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长时间内，中国人感性地了解国际人文，主要是通过话剧。”曾经担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的知名文化学者余秋雨提醒说，话剧在中国百年，不应遗漏它的一个重要职能：国际文化交融的先导者。“电影是后来的事，又良莠不齐，不像话剧总是搭建经典桥梁。”

“可以说，中国社会和经济还没有真正开放的时候，话剧已经为这种开放作了比较充分的文化准备。中国人后来了解世界的速度，远比世界了解中国快，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中国很多文化人早就从话剧中获得了不少感性启蒙。”

中国人引进西方戏剧，明显带有“为我所用”的目的。推崇“新剧”者特别钟情于挪威剧作家亨里克·易卜生的戏剧。1915年9月创刊、一向被认为“整合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一代知识分子”的杂志《新青年》就曾出版过“易卜生专号”（1918年），一些有志于创造中国现代戏剧的青年，如洪深、田汉等，均把“做中国之易卜生”当作自己的人生理想。

就易卜生风靡中国的原因，中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鲁迅曾经指出：“因为要建设西洋之新剧，要高扬戏剧到真的文学之地位……还有，因为事已亟矣，便只好以实例来刺激天下读书人的直感。”他更是认为，“也还因为易卜生敢于攻击社会，敢于攻击多数。”

之后的几代中国话剧人都认为，易卜生写出了人生的真实，其目的就在于催人醒悟，改变不合理的社会现实。因此，“为人生”的戏剧观念风行一时。

在《新青年》的时代，最能打动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人之心的，是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主人公娜拉，在经历一场家庭变故之后，终于看清了丈夫的真实面目和自己在家中所扮演的“玩偶”角色，于是，在庄严地声称“我是一个人”之后，毅然走出了家门。这对于处于封建婚姻包办制度下的中国青年，影响很大，娜拉成为他们崇拜的偶像。

1914年，掀开中国话剧帷幕的“春柳社”演出了《玩偶之家》，这应该是易卜生首次被搬上中国舞台。而在上世纪80、90年代直至去年易卜生逝世百年，这位挪威人的灵魂又飘在中国的上空。

在1983年，易卜生的《培尔·金特》被作为中国最著名的戏剧学府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79班的毕业剧目在北京上演，当时的导演是后来任院长的徐晓钟，无论从演出水准、导演手法还是舞美构思，该剧都是中国话剧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当时，不少观众惊叹，“居然有这样演话剧的，并如此地激动人心！”后来，徐晓钟又导演了反映中国农民困难的作品《桑树坪纪事》，是《培尔·金特》舞台探索的继续，同样成为又一座“里程碑”。

中央实验话剧院《玩偶之家》1998年的版本把场景换到了中国，却邀请挪威的一位女演员扮演娜拉，主要讲英语，夹杂一些中文。其他的中国演员在中文中插进少量英文。这次双语演出很成功，连演多场。

除了易卜生，莎士比亚当然也是出现在中国舞台上最多的一位外国剧作家。歌德也是如此。林兆华的《浮士德》和孟京辉的《盗版浮士德》均大获成功。

被誉为“中国最伟大的话剧团体之一”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外国戏也很多。细心的观众会发现，它们从没有冗长的“拐弯抹角”的台词，也没有晦涩难懂的词句，更没有外文常见的“倒装句”，却有不少中国土语与成语，甚至会感觉演员是在演外国事儿的中国戏。北京人艺特别强调戏剧的民族化、大众化，尤其注重中国人的欣赏习惯和雅俗共赏，无论是中国戏还是外国戏，都要让普通观众看得懂、听得明。

以往提“人艺风格”总是离不开《茶馆》等与北京民俗相关的剧目，可北京人艺也恰恰是以几部外国戏打造了新的人气，均是炉火纯青的演出经典。比如《哗变》和《屠夫》。

《哗变》中文版是由北京人艺表演艺术家英若诚翻译的，他还多次把莎士比亚等大师的语言“中国化”，并担任过国家文化部副部长。赫尔曼·沃克的这一剧本是一部真正的话剧--全剧自始至终就是在法庭（军事法庭）上打官司，演员在台上没有调度，也没有什么道具可拿，甚至也没有任何音乐效果配合，全靠演员坐着“干说”。这样的戏在中国话剧舞台上还是第一次出现，是一部考验演员功力的戏。整个戏的节奏、人物个性、故事情节、人物关系等，所有这一切都是要靠演员“说”出来，而且还要说得有声有色、起伏迭宕、魅力无穷，否则将无法牢牢地把观众吸引住。演员台词的功底若达不到坚实的程度是不敢接这部戏里的任何一个角色的（当然不包括那些不说话的陪审员）。主角有一段1800余字的台词---这可能是话剧舞台上最长的台词了，但老艺术家朱旭把英若诚翻译的“中国式”台词说绝了，甚至成了他个人表演的一个保留节目。

曾几何时，中国人演外国戏一度注重学洋人的做派，一招一式皆要模仿，结果是习得洋腔洋调，落了一个空架子反让人产生隔膜。朱旭等人艺演员的妙处在于不以“像不像老外”为尺度，而让角色长在自己(中国人)的身上，这时，不管多么相异的文化背景，中国观众都能感同身受。走此路线的还有已故的英若诚，当年由他主演的阿瑟·密勒的代表作《推销员之死》也极为精彩。

北京人艺外国戏的“京味”也让不少人模仿，但往往不够地道。“‘京味’由天时地利人和所成就，又是团体的功力，岂可一朝得之。”中国新闻社的颜榴同时认为，“人艺”的方式也并非是唯一的，其它院团在西方剧作里开发本民族的性格气质上其实还有很大的空间。

文：本刊记者 唐元恺

来源：北京周报 2007年第27期 7月5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