理和行为时,又一次生动地揭示出了情与理之间的尖锐矛盾。剧本在写到杜丽娘以鬼魂出现时,由于为柳梦梅的真情所感动,她毫无顾虑地自荐于心爱的人,而且敢于直抒胸中的爱情,甚至当有人发现他们两人的幽会,前来敲门盘查时,她也没有丝毫的害怕。然而,在写到丽娘复生后,柳生向她正式求婚时,她却立即变得十分矜持了,而且说什么“秀才可记的古书云:‘必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呢?其中的关节,一言以蔽之,“鬼可虚情,人须实礼。”(以上见《婚走》一出)这也就是说,只有在梦幻(理想)的世界中才可以随心所欲地表露自己的感情,在现实世界中则必须老老实实地恪守各种礼法。
为人使人们对理想世界中的真情有更强烈的感受,作者还特意安排了一场极富浪漫色彩的戏一一《冥判》。这折戏是说,杜丽娘死后灵魂被带到阎王殿上受审,审问她的是一位很有人情味的胡判官,当他看到杜丽娘的美貌时,也不免为之心动,而在他查清杜丽娘的死因后,更对她表示了深深地同情。他决定给丽娘以自由,对她说:“我今放你出了枉死城,随风游戏,跟寻此人(指柳梦梅)”。此事给杜丽娘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以至当她后来的金銮殿上看到两边的凶猛武士时,觉得比在阎罗殿上见到的那些青面獠牙的判官小鬼还可怕(“似这般狰狞汉,叫喳喳。在阎浮殿见了些青面獠牙,也不似今番怕。”《圆驾》)。通过这一浪漫的戏剧情节和高超的艺术手法,深深地感染了读者和观众,进一步衬托出了剧中所表达的理想与现实生活中情与理的矛盾和斗争这个主题。
这里还应当特别提一下《牡丹亭》的美丽曲文。此剧除了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外,更以它那充满真情的曲文深深地打动着读者、听者的心。汤显祖主张,作曲填词应以立意为根本,曲词只要合于作者和剧中人物的意趣和风格,出于自然而然就可以了,而不必太据泥于曲调的格律。他强调曲词应当情真意切,这样才能“入人最深,遂令后世之听者泪,读者颦,无情者心动,有情者肠裂”。(《汤显祖集》卷五十《焚香记总评》)以《牡丹亭》中的《惊梦》、《寻梦》两折为例,其曲文之优美,感情之真切,已为历代评论家所一致肯定和称颂不已。
《惊梦》中的[步步娇]、[醉扶归]和[皂罗袍]、[好姐姐]两组曲子,写景写情,由景起情,因情生景,达到了情景交融,内外一如的境地。
[步步娇]开始两句:“袅晴丝吹来闲庭院摇漾春如线”,即把杜丽娘因景起情的内心感受和盘托出。“袅晴丝”是指春天柳枝上树虫吐的细丝,丽娘见此随风飘荡的游丝,感到春光的短暂,又由此而联想自己的青春的易逝。此处作者造字遣句,真可谓苦心经营矣。接下去“停半晌,整花钿”一段,写得含蓄生动,把一个少女顾影自怜的情态,呈现于读者面前,谁见谁怜,谁见谁爱。[皂罗袍]描写花园的环境气氛和由此引起丽娘的苦闷心情,其间情景交融,自然和谐,非一般手笔写得出来的。谁不羡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的景色与心情;谁又不为那“锦屏人忒看的这韶光贱”,而同情杜丽娘的内心苦闷呢?[山坡羊]一曲完全描写杜丽娘内心活动,其感人肺腑上面已经提到,这里无须赘述。以下,柳梦梅的[山桃红]一曲,写得华丽流畅,把柳对杜的一片爱心,温柔之情,充分表达了出来。
再如《寻梦》中[懒画眉]、[忒忒令]、[品令]、[豆黄叶]等一组曲文,描写杜丽娘到花园中去追寻梦中情景,真是情真意切。特别是当人们读到[江儿水]一曲,有谁不为那倾诉杜丽娘内心痛苦的曲文:“这般花花草草入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的真 情所感动?《牡丹亭》一剧正是通过这些优美、真切的曲文,来渲染情之真、情之深、情之至,直是感入肺腑,摧人泪下,致使读者亦不能不随之动情,而痛恨“以理相格”的悖人之情。
三
艺术最能表达感情,也最能动人之情。《牡丹亭》以情抗理的主旨,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现实,所以在社会上,尤其在妇女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这里抄寻几则传说,以见其概。据明张大复《梅花草堂集》载,一位叫俞娘的女子酷爱《牡丹亭》,尝言:“书以达意,古来作者多不尽意而止。如‘生不可死,死不可生,皆非情之至’,斯真达意之作矣。”十七岁郁愤而死。明焦循《剧说》卷六引《磵房蛾术堂闲笔》说,有一杭州女伶商小玲,最擅长于演《寻梦》,唱到“待打并香魂一片,阴雨梅天,守得个梅根相见”时,泣不成声,倒地而死。又如,《红楼梦》中写到林黛玉听了常州伶人演出这部戏时,也引起了无限的伤心。这虽说是小说中的情节,但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时世人的感情好尚。
《牡丹亭》的强烈社会反响,也引起了一批封建礼教卫道者的害怕和反对。他们编造谣言,说什么汤显祖死时“手足尽堕”,这是因为他“以绮语受恶报”(《活埋庵识小录》)。而更有甚者,说汤氏写《牡丹亭》污蔑大家闺秀,口孽深重,所以死后在阴间阿鼻地狱受罪,永远不得脱生等等(《消夏闲记》)。然而同情和推崇汤氏和《牡丹亭》的人更多。这从《牡丹亭》对其后不少作者和戏剧作品,乃至一些小说都有相当大的影响,即可见其一斑。其中最著名者,如洪昇的《长生殿》、曹雪芹的《红楼梦》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其影响。至于其后宗法汤氏的“临川派”(亦称“玉茗堂派” )则更是一口咬定一个“情”字来做文章。
临川派剧作家中,如明末的吴炳(字石渠,号粲花主人),他流传至今的剧作用《疗妒羹》、《西园记》等五种;孟称舜(字子若、子塞),他流传至今的剧作有《桃源三访》、《娇红记》等多种。清初除洪昇外,宗临川者尚有张坚(字齐元,号漱石等),他流传至今的剧作与《牡丹亭》一脉相承的。
如吴炳在《画中人》第五折《示幻》中,借剧中人之口说:“天下只有一个情字,情若果真,离者可以复合,死者可以再生。”与汤显祖在《牡丹亭题词》中的说法一模一样。
孟称舜的《娇红记》则是继《牡丹亭》之后的又一部歌颂坚贞爱情的的杰出剧作。他借剧中的女主人公王娇娘之口说:“死共穴,生同舍,便做连理共冢、共冢,我也心欢悦”;而让男主人公申纯也说出:“我不怕功名两字无,只怕姻缘一世虚”这样的话,竭力赞扬坚贞的爱情。
洪昇在其名著《长生殿》的第一折《传概》中,起首一曲[满江红]概述全剧主旨,其词曰:“今古情场,问谁个真心到底?但果有精诚不散,终成连理。万里何愁南共北,两心那论生和死。笑人间儿女怅缘悭,无情耳。感金石,回天地。昭白日,垂青史。看臣忠子孝,总由情至。先圣不曾删郑卫,吾侪取义翻宫徵。借太真外传谱新词,情而已。”这是一篇与汤显祖《牡丹亭题词》一样的“情至”宣言。无怪乎当时有人称《长生殿》为“一部热闹《牡丹亭》”,而洪昇欣然接受。
张坚声称“天地以情生万物”(《梅花簪自序》),并借《梅花梦》剧中人之中说:“既具人形,罔非情类。除是万劫成空,一灵俱渺,那时方可斩断情根也”。“人无情而不生,鬼有情而不死。”(《梦中缘》第一出《笑引》)此外,《牡丹亭》中借梦写情的浪漫主义手法也大量地为该派剧作所吸收和发展。
总之,《牡丹亭》中的情和理的主旨,既是当时思想理论上的一个重大斗争问题,同时也是当时艺术创作上的一个重要方法和方向问题,很有继续进行深入探讨的必要。
(作者:楼宇烈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哲学博士生导师)
来源:国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