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新《义务教育法》的出台促成了“两免一补”政策真正全面地在全国推行。它的意义不仅在于帮助了贫困学生，更在于昭示了国家的一种态度:让每一个孩子都有平等接受教育的机会。

在国家级贫困县宁夏同心，看着那些花朵一样的笑脸，你会深深感受到“免”和“补”是怎样真切地改变着她们的生活；在中等发达的山东高密，如何改善教学质量开始受到更多关注;而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的“择校热”让大人们叫苦不迭，也让孩子们天天为了各种证书而奔忙……

宁夏同心：“两免一补”之后

撰文 本刊记者 陈玉洁 摄影 海洋

同心，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中部，是一个国家级贫困县。2002年，因机缘巧合，15岁的同心女孩马燕的日记在巴黎出版，并被翻译成7国文字，成为许多国家的畅销书。也因此，马燕得以实现她在日记中表达的愿望，继续上学。她如今已是一名高三学生。

而在国家“两免一补”政策实施两年多以后的今天，在同心，孩子们都有学上了吗？

“三免一补”帐簿

同心县丁塘中学校长马尚英给我们详细地算了这样一笔帐：

一补生活费，每个寄宿制学校住校生每年补助280元，也就是每天1元钱的伙食补助；

一免书费，初一学生每学期免66.41元，初二学生免70.32元，初三第一学期免52元，第二学期因为有些课程不需要再买课本，只买语文和历史两本书，所以免16.8元；

二免杂费，每人每年免220元，其中国家财政拨80%，宁夏自治区财政拨20%；

三免练习册费，这是宁夏自治区在国家政策之上附加的“优惠”，语、数、外三门,初一学生每人每学期免12元，初二16元，初三20.8元。

免去的书费并不经过学校。学校统计入学人数后上报教育局，教育局派人核实之后，将全县的数目汇总，然后与新华书店联系所需的课本套数，并将书款直接划入新华书店的账户。而杂费则必须根据学校课本发放的数目核算人数，直接拨到学校。杂费要维持学校的正常运转：办公用品、后勤、运动会之类的集体活动、水电费……国家给每个学生的饭补每天1元，午饭和晚饭都是按1块钱的标 准吃“大锅饭”，其中有一顿是国家“买单”。

在县城内的中小学，大约有30%的贫困生可以得到减免费用的机会；而在农村，所有的学生都可以享受这一政策的关照。

继2004年秋开始的“两免一补”政策之后，从2006年开始在同心实行的“三免一补”让许多家长改变了主意。“好多家长都出外打工，孩子放在家里还得爷爷奶奶照顾，学校又不收费，干吗不放到学校？”这是当地人对优惠政策最实在的解读。

“在城里人眼里这点钱不算什么，可是农民觉得实在。一开春要播种，要种子，要化肥，几个娃娃又要上学，他哪儿拿得出这两三百块钱的学费？”丁塘中学的教务主任马列剑这么说。

“模式一”、“模式二”和“模式三”

在只能偶尔见到一点绿意的山丘上盘旋上下，当基本没有变化的景色和强烈的阳光正令人昏昏欲睡之时，突然看到29英寸的大电视机和一台电脑，让我不由得精神一振。这里也在用电脑？在同心县最贫困的乡镇之一——窑山乡的中心小学里？

答案是，不仅是窑山乡的小学，在同心县的其他学校里也一样，电脑并不是太稀奇的东西。

教务主任马成义介绍说，“模式一”包括一台电视和一台放映机。到电教中心领上些光盘，就可以看到全国特级教师的讲课录像了。而窑山乡中心小学因为是乡镇小学，所以批下来的是“模式二”：除了电视和放映机，还有电脑和一个“锅”——用来接收卫星发送的信息。打开电脑，一到六年级的所有课程都有教案；甚至可以因地制宜地改编，自己用电脑做课件放给学生。老师杨平还演示了一下讲《快乐的节日》这一课时用到的课件。点开播放，“小鸟在前面带路，风啊吹向我们……”轻快的歌声充满了教室。“模式三”就是电教中心了。设备都是统一配发，各学校只要到县上直接拉过来就可以了，连架子都统一准备。

“只要是学校，就至少有一个‘模式一’。”这句话在采访中得到了印证：在窑山乡五道岭子村小学，我见到了“模式一”；在预旺镇的初中——同心三中，我看到的则是有三个电脑室的“壮观”景象。“上电脑课积极得很，”同心三中的副校长袁廷毅说，“一下前面的课腾腾腾地就跑上来了。”

之前我想象中的破旧景象呢？“是五年前了，”一位老师说，“旧的桌椅板凳都换掉了。窑山应该属同心最贫穷的地方了，现在那种小学都见不上了。”

虽然“下载”“刻录”已经成了他们耳熟能详的常用词汇，但更多更为实际的事情还在等着他们去操心：教师人手很紧张，比如在窑山乡的五道岭子村小学，6个班级只有6名老师，只要有一位老师生病或有事就只能停课了。

负责学区工作的窑山中心学校校长杨维新说，现在乡上还有14名代课教师，在正式老师工资以千计数的情况下，他们的工资是每月180元钱。“这些人也不好管理，不想干了不打招呼就走了。”杨维新说。这时候校长就得去做思想工作，“求着让人家再继续干。”

老师的“妙招”与无奈

窑山乡五道岭子村小学虽然是贫困乡的村级小学，但由于靠近大路，条件比起教学点来还是好不少。46岁的马义海已经在这服务了20多个年头了。作为一校之长，有时候他也得拿出点“招术”，才能应对这样那样的问题。

这里有1到6年级共7个班的学生。为什么一年级是两个班？“我们农村的孩子没有幼儿园，也没有上过学前班，”马校长笑笑，说，“开学时招来的学生有的一个字也不认识，拼音也认不得。”这还不是最主要的问题，有些孩子无视校纪校规，老师根本管不住。于是，一个折中的办法出台了——把年龄小一点的孩子和大一点的孩子分开，教些拼音之类的基础知识，升级的时候要考试，也随时调整，觉得可以了就把小班的孩子调到大班里去。

“这也是没办法的招术。”马校长说。

不过，马校长也有作难的时候：当教师20多年，最近他却觉得不适应了——课程一改革，新课程教材的内容比较活，老师少动一点，学生多动一点，原来是“老师说你听”的方式，现在感觉“不会教了”。

宁夏大学英语系毕业的叶元宏老师虽然没有这样的苦恼，但也有着自己的心事。2005年毕业后一心想从教的叶老师因为父母需要照顾回到同心县，第一次来的时候感觉跟“到了山里一样”。那天给四年级试讲，一口标准普通话的他尽量把语速放慢讲得很清楚。下课了，学生鼓掌，说，老师你讲得太好了，能不能接着给我们讲？接着他又给五年级的同学讲了一堂课，往外一看，四年级的学生趴在窗台上听着呢。

“正好一个老师走了，一个老师请了病假。一个四年级一个五年级，两个班空在那里。当时我就想，唉呀走到哪都一样，可是对于这些学生来讲就不一样了。”他留在了这个有时候洗把脸都困难的村小学。

“不能用英语是我最遗憾的一件事情。”叶老师说。现在他闲暇的时间都用来看书，准备考研，却苦于没有相关的书刊杂志，只能让同学在银川给买了捎过来。

更让他觉得可惜的是有些孩子们。有些学生，尤其是女生，虽然贫穷，但是学习条件特别好，特别爱学习，但是上高中对于这些学生来说都是很难的事情，除非家长支持，能供得起。

一个女生的小学生活

15岁的顾小花是窑山乡五道岭子村小学六年级的学生，每次考试不是全班第一就是第二。因为家里穷，父母和16岁的哥哥都在外面打工。“父母说，女孩大了就得做家务了，不想让我上学了。”顾小花说。她没哭，而是偷偷给老师打了个电话——老师走了很远的路到了她家。“老师给爸说了，我爸不听我的话，听老师的话。”

虽然没有退学，但每天放学后给弟弟做饭却是必须的生活项目。12岁的弟弟顾玉贵和她在同一个小学上学。每天下午4点多学校一放学，两个人就走将近1个小时的路回家，姐姐做饭，弟弟写作业。菜常常是土豆，有时是韭菜。顾小花切土豆很快，刀落在案板上，发出均匀的声响。

“作业不多，”顾小花说，所以有时候他们还可以到邻居家看看电视，然后再回家睡觉。还有一个月时间就要参加小升初的考试了，她却觉得课程“挺轻松的”。最近的目标是考上县城的女中，这样，除了“三免一补”的政策外，她还可以额外享受到30块钱一个月的补助，家里就几乎不需要出生活费了。对于更远的未来，她还没想过。“起码得把初中念下来吧。高中机会小得很。没有听说女生上高中的，更没有上大学的。”

最远她去过同心所属的地级市吴忠附近，假期里去梳羊毛。一个月下来，她把230块钱交到了父母手中。另外，她还给自己买了一件很像校服的蓝色外套，30元。

中午她和弟弟都不回家，带干粮到学校吃，没有菜，有时候带点水。我提出要看看她带的干粮，她羞涩地笑，说“算了咯”。

后记：

来到同心县，驱车前往乡村，看到绵延无际的光秃秃的山岭，你才能体会到“不毛之地”的含义。在我走访七所学校（包括一处教学点）的过程中，有两件事让我印象极其深刻。

一位中心小学的校长抱怨学生过多，因为有些家长不愿让孩子上村里的小学，而是把孩子送到条件相对较好的中心小学。我问，学生不是划片招收的吗？他回答，只要孩子愿意来，我们都接收，也不需要考试,因为我们一考试就可能导致学生辍学。

还有一次也是在一处小学，正午的阳光下，一队小学生排着整整齐齐的队伍，用稚嫩的童音琅琅地背着“篱落疏疏一径深，树头花落未成阴。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走出校门回家。衣着并不光鲜，普通话却抑扬顿挫，念到“追”的时候特地提高了音调。在干涸的土地上仿佛有天使飞过，让人一瞬间静立无言。编辑 陈玉洁

山东高密：课改先行

撰文　本刊记者　陈飚 摄影　段崴

山东省高密市，位于胶东半岛和山东内陆的结合部。一进高密市区，你就会看到一座凤凰雕塑屹立公路中央。高密的地势四周高、中间低，像凤凰展翅的形状，“凤城”也因此而得名。高密是春秋名相晏婴、清代大学士刘墉、当代作家莫言等文人才子的故乡，这似乎暗示着高密与教育的不解之缘。

2001年，高密被确定为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验区，率先实行课程改革。转眼间到了实行课程改革的第7个年头，课改收效如何？对于高密这样一个教育先行的城市，“两免一补”是否会对义务教育“锦上添花”？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走访了高密的部分小学与初中。

“两免一补”：仍能“雪中送炭”

在人们的印象中，“两免一补”对于大城市的学生来说，肯定微不足道。那么在高密这样的中等城市，“两免一补”的实施情况如何？能收到怎样的效果？

高密市教育局办公室主任邵长宏告诉记者，2007年高密市义务教育阶段的杂费已经全部免除；课本费一般按在校生5%的比例进行免除。具体到镇一级，则由镇教育办根据各个村学校的不同情况，灵活调整这个比例。比如乡镇驻地的学校，免费的比例就少一点，而贫困地区的比例就会多一点；住宿学生补贴生活费，在高密市主要是针对初中学生的，一般比例也是住宿生的5%。

记者所走访的贫困学生，一般都是父母下岗或者遭逢变故导致家庭贫困。他们大多可直接在学校申请“两免一补”，经过学校审查、民政部门确认之后，给予减免或补贴。“两免一补”对于他们来说，仍旧是“雪中送炭”。

高密市双羊镇双羊小学五年级四班的崔馨元，身材瘦小，好象有点营养不良，样子看着和实际年龄差了两三岁。生活的磨难还是可以从小女孩的身上看出端倪。由于母亲常年生病，让她本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但小姑娘很懂事，放学回家会帮着妈妈做完家务再写作业。她告诉记者，她最开心的时候，便是妈妈身体好的时候。

崔馨元以前上学，家里总会为学杂费而发愁，她也曾想过辍学去打工赚钱。但是“两免一补”实施后，学校给她免除了杂费，让她能够继续上学。她告诉记者，以前她不爱笑，也不爱说话。但是现在的她看到了希望，也变得开朗了。她觉得虽然家里困难，但她相信通过自己的努力，一定能改变这一切。

记者采访的高密市双羊镇双羊中学的几位贫困学生，也获得了急需的杂费免除。在家在农村、生活比较贫困的他们看来，学习是惟一的出路，这样以后才能报答父母。而“两免一补”确实给他们的生活减轻了许多负担，在接受采访时，他们也笑得格外灿烂。

而城区小学、初中的学生对于“两免一补”的需求，可能没有农村贫困学生那么迫切。正如高密市立新中学的沙校长说的那样，城区真正上不起学的孩子并不多。而他们更看重的，是另外一个教育层面的东西——教学质量。

课程改革：学生主导

“纸片、木头、石块、纽扣、塑料、萝卜条、牙签，这些物体在水中到底是沉还是浮？同学们先推测一下，然后再来验证。”老师一边说，一边给每个学生小组发了张纸条，让他们写下猜测的答案。只见同学们热情高涨，纷纷发表自己的见解。“萝卜条当然会沉下去啦。”一位男同学言之凿凿。“我怎么觉得会浮起来呢？”一位女同学若有所思。最后，老师给每人发了一个器皿和上述这些物体，让他们自己做实验得出结论。“萝卜条会浮在水上。”刚才的那位女生开心地冲着那位男生笑了……

这是记者在高密市第二实验小学一堂实验课上看到的情景。2001年，高密市成为全国课程改革实验区之一。这种老师引导，学生自己探索、自己得出答案的教学方式，正是课程改革的精髓之所在。高密市第二实验小学的栾聚芳老师告诉记者，以往是老师教、学生学，而现在老师更多地是扮演组织者、引导者和合作者的角色，更加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用一句话概括，“如果现在的学生是演员的话，那老师就像是导演”。老师会在课堂上创设场景，带学生进入，而学生可以质疑老师，形成互动。

在教室中，记者看到了这样的标语:我们鼓足勇气这样说“我认为……”，“我发现……”，“我补充……”；在学生的试卷上，记者看到了这样一行字：“相信自己，你能完成得很好！”或许这些都是对课程改革理念的最好诠释。

高密市立新中学的金老师告诉记者，他们学校是2002年开始实行教育部规定的课程改革的。但其实早在1997年，立新中学就实行过历史、地理这些课程的改革，主要的思路也是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学习能力。

正在念初二的栾翔宇、唐汉庭，每周六下午都会准时来到学校，他们并不是来上什么补习班，而是来“玩”他们心爱的机器人。为了培养学生的创新、创作能力，2004年立新中学购入了25套机器人，并招收了一些对机器人感兴趣的学生。唐汉庭念初一的时候，老师问他有没有兴趣参加这个课程，他觉得好玩，就报了名。通过考试后，他成了机器人特色课程的学员之一。

栾翔宇如数家珍地跟记者聊起了机器人的构造、软件设计等等，看得出来，这些机器人已经成了他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他俩的主攻项目是机器人足球，栾翔宇负责调试进攻的机器人，而唐汉庭则负责防守。当被问及他俩谁的任务更艰巨时，栾翔宇谦虚地说，还是防守比较难吧。他们还要经常代表学校参加高密的比赛，甚至代表潍坊参加山东省的比赛，说到这儿时，记者看到了哥俩美滋滋的笑容。

走进立新中学的阅览室，记者看到很多学生正在埋头苦读。经老师介绍才知道，他们竟然是在上语文课。一位正在看《宋代笔记小说选》的女生说，平时学习比较繁忙，没什么时间看课外书，她会在这样的课上抓住机会看自己喜欢的文学书。喜欢AC米兰球星皮尔洛的韩文星，会经常借这个机会看看体育杂志，当然《读者》也是他最常看的杂志之一。

后记：

记者走访过的高密学校都在推行着一项叫“快乐大课间”的活动，“每天锻炼一小时，快乐工作五十年，幸福生活一辈子”，这是他们提出的口号。学生们每天会在早上和下午各抽出半个小时进行体育活动。伴随着音乐，同学们欢快地把手绢丢到同伴的身后，恣意地在长绳间跳跃着，尽情地在篮球场上奔跑着……这样的场景让很多被课业负担、升学压力压得喘不过气的孩子心驰神往。

面对记者的提问，高密的学生不会羞怯，他们会很自然地说出自己的想法。热情、充满想像力，是他们的标签。在他们阵阵爽朗的笑声中，在他们张张稚嫩的笑脸中，记者仿佛看到了高密的未来。编辑　陈飚

北京: 择校变局

撰文　本刊记者　李舒亚 摄影 本刊记者 王蕾

又是一年升学时。近年来，每年三四月份，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总会在一群望子成龙的家长中打响，并在正式决定孩子去向的五六月份进入白热化状态。

择校，成为许多城市里面临升学问题的学生和家长心中一块沉甸甸的石头，惟有在孩子正式得到“好学校”入学通知的那一刻，才能安然落定。

2006年颁布的新《义务教育法》突出强调了“教育公平”原则，除全面实施“两免一补”、着力解决适龄儿童因贫辍学的问题外，同一地域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导致的择校之风，也是教育部门下决心要“啃”的另外一块“硬骨头”。

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想要打破择校坚冰，还有很漫长而艰难的路要走。

屡禁不止“择校热”

“要让孩子有好的未来，就要上好大学；要上好大学，就要上好中学；要上好中学，就要上好的小学乃至幼儿园。”这一连串“绕口令”式的倒推法已成为不少家长的座右铭。因此，“择校”问题甚至从幼儿园开始就已十分突出，并在被认为是孩子成长期第一个重要分水岭的“小升初”时发展到极致。

今年，为贯彻落实新《义务教育法》，继去年取消“小升初”笔试之后，北京市教育部门下达了更为严格的“禁择令”，包括禁止学校通过自行组织的考试或测试录取学生，不得要求学生提供各种荣誉证书和等级证书，严格限制跨区择校和二次流动等。但是，择校大战并没有因此而消停。

收集比较多所学校的信息；目标学校报名当天，凌晨就赶往学校排队；在多个学校之间往返奔波；很早就开始让孩子疯考奥数和公共英语，上各式各样的特长培训班……取消了原来的“小升初”笔试，这场考试似乎变得范围更广、难度更高了。且不说择校费早已是“业内”公开的秘密，也不说使出浑身解数找到原本八杆子打不着的“关系”，只说那厚厚的一摞奥数、剑桥英语、作文、体育、书法、三好生、荣誉称号等“证书”，就已难为坏了可怜的孩子和家长们。

“人一直处于一种相当焦虑和煎熬的状态，像无头苍蝇似的乱撞。大家都摸不着门，不知该怎么选择学校，但又不能不选。我们孩子报了三所学校，前几天，一个入学通知都没收到，简直快疯了，不知该怎么办。唉，这关系着孩子的未来，你说能不着急吗？”提起择校，方女士和很多接受采访的家长一样，深感“一言难尽”。

然而，尽管千难万难，为了让孩子有一个好的未来，不少家庭通常还是全家总动员，想尽一切办法。据统计，去年北京市放弃择校、自愿参与电脑派位的生源只有40%。“择校是大势所趋，我们总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吧？无论如何总得试一把呀。”家长们众口一词。

而没有选择“择校”的家长，一部分会为自己“没有能力”而懊悔，另一部分“有能力”而有意不择校的，也时不时会怀疑起自己的选择是否正确。因此，有专家说，择校在某种程度上已不单纯是教育问题，而演化成为一个社会问题，不少家长已不是在为孩子择校，而是在为自己的虚荣心而择；“小升初”也不再仅仅是对孩子的考验，更是在考家长。

对于今年“不得要求学生提供各种证书”等新规定，有家长认为“不考试，不看证书，不是给权力和金钱择校留下更大空间吗？”也有家长解释为“不得要求提供，也没说不允许学生主动提供啊！”于是，在许多学校的报名和测试现场，仍然可以看到家长和学生们捧着厚厚的各类证书和精心制作的简历。“要是没证书谁敢上这儿来啊？”两名家长议论着。

教育均衡是关键

除了家庭和社会的教育观念、成才标准等因素外，校际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均衡是产生择校问题的根本原因。

据教育专家杨东平的观点，现阶段必须认清两个基本现实: 一是我国在过去相当长时期内，选择了培养“尖子”的精英教育路线。层层设置重点学校的制度，加剧了教育资源配置的失衡，导致区域内学校之间教学条件和水平的差距拉大。二是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大批独生子女的出现，家长对子女接受优质教育的愿望极为迫切。当这两个现实发生碰撞时，好学校少，想上好学校的人多，狂热的择校之风就不可避免。

事实上，1986年，“就近入学”已被明确列入我国第一部《义务教育法》。1998年，北京市借鉴香港的做法，开始实行电脑派位。但是在现实阻力面前，学校随后又允许办一定量英语、数学等实验班，允许招收文体、科技等特长生，给择校留下了余地。今天，许多家长和孩子们苦苦相争的，绝大部分正是好学校里这些为数不多的“实验班”、“特长生”名额。

不少专家认为，“就近入学”、禁止考试等各种试图从“招生”上把关的尝试，是“表面作为实质不作为”，是南辕北辙。当教育资源还没有真正获得均衡配置，取消择校费，择校还会以另一种面目出现。惟有在教育均衡发展上花大力气，不断加强薄弱学校的建设，逐步缩小校际差距，让更多孩子都能有机会接受到更好的教育，才能真正根治“择校热”，实现教育公平。

教育公平：社会公平的基础

孩子上学是每个家庭的大事，也是国家的大事。

新《义务教育法》第四条明确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适龄儿童、少年，不分性别、民族、种族、家庭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其中的“平等”，不仅包括接受教育机会的平等，也包涵着享受相同教育质量等方面的公平。

北京等大城市的“择校”问题，只是教育资源不均衡的一个缩影。目前，从全国范围看，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区域内学校之间，教学条件和水平差别悬殊。教育公平已日益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也逐渐提上政府管理部门的日程。新《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促进教育均衡是各级政府的一项重要责任。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2007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教育是国家发展的基石，教育公平是重要的社会公平。要坚持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从“一切为了孩子”到“为了一切孩子”，是教育理念的一次重要转变。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前提和基础。随着“人人都有学上”的问题逐步得到解决，“人人都有好学上”将成为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我国教育发展的方向。编辑 李舒亚

供稿《人民画报》2007年的第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