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陶希圣简介

	姓名：陶希圣	名号：原名汇曾，字希圣
	性别民族：男-	朝代：近代
	籍贯：湖北黄冈	生卒：1899年--19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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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希圣（1899年—1988年），原名汇曾，字希圣。

1899年10月30日（清光绪二十五年九月二十六日）生于湖北黄冈一读书入仕家庭。

父亲陶月波，字炯照，号月舸，丁酉拔贡，经济特科一等第四名，清末历任河南夏邑、新野、安阳、叶县、洛阳诸县知事，民国初年任湖北黄陂县长、河南汝阳道道尹等职。

陶希圣少时随父居住河南。

陶希圣接受的启蒙教育仍是儒学，九岁入旅汴中学，学校的课程除国学外，还有算学、英文、历史、地理、格致，以及博物和体操等新课程，进化论、法国革命等西方文明的元素被引入课堂。

辛亥革命后，陶希圣回湖北，考入英文馆继续中学学习。

1915年，陶希圣就读北京大学预科，1918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律门，专攻日、俄法学，兼学欧美法学，涉猎法理学、法哲学。

学生时代的陶希圣恰逢“五四”新文化运动，他陶醉其间，热心于各种主义的研究，并初识对他的学术和政治有着重要意义的马克思主义。

1922年，陶希圣大学毕业，学生时代聪慧刻苦，中西兼学，为他日后学术上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1922年，陶希圣受聘前往安徽法政专门学校教授亲属法，留下一部亲属法讲义，1923年底辞职。

1924年7月，陶希圣进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法制经济部编辑。

其间，他结识了不少“博学多才之士”，如郑振铎、叶圣陶、周予同、樊仲云、胡愈之、沈雁冰等，也与倾向国家主义的曾琦、李璜、陈启天、何公敢等人交往，成为国家主义刊物《醒狮》、《独立青年》的热心读者，并应何公敢之邀，担任《独立评论》主编。

1925年，他在于右任创办的上海大学任讲师，主讲“法学通论”。

“五卅”惨案，激发了陶希圣的民族意识。

案发后，陶希圣等上海学术界十学者联名提出抗议。

陶希圣撰写《五卅惨杀事件事实之分析与证明》一长文，分析南京路巡捕房的法律责任，刊登在《东方杂志》“五卅”事件临时增刊上。

巡捕房一纸诉状，反而将《东方杂志》的主办方商务印书馆告上会审公堂。

在应诉过程中，陶希圣负责为辩诉状提供资料。

陶希圣在五卅运动中的积极表现，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先后被上海学生联合会和商务印书馆罢工委员会聘请为法律顾问。

上海环龙路的国民党“西山会议派”的中央党部写信给陶希圣劝其加入国民党，他们认为陶希圣在《独立评论》上提倡的“民族自决”、“国民自决”和“劳工自决”与三民主义具有一致性。

这是陶希圣与国民党的首次接触。

1926年初，陶希圣收到国民党中央军事学校武汉分校的聘书，聘其为政治教官兼任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政工人员训练委员会常务委员，他欣然前往。

在武汉的一年里，他兼武汉大学政治法律教授，讲授“社会科学概论”、“各国革命史”、“无产阶级政党史”以及“帝国主义侵华史”等课程。

他与陈公博、周佛海等来往密切。

虽然，陶希圣自称既不偏左也不偏右，但其思想倾向无疑属于国民党左派。

1926年5月，中央军校武汉分校与“农民运动讲习所”合组为“中央独立师”，陶希圣一度被任命为中央独立师军法处长兼特务组长，随军西进，至咸宁时又任县政府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司法科长。

在咸宁任上时，咸宁农民大会准备枪毙五个农会叛徒（据陶说这五人想退出农会），陶闻讯后命令农会会长不准这么做，威胁说如果一旦这五人被枪毙，他就枪毙农会会长本人。

该农会会长不敢直接冲撞，跑到武汉告状，不几天陶被武汉国民政府派人替换。

陶希圣反对武汉政权之下农民运动，认为当时没收土地的结果，造成城市商业的萧条和农村经济的衰落，并攻击农民协会除了残害地方而无他。

因此，他反对中共提出的“打倒封建制度”口号，认为这时中国农村制度已经不再是封建制度，封建制度早已瓦解，最多只有残余的封建势力存在。

随后，他一度十分消沉。

1927年，汪精卫在武汉“分共”，陶希圣再次活跃，出任军校政治部秘书处主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处主任兼宣传处长及《党军日报》社长。

其间，他与汪精卫相识。

10月，宁、汉分裂后，陶希圣从武汉转道南昌回到南京。

1928年2月，陶希圣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部政治总教官，担任中央党部民众训练委员会指导科长。

1928年，陶希圣加入陈公博、顾孟馀等发起的国民党改组同志会。

改组派的身份使他于同年12月辞去一切公职，不得不离开南京回到上海。

陶希圣从政的第一阶段结束。

1928年12月至1937年7月，陶希圣回到书斋，办刊物、写文章和当教授为生活内容。

《辩士与游侠》、《西汉经济史》，是这一阶段他自己比较满意的两本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此外，还有《中国之家族与婚姻》、《中国封建社会史》等作品面世。

1928年底，陶希圣到上海时，周佛海等人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创办《新生命》月刊，并设新生命书局，以宣传三民主义为主，在全国颇有影响。

陶希圣立即加盟并很快成为主笔，取代了政务繁忙的周佛海，逐渐成了刊物和书局的核心人物。

此前，1928年10月，陶希圣已在《新生命》上发表《中国社会到底是甚么社会》一文，指出：“中国社会是什么社会呢？从最下层的农户起到最上层的军阀止，是一个宗法封建社会的构造，其庞大的身份阶级不是封建领主，而是以政治力量执行土地所有权并保障其身份的信仰的士大夫阶级。

”[1]该文提出的问题关乎中国社会性质，决定中国革命的发展方向，从而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持久而广泛的论战。

陶希圣唯恐争论不激烈，甚至不惜用不同的笔名，提出不同的观点，自己和自己展开论战。

他将自己在1929年发表的长篇论文汇集于《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两书中，把1930年的论文收入《中国社会拾零》之中，均由新生命书局出版，面世后十分畅销。

在传统的经世思想熏陶下，陶希圣虽然远离官场，然而现实政治却没有离开他的脑海。

他的学术研究由法学扩大到社会学和历史学，触摸到了最新的社会历史观——唯物史观。

陶希圣回忆说：“这两年间，我对于马克思与列宁的著作与论文，从英文及日本译本上，下了工夫。

同时对于批评马克思主义的论著，也选读了不少。

我的思想方法，接近唯物史观，却并不是唯物史观。

”[2]虽然，他的自我评价让人费解，但他确实是最早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社会的学者。

1930年底，《新生命》月刊无疾而终，自动宣布停刊。

正在此时，南京中央大学校长朱家骅聘请陶希圣为法学院教授，陶希圣1931年1月离开上海到南京。

1931年8月，陶希圣应母校北京大学的聘请前往法学院政治系任教授，并在燕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中国大学等处兼课。

当时的北京，学术气氛浓厚，陶希圣在授课的同时，用了三年时间撰写了《中国政治思想史》四册。

陶希圣还与胡适一起主编《独立评论》，并把自己关于时事的见解发表在《独立评论》和《大公报》上。

1934年底，陶希圣创办了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史的杂志——《食货》半月刊，强调社会发展有其历史法则，并不是杂乱无章的，更不是史料的堆砌；同时，他以为找寻规则要从史料入手，反对公式主义，反对先搭框架后找史料填充的做法。

陶希圣以杂志为平台，在北京大学一院设立了经济史研究室，吸收学生连士升、鞠清远、武仙卿及沈巨尘诸人，从唐代经济史料的收集做起。

1936年7月至1937年6月，他们将收集的资料编成了《唐代经济史料丛编》八大册，并交北京大学出版部印刷，遗憾的是“七七”事变后佚失了。

陶希圣的努力得到了丰硕的成果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打下了相当的基础，他本人也因此成为有名的社会史和经济史教授，步入了学术的鼎盛时期。

1935年日本策划华北“独立”，平津危急，“一二九”运动爆发，陶希圣再度进入政治的旋涡。

当他得知有学生与教授被抓后，主动去见北平市长秦德纯，要求当局停止搜查学校、释放被捕人员；同时，在学生与教员之中，他一再宣传二十九军有抗日之心，充当宋哲元的二十九军与学生之间的调人。

作为一名国民党员，此时的陶希圣显现出极强的党性，表现在他鲜明的反共立场之上。

西安事变发生后，他力持蒋介石的安危关系国家存亡，并认为这次事件不是苏联搞的，而是“粉红色的东西做出来的”，将矛头对准中共。

1937年纪念五四运动时，陶希圣发表演说，随后在《大公报》上发表《残余的西班牙主义》一文，激烈反对中共提出的“人民阵线”的口号，指责这是一个“分裂运动”。

学联向地方法院以“教唆伤害罪”对陶希圣提出起诉。

陶希圣接到法院传票后，没敢到庭。

但是，他在《华北日报》、《小实报》之上，前后发表了四十篇文章，重申自己的观点。

他在回忆录中称之为“一场苦斗”。

他的所作所为得到了国民党中央党部的赞许。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的局面形成，7月中旬，蒋介石、汪精卫邀请北方知识界名人上庐山牯岭开茶话会，讨论与抗日相关的问题，陶希圣也在被邀之列。

在这次会议上，蒋介石发表了著名的“战端一开，只有打到底”的讲话，表明了抗日的严正立场。

牯岭会议由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持召开，政治委员会的主席是汪精卫。

8月，陶希圣成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五组的成员之一，9月被聘为国民参议员。

然而，1937年至1939年底，陶希圣追随汪精卫使其政治生涯留下了污点。

陶希圣自1927年在武汉认识汪精卫后，他与汪精卫及汪派人士比如陈公博十分接近，并加入改组派。

从庐山下山后，陶希圣前往南京，寄住在周佛海公馆。

当时，周佛海的公馆成为讨论时局的“俱乐部”，大部分成员认为中国与日本相比国力太弱，硬碰硬地打不能解决中日之间的问题，主张不放弃通过外交等途径寻求和平，他们将坚持全面抗战、提倡焦土抗战的主张视为不负责任地唱高调，以唱低调自诩，被人称为“低调俱乐部”，陶希圣也属其中一员。

1937年至1938年，陶希圣与汪精卫来往十分密切，陶希圣不管是在南京还是到了武汉，经常与汪精卫晤谈，有时每天见面。

1938年1月，陶希圣和周佛海一起创办“艺文研究会”，该研究会隶属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对外不公开，以收集各国关于国际问题的报告为任务，并在汉口、长沙、成都、重庆、香港等地设立分社。

周佛海任总务总干事，陶希圣任设计总干事兼研究组组长。

研究会有事，陶希圣都会向汪精卫请示，而汪对于该会的工作十分热心地加以指导。

陶希圣除了担心敌强我弱难有胜算外，反共防共之心甚强。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顺应民意联共抗日，令陶希圣十分失望。

1938年12月19日，汪精卫从昆明逃往越南河内，陶希圣同机前往。

12月22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就日华调整关系发表第三次声明，声称要与“具有卓识的人士合作”，以“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为原则，要求“放弃抗日的愚蠢举动和对满洲国的成见”，中国政府与伪满洲国建立外交关系，“为建设东亚新秩序而迈进”。

次日，汪精卫便起草了响应近卫的声明，陶希圣和梅思平、陈公博三人带着声明前往香港，于31日在各报发表了汪精卫的《致蒋总裁暨国民党中央执监委》的声明，即所谓“艳电”。

电文将近卫声明作为和平结束战争的契机，要求国民政府应即以此为根据，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

1939年8月下旬，陶希圣在汪精卫、陈璧君的催促下由香港到上海。

8月28日，汪伪召开“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汪精卫指定陶希圣为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部长。

1939年11月1日开始，代表日本政府的“影佐机关”和汪组织进行正式谈判，汪精卫派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陶希圣等人参加，在谈判过程中，陶希圣彻底明了了日方的侵略野心，并据实向陈璧君作了透彻的说明，由陈转达给汪精卫，他表示赞成汪精卫中止谈判出国隐居。

但汪精卫仍不悔改，终致不可逆转，经过两个多月的谈判，形成了《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等八份文件。

1939年12月30日，日汪双方签字之时，陶希圣称病没有前往。

1940年1月2日，他和高宗武达成离开上海的默契，次日乘船出逃，5日安全到达香港。

1月22日，《大公报》头版以《高宗武陶希圣携港发表汪兆铭卖国条件全文——集日阀多年梦想之大成！极中外历史卖国之罪恶！从现在卖到将来，从物质卖到思想》为题，披露了高、陶带出的《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以及日汪谈判的真相。

“高陶事件”向世人揭露了日本的野心以及汉奸的嘴脸，坚定了全国人民抗战的决心。

自此，陶希圣悬崖勒马保住了自己的民族气节。

“高陶事件”后，陶希圣一心一意追随蒋介石直到去世。

1941年，陶希圣奉重庆之命在香港创办国际通讯社，出版《国际通讯》周刊，为国内了解国际局势和国际问题提供参考资料。

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香港沦陷，陶希圣混入难民之中逃出香港。

1942年2月25日到达重庆，在陈布雷的公馆安身，被任命为委员长侍从室第五组少将组长。

抗战胜利后侍从室撤销，陶希圣以少将组长的资格转职为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

后任总统府国策顾问、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等职务。

1948年12月25日，新华社发布了四十三名国民党战犯的名单，陶希圣名列第四十一位。

1949年，陶希圣到台湾，先后担任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兼中国国民党总裁办公室第五组组长，后改任第四组组长，以后历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连任九届），“立法委员”，革命实践研究院总讲座、副主任，《中央日报》董事长。

陶希圣虽曾犯有严重错误，但蒋介石对他始终网开一面，仍然加以重用。

其中，不能否认蒋介石欣赏陶的学问与为人，并在思想上存有共鸣。

因此，陶希圣是陈布雷之后蒋介石最为倚重的幕僚，他先后帮助蒋介石完成两部最重要的论著：《中国之命运》和《苏俄在中国》。

《中国之命运》，是蒋介石在抗战出现转机之时，为“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而作。

1942年10月10日，英、美宣布放弃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及其他特权。

随后，蒋介石开始着手写《中国之命运》的政论文章。

题目来自于孙中山生前说过的一句话，即“国家之命运在国民之自觉”。

文稿在黄山官邸花四十多天完成，经过反复修改，再将书稿印成样本二百本，分交给国民党党政领导及负责人研讨，收到反馈回来的意见二百余条，再逐条加以斟酌，对全稿进行修订，1943年3月正式由正中书局印刷发行。

全书的中文原稿的整理、校订、排版校对的工作，则由陶希圣总其成。

据陶希圣回忆，该书出版三个月，已行销一百三十万册以上，影响空前。

《苏俄在中国》酝酿于1955年冬，出版于1956年12月。

陶希圣是最初执笔人，蒋介石及其高级幕僚们和蒋经国均参与其间，补充完成。

该文是蒋介石在失败后对于世人的一个交代，中心说明由于苏俄共产主义的渗入，最终使国民党失去了大陆。

强调了“反共”的必要性，同时也检讨了国民党失败的教训。

全书近二十万字。

在担任幕僚的同时，陶希圣另一个更重要的角色是掌握国民党的喉舌——《中央日报》。

1943年起，陶希圣担任《中央日报》总主笔，写了大量的社论，仅在1943年至1945年这两年中，陶希圣发表的社论就有三百三十余篇，相当于每两天一篇。

抗战胜利后，陶希圣仍为《中央日报》总主笔，他站在幕后，将国民党在政治协商、“国大”、和战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态度揭示出来，兢兢业业地为国民党为蒋介石掌握舆论。

1968年，陶希圣以《中央日报》董事长身份退休。

晚年，陶希圣重温旧时研究之梦，1970年他在台湾创办食货出版社，复刊《食货》半月刊，笔耕不辍。

1979年，八十高龄的陶希圣出任台湾“中华战略学会”理事长。

1988年6月27日，陶希圣在台北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