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纾-文学家、古文家、翻译家
 | 林纾生卒：1852—1924 |
人物生平
1852年（咸丰二年），林纾出生于福州府闽县玉尺山下光禄坊中的一个盐商家庭。林家祖上九代贫民，到了父亲林国铨这一代，因其为某盐商在建宁办理运盐事务，才积攒了些许余财，家境有所好转。然而时运不济，好景不长，林父于一次运盐途中损失了大量货物，一通课税、赔偿后，林家已倾尽家当。林父不得已远赴他乡经商，但商路坎坷，家中仍时常不敷出入。林纾由是寄养于龙山巷的外祖母家。母系陈家世代书香，外祖母在宠爱之余，亦对林纾教导有方。5岁时，林纾由外祖母教导习字，7岁入私塾，11岁起随薛则柯学习古文，随后又随朱苇学制举文。
1869年，18岁的林纾与刘琼姿完婚。次年，林纾的祖父、祖母、父亲相继去世，连遭打击，林纾患上肺病。后经岳父刘有棻推荐资助，在陈荣圃处学制举文。又师从陈文台（石颠山人）学画。
青年时代的林纾嗜书如命，“四十五以内，匪书不观”，纵使家境贫寒，读书也从未懈怠，甚至有“读书则生，不则入棺”这样的字句留下。和一般的读书人相比，林纾身上更有一分侠气，读书之外，林纾对剑术、拳击也小有研究，在乡中颇有“狂生”的名号。
1879年（光绪五年），林纾入县学，中了秀才，三年后又得举人。随后，“七上春官，屡试屡败”，十五年的光阴，耗费于科举路上。
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林纾的夫人刘琼姿病逝，林纾始终郁郁寡欢，在朋友魏瀚的劝说下，开始尝试与人合译小说。林纾的同乡王昌寿，曾赴法留学6年，不但法语精湛，而且有着很高的文学修养。由于林纾不懂外语，便由王昌寿口述，林纾再转译为文言。林纾与之合译的第一部翻译作品《巴黎茶花女遗事》，甫经问世，便广受好评，一时洛阳纸贵。严复有《甲辰出都呈同里诸公》诗云
“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林纾也由此正式走上了翻译道路。
郑振铎写《林琴南先生》，统计林译小说“成书的共有156种；其中有132种是已经出版的，尚有14种则为原稿。还存于商务印书馆未付印。”阿英在《晚清小说史》中统计，其翻译小说，“计英国九十九部，一七九册；美国二十部，二十七册；法国三十三部，四十六册；比利时一部，二册；俄国七部，十册；西班牙一部，二册；挪威一部，一册；希腊一部，一册；瑞士二部，四册；日本一部，一册；未知国五部，六册；共一七一部，二七○册。还有未收集的短篇十五种”。林译作品单行本主要由商务印书馆刊行，未出单行本的，大多在《小说月报》、《小说世界》上刊载。美英作品合译者有魏易、曾宗巩、陈家麟、毛文钟等，法国作品合译者有王寿昌、王庆通、王庆骥、李世中等。译得最多的是英国哈葛德，有《迦因小传》等20种；其次为英国柯南道尔，有《歇洛克奇案开场》等7种。隶属名家名著的，有俄国托尔斯泰的《现身说法》等6种，法国小仲马《巴黎茶花女遗事》等5种，大仲马《玉楼花劫》等2种，英国狄更斯的《贼史》等5种，莎士比亚的《凯撒遗事》等4种，司各特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等3种，美国欧文的《拊掌录》等3种，希腊伊索的《伊索寓言》，挪威易卜生的《梅孽》，西班牙塞万提斯的《魔侠传》，英国笛福的《鲁滨孙飘流记》，斯威夫特的《海外轩渠录》，斯蒂文森的《新天方夜谭》，安东尼·霍普的《西奴林娜小传》，美国斯托夫人的《黑奴吁天录》，法国巴尔扎克的《哀吹录》，雨果的《双雄义死录》，日本德富健次郎的《不如归》等等。
林纾文思敏捷，翻译速度极快，往往“口述者未毕其词，而纾已书在纸，能一时许译就千言，不窜一字。”虽经他人口译，有时不免纰漏错处，但其翻译言辞优美，尽得原文之精粹，又能以笔力填补原文之不足，故而深受推崇。周作人曾说“老实说，我们几乎都因了林译才知道外国有小说，引起一点对于外国文学的兴味，我个人还曾经很模仿过他的译文。”亚瑟·威利评论说：“狄更斯……所有过度的经营、过分的夸张和不自禁的饶舌，（在林译里）都消失了。幽默仍在，不过被简洁的文体改变了。狄更斯由于过度繁冗所损坏的每一地方，林纾都从容地、适当地补救过来。”
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林纾都无愧于“译界之王”的美誉。
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林纾翻译小说，是“愿为叫旦鸡”，在于输入新思想、新学说，以开阔国人的视野，唤起民众的觉醒，这在其译作自序中多有体现，从译作的题材选择上也可见一斑。从屡试科举到译书醒世，其经世情怀始终一以贯之。
同一时期，林纾与当时回闽奔丧的邮传部尚书陈壁、农工商部员外郎力钧、天河北道孙葆缙等旧友合作，利用他苍霞洲的旧居创办了“苍霞精舍”。
监督任佩珊，林纾任汉文总教习，亲授《毛诗》、《史记》等。晚晴戊戌变法之前，在东南一隅的福州，能由民间兴办如此洋式学堂，无疑需要极大的勇气。“苍霞精舍”的建立及其带来的影响，不只对福州，乃至对当时全国教育制度的改革，都有着启蒙和推动的作用。
1901年，50岁的林纾赴京金台书院讲习，又被五城学堂聘为总教习。1903年，林纾兼任京师大学堂译书局笔述，与严复成为好友。1912年，林纾开始在《平报》发表笔记小说。1913年春，林纾辞去了北京大学的教职。1915年，受聘北洋军人徐树铮所办正志中学担任教职。1916年，林纾不为“袁大总理顾问，谢绝了段祺瑞。人生的最后几年，林纾在北京度过，以译书售稿与卖文卖画为生。
林纾的晚年，学界对其褒贬态度逐渐转向。
首先是源于五四运动期间，其公开表明反对新文化的立场。至今在中学的历史教科书上，林纾依旧是作为衬托进步人物地位的政治反动保守角色出现的。一方面，在于林纾对古文的推崇。新文化运动时期，林纾多次参与论战，不单有文论古文之长，之不宜废黜，更有讽刺白化文运动的作品见诸公开刊物。（《论古文之不当废》(1917)、《致蔡鹤卿书》(1919)、《荆生》(1919)、《妖梦》(1919)、《腐解》(1919)、《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1919)、《续辨奸论》(1923)等。）而另一方面，是源自林纾本人对于清皇朝的眷恋，这与他的所提倡的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不无关系。辛亥革命后，他以遗老自命，十一谒光绪的崇陵。更将书斋取名“望瀛楼”，以示对被慈禧囚禁在瀛台的光绪帝的怀念。而除却怀念，面对日渐昏暗的政治格局，身为一个毫无政治影响的知识分子，更多的也只是无奈。
其次来自于其翻译才能的黯淡。以1913年译完《离恨天》为界，林纾的后期翻译多出于生计，“译笔逐渐退步，色彩枯暗，劲头松懈，使读者厌倦。”（钱钟书《林纾的翻译》）
1924年，林纾在京去世。
林纾去世时，陈宝琛作挽联“由侠入儒，晚节独能怀故绛；因文见道，诸家无不废虞初”可谓对林纾一生入木三分的刻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