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历史学家
 | 陈寅恪生卒：1890～1969 |
二、学术成就
陈寅恪先生毕生从事学术研究和著述事业，他的研究范围非常广泛，包括历史学、宗教学、语言学、人类学、校勘学、文字学等学科。其中尤以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蒙古史、唐代和清代文学以及佛教典籍的研究著称于世。他的学术著作被誉为“划时代的意义”。被尊为一代史学宗师，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很高威望。
蒋天枢先生概括陈寅恪先生治学特色约有四端：
一、?以淑世为怀。笃信白居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之旨；
二、?探索自由之义谛。见《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及《论再生缘》；
三、?珍惜传统历史文化。此意则文诗中随地见之，而“迂叟当年感慨深，贞元醉汉托微吟”、“东皇若教柔枝起，老大犹能秉烛游”之句，尤为澹荡移情；
四、?“续命河汾”之向往。此虽仅于赠叶遐庵诗、《赠蒋秉南序》中偶一发之，实往来心目中之要事。
史学领域
治史观点：“文化超越于政治、经济、民族等等之上。”在悼念王国维的有关诗文中，陈先生的这一观点有集中反映。如《挽王静安先生》诗有云：“文化神州丧一身。”挽词序云：“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两年以后所撰《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进一步阐述了文化超越政治，真理必须独立自由的道理：“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感望？先生之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所以，陈先生在挽词中虽有“一死从容殉大伦”、“回思寒夜话明昌，相对南冠气数行”，以及“他年清史求忠迹，一吊前朝万寿山”之类的句子，表面上是在哀悼作为清室遗老的王静安，实际上，王静安之死有其更深刻的原因，不是一姓之兴亡所造成的。陈先生的这种文化至上的观点始终未变。
余英时先生在《陈寅恪史学三变》中把陈先生的史学成就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23-1932），佛典译本及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和唐以来中亚及西北外族与汉民族之交涉。俞大维在《怀念陈寅恪先生》中记述：“寅恪先生又常说他研究中西一般关系，尤其是文化的交流佛学的传播、以及中亚史地，他深受西洋学者的影响……，其他边疆及西域文字，寅恪先生在中国学人中是首屈一指的。除梵文外，他曾学过蒙文、藏文、波斯文及土耳其文……兹以元史为例略作说明。”
第二阶段（1932-1949），魏晋及隋唐的研究。从三十年代初期，陈氏史学逐渐转向第二阶段，开辟魏晋至隋唐的研究领域。1935年他撰《西域人华化考序》，说：“寅恪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而喜谈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这是他第二阶段史学研究的重心。民族与文化的分野尤适于解释唐帝国统一和分裂的历史。故他在1936年读韩愈《送董邵南序》眉识及1941年《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特别标明此义。
第三阶段（1949以后）：心史。
陈寅恪在《冯友兰哲学史审查报告中》说“寅恪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关于“不今不古之学”，汪荣祖在《史家陈寅恪传》中解释为中国历史的中古一段，即魏晋到隋唐这一时期。所以，学术界一般公认，陈寅恪史学方面的最大成就还是中古史研究，陈氏史学并非如大多数学者所论的继承乾嘉考据，而是直接继承宋贤史学并有所发展。陈寅恪史学思想可分为求真实供鉴诫、民族与文化、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贬斥势力尊崇气节及重视社会经济的重大作用等。
语言与文学、宗教领域
诗史互证问题、汉语特点问题、宗教与文学关系问题、佛教进入中国及与小说、弹词等题材演变发展问题、中国古典小说之结构问题等。陈先生开辟了运用文学作品阐述历史问题，又用历史知识解释文学的崭新途径。陈先生渊博的梵文以及满蒙藏文知识使他的学问具备另一特色。他不仅利用汉文以外的语言文字从对音和释义来考察汉文典籍、史书与诗文，还探索中国与印度在宗教思想和以及文章体裁上的关系和影响。树立了如何深入研究文化交流和比较文学的光辉典范。比如《蒙古源流笺证》由张尔田先生修订时，大都根据了陈先生用梵藏文字勘校所得的成果。
著作的出版
陈寅恪先生早年多发表学术论文，单本的学术著作其生前出版的有三种，即1943年重庆商务初版《唐代政治史论述稿》及1944重庆商务初版《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两种皆为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之专刊，1945重庆再版，抗战胜利后，1946年商务印书馆又在上海重印，是为上海初版。
1946年商务初版《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另《唐代政治史论述稿》除书名外都封面都与此同。第三种为《元白诗笺证稿》，1950年11月岭南大学文化研究室初版线装本。
1955年，经陈寅恪先生校正错误，增补脱漏的《元白诗笺证稿》由北京文学古籍出版社平装出版，初版3000册，1958年，作者再次修订之后交由中华书局出版，初版800册，1962年二印1000册。《元白诗笺证稿》之1959年中华书局版，并不是北京中华书局而是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即上海古籍出版社之前身，自1958年开始，中华上编就已经开始约请身在岭南的陈寅恪先生将其有关古典文学的论著编集以便出版成书，1958年陈先生致信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有云：
负责同志：?
昨接尊处1958年9月2日函“函询论文集交稿日期由”。拙著拟名为“金明馆丛稿初编”，若无特别事故，大约可在1959年2月以后8月以前交稿。专复，此致敬礼。
陈寅恪1958年9月6日
1961年陈先生致信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云：
负责同志：?
来函敬悉。寅恪现正草钱柳因缘诗释证，尚未完稿，拟一气呵成，再整理《金明馆丛稿初编》。年来旧病时发，工作进行迟缓，想必能鉴谅也。此复，并致敬礼。
陈寅恪1961年9月2日
这里的“钱柳因缘诗释证”，正是后来的《柳如是别传》，此书于1954年开始撰稿，1964年完成，也正是出于中华上编的约请，不过时局已不同，陈寅恪先生1962致信云：
上海编辑所负责同志：
来函并约稿合同四份均收悉。披阅应共同遵守各条：（甲）约稿第一条中之第二目，于拙著中所引书一一注出页数及出版者和出版年月等，皆不能办到。又拙著中故意杂用名、字、别号。人名如钱谦益、受之、牧斋、东涧、聚沙居士等。地名有时用虞山，有时用常熟等，前后不同，以免重复，且可增加文字之美观。故不能同意。（乙）拙稿不愿意接受出版者之修改或补充意见。故第二条完全不能同意。（丙）拙稿尚未完毕，交稿日期自不能预定，字数更无从计算。故此两项亦不能填写。
因此将约稿合同四份寄还，请查收。总之，尊处校对精审，本愿交付刊行。但有诸种滞碍，未敢率尔签定。傥能将上列诸项取消，则可再加考虑也。专复，此致，敬礼。
陈寅恪 一九六二 五 十四?
《柳如是别传》由此搁浅，不过陈寅恪先生还是将《金明馆丛稿初编》稿件寄给中华上编，收文章二十篇。《金明馆丛稿初编》自序云：
此旧稿不拘作成年月先后，亦不论其内容性质，但随手便利，略加补正，写成清本，即付梓人，以免再度散失，殊不足言著述也。一九六三年岁次癸卯陈寅恪识于广州金明馆。
中华上编接稿后，即由梅林、金性尧二编辑先后审读，之后由二人分出审读报告，就稿件中涉及少数民族称呼和邻国关系等问题提出处理意见。中华上编领导反复审读后，决定报请上海市出版局批准出版，时为1966年2月。嗣后“大革命”开始，一切遂告停止（详见高克勤回忆专文）。
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正式成立，不久即始着手筹划出版陈寅恪文集，时李俊民为上古社长，魏同贤同志专门负责编务，特别约请陈氏弟子复旦大学蒋天枢先生整理，陈寅恪先生生前即把自己的诸多稿件交付蒋天枢先生委托其整理，1977年，蒋先生将《元白诗笺证稿》的第三次修订本交给出版社刊印。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三次修订版《元白诗笺证稿》。1982年2月，包括《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初编》、《金明馆丛稿二编》、《柳如是别传》、《元白诗笺证稿》、《唐代政治史论述稿》、《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及蒋天枢先生为其师所撰《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一册，全套七种九册陆续出齐。
蒋天枢先生对其师极为尊敬，复旦为海上学林重镇，多知名教授，一次复旦会议，中文系主任朱东润先生大致有言：“陈寅恪先生学问了不起，不过为晚年为柳如是这样的人作传太不值得。”同为复旦教授的蒋天枢先生当即拂袖而去以捍护师道，整理陈寅恪先生遗稿更是呕心沥血，1988年，蒋天枢去世，与蒋同为清华研究院毕业生的姜亮夫先生有唁电云：“义宁陈寅恪先生全集是您收集、编纂、考订，是我们同学中最大的成就者。”蒋天枢先生整理陈寅恪先生遗稿时可谓尽心尽责，另外，某些地方也并不是完全不作改动，由此转入本篇之重点。
此信（一九六二年五月十四日与上海编辑所信）其他几条暂且不论，单说第三条，蒋云：
《元白诗笺证稿》里的“周一良”处五字，当时曾同您讲，是否改成四个字，后来想，改动，总不太妥。是否只把“一良”两字易为“某某”，或者易为两个□□，这样，五个字的地位仍可照旧。
周一良先生也是一代大家，也是陈寅恪先生的学生，要领会上文之意思，还得有所交待。陈寅恪先生所撰之《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有前言云：
卢沟桥事变前，寅恪寓北平清华园，周一良君自南京鸡鸣寺往复通函，讨论南朝疆域内氏族问题。其后周君著一论文，题曰“南朝境内之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载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七本第四分者是也。此文寅恪初未见，数年之后流转至香港，始获读之，深为倾服。寅恪往岁读南北朝史，关于民族问题，偶有所见，辄识于书册之眉端，前后积至如（若）干条，而道经越南，途中遗失，然旧所记者多为周文所已言，且周文之精审更胜于曩日之鄙见，故旧稿之失殊不足惜。惟忆有数事，大抵无关宏旨，或属可疑性质，殆为周君所不取，因而未载入其大著。旅中无聊，随笔录之，以用此篇，实用窃道家人弃我取之义，非敢谓是以补周文之阙遗也。忆当与周君往复商讨之时，犹能从容闲暇，析疑论学。此日回思，可谓太平盛世。今则巨浸稽天，莫知所届。周君又远适北美，书邮阻隔，商榷无从。搦管和墨，不禁涕泗之泫然也。一千九百四十二年九月九日陈寅恪记于桂林良丰雁山别墅。
《魏书司马睿》一文收入《金明馆丛稿初编》，不过上面的这段话并没有正文一同收入，周一良先生晚年回忆：
蒋天枢先生编陈先生全集，所收江东民族条释证文中，删去了此节，这当然不可能是蒋先生自作主张，定是本陈先生意旨。我看到全集后，不假思索，立即理解陈先生的用意。陈先生为文遣词用字都极考究，晚年诗文寄慨之深，尤为严谨。对于旧作的增删改订，必有所为。删去此节，正是目我为‘曲学阿世’（《赠蒋秉南序》中语），未免遗憾，因而不愿存此痕迹。
令周一良先生自责不已的是其“梁效”经历，“梁效”为四人帮御用写作班，1978年后遭人唾弃，不过陈寅恪先生已于1969年含冤离世，《魏书司马睿》一文前言的删除当蒋天枢先生所为，上海古籍版陈寅恪文集之《元白诗笺证稿》第158页有“周某某先生谓齐东昏侯善作担幢之戏”（本朱在融汇与贯通之说北朝篇中，有人即有提醒周先生所言此条，），即是改动的痕迹，而第256页则仍有“周一良先生”，或蒋天枢先生遗漏。（此亦详见高克勤之《陈寅恪文集》出版述略）
上海古籍出版社在出版了陈寅恪文集七种九册之后，还双色套印了《唐代政治史论述稿》手稿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初版精装2000册，近年有据此影印重印本。陈寅恪先生手迹另外尚有1989年《陈寅恪读书札记——旧唐书新唐书之部》及1992年之《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陈寅恪读书札记——旧唐书新唐书之部》初版3000册，《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初版4000册。至此陈寅恪先生的著作大致完备，以后三联十三种十四册《陈寅恪集》都是在上海古籍版基础上再整理出版的（三联于五十年代单册出版过《唐代政治史论述稿》与《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此两种与三联《陈寅恪集》书影常见，故此不再详列）。上海古籍版《陈寅恪文集》分精装平装两种，精装一般都为1700册，平装印数多为4000册，各种都有二印，早年常见，今非昔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