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梁-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和军事家，开儒家学说先河的重要学者之一
 | 季梁姓名：姬姓，季氏，名梁 |
季梁是春秋早期的随国贤大夫，生活在“中国哲学结胎的时代”，不仅是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而且还是伟大的哲学家。从文献上看，有关季梁的记载并不多，《左传》仅二处，《随州志》有二十多处，其中《左传·桓公六年》的记载最重要，其内容涵盖了政治、军事、哲学等诸多领域，思想十分深刻，既深刻画出季梁爱国忧民、修政治国的大贤形象，又刻画出他深刻洞察世理的智者形象。公元前706年楚侵随时，劝谏随侯内修政事，外结邻国，不与楚战，避免了一次战祸。公元前704年楚复侵随，季梁建议楚偏师，避其主力，随侯不听，致遭失败。战后楚终因随有季梁，遂与随订盟而还。季梁死后葬于今随州市东郊义地岗，建有墓祠，为后世所敬重。
季梁的哲学思想
季梁的哲学思想资料，仅见于《左传·桓公六年》所载季梁与随侯关于民神关系的一段对话。针对随侯重神轻民的思想，季梁提出了“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这里，“民为神主”的思想，是季梁哲学思想的精髓。
我国进入夏商奴隶社会以后，就逐步出现以上帝祖先崇拜为核心的天命神权论，并成为夏商奴隶主阶级的世界观。周人从商人手中夺取政权的同时，把天命神权的世界观也接受了过来，把上帝作为主宰一切的绝对权威。当时的意识形态，无不由天命神权思想所派生，或与其紧密结合在一起。当时的政治，就是天命神权政治。直至春秋初期，整个社会依然笼罩于浓郁的神论气氛之中。然而，身为随国大夫的季梁却勇敢地冲破神论的氛围，把“神为民主”的传统观念颠倒过来，在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夫民，神之主也”的哲学观点。这里的“主”，当为“主宰”之意。民主宰神的思想是对我国进入奴隶社会以来占统治地位的天命神权思想的大胆否定，为起于青萍之末的无神论思想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我国哲学史和无神论发展史上都居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民为神主”的观点，是对西周以来出现的怨天尤人思想的重大发展。在西周初年，少数比较能正视现实的统治者，如武王、周公等本来对天命有所怀疑，但出于维护自己统治地位的需要，对这个神圣的光轮不能不给以修缮和涂抹。到厉幽时代，随着奴隶制的日益衰落，周天子的权威日渐式微。上帝，这个地上王权在天上的投影也日渐退逝它那神秘的光彩。于是，一股“怨天”、“咒神”的思想应运而起。这种思想，比较集中地反映在《诗经》里。在《大雅·荡》中，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荡荡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在《小雅·雨无正》中，作者诅咒提更凶：“浩浩昊天，不骏其德。降丧饥馑，斩伐四周。昊天疾威，弗虑弗图。”尽管西周末年人们对天命神权已开始产生怀疑，并敢于对上帝提出质问咒骂，但是人们在神面前还是无能为力的；他们虽然对神的地位表示不满，却未能动摇神权的主宰地位；他们已朦朦地意识到上帝并非人世吉凶祸福的裁决者，却没有认识到人的重要的作用。这正是一个需要圣哲的时代！和梁作为统治阶层中开明的思想家，踏在人们怨天咒神的浪尖，提出了“民为神主”的观点。他进一步解释道：民是主，神是从；如果民心背离，鬼神要降福也无能为力。所以统治者唯有“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才能“庶免于难”。
季梁提出民是神的主宰，尚未彻底否定神权的存在，神的幻影并未从他的观念中最终消失。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把他视为我国历史上无神论的先驱。首先，季梁虽然未能摆脱神学的羁绊，但他却将神从主宰地位降到被主宰的地位上；而在他之前，人们只是停留在对天的怨恨与咒骂上。仅这一点，就足以使他超过他之前所有讨论民神关系的人。而神权地位在他思想中的骤然坠落，无疑表明他对神权的漠视。其次，有神论的核心是突出天命神权，季梁则针锋相对地强调人的地位，这无异于要把神的地位从人事中排除。这正是区别有神论的重要标志之一，应属于无神论的范畴。
我们说季梁不愧为我国历史上无神论的先驱，还在于继他之后而出现的一些无神论者，尤其是战国时期一些著名的无神论思想家，几乎无例外地受到他的启示，并且不同程度地受到他那凝聚着无神论因素的“民为神主”思想的润泽。
战国时著名兵家尉缭说：“苍苍之天，莫知其极；……求已者也。”尉缭强调人事要立于“求已”，而不求之于天，这种思想很可能是受到季梁“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的思想的启发。
荀况是战国时期无神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的无神论思想中最光辉的部分是他关于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论述。他认为：民“最为天下贵也”。这显然是对季梁的“民为神主”思想的发挥。他还说：“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这种肯定人是大自然主宰的思想，是对季梁的民为主宰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韩非是战国时期又一位著名的无神论思想家，他指出人事的成败、兴亡等皆在于人为。他说：“人有祸则心畏恐，心畏恐则行端直。行端直则思虑熟则得事理。行端直则无祸害，无祸害则尽天年。得事理则必成功，尽天年则全而寿。必成功则富与贵，全寿富贵之谓神。”这种富贵、贫贱、祸福皆决定于人事的思想，在季梁思想中不难找到原形。季梁认为，如果不以民为主宰，社会“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虽独丰，其何福之有？”说韩非受到季梁无神论思想的影响是不为过分的。
恩格斯曾经指出，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季梁的“民为神主”的思想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
春秋以来，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封建生产关系在一些发展国家里相继出现了，奴隶制逐渐地走向解体的道路。这种巨大的社会变革，不能不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引走相应的变化。由于奴隶主阶级的统治思想是天命神权论，因此，封建生产关系的兴起必将引起神权的动摇。季梁作为统治阶级中的开明思想家，正是顺应了这一历史潮流，才敢于对天命神权的主宰在位予以否定。
在春秋时期新兴地主阶级与奴隶主贵族的斗争中，在大吞小、强凌弱的激烈的兼战争中，统治集团中的一些开明政治家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民”的重要性，这也是季梁重民轻神思想赖以产生的重要条件。季梁正是站在前人建筑的桥梁和奠定的基础上，提出了“民为神主”这具一有朴素唯物论色彩的哲学的命题。
季梁的政治思想
季梁在与随侯谈论民神关系时，提出了“修政而亲兄弟之国”的主张。所谓“修政”，即对内整顿国家政治；所谓“亲兄弟之国”，即对外与兄弟国家互相亲善。这就是季梁政治思想的集中体现。
季梁认为，要对内整顿好国家政治，必须把“道”作为行为准则。他对“道”作了解释：“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辞，信也。”季梁提出这一政治理论，是在公元前706年，这在我国政治思想史上尚前无古人。北方人士中最早提出与此相类似的主张，是《左传·僖公十九》年所记宋司马子鱼的话：“民，神之主也。”事有公元前641年，比季梁晚65年，而且不如季梁所讲那样鲜明透彻。春秋时代，北方占主流地位的政治理论比季梁的政治理论落后得多。如《左传·襄公十四年》所记晋乐官师旷的话：“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事在公元前559年，比季梁晚147年。季梁的理论是“民神—君”，师旷的理论是“君—神—民”，彼此适得其反。师旷，又是音乐家，又是思想家，相传创作过《阳春》、《白雪》两首名曲，而且发表过一些屡试不爽的预言，备受尊崇。但与季梁相比，师旷的政治理论反而显得倒退了。中国的民本思想肇源于《尚书》，这是史家公认的。《尚书·五子之歌》说：“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尚书·泰誓》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尚书》标榜民“本”，季梁阐扬民“主”，民“主”比民“本”进了一大步。即使是比季梁晚大约200年的孔子，其政治理论还是不如季梁进步。可以这么说，季梁极力推崇的“道”，既以民本思想为基点，又超越了这一思想，他不愧为开我国古代民“主”思想之先河的政治理论家。也正是由于季梁的政治理论极富民“主”色彩，所以，他对随侯荒淫无度、不理朝政的现状表现出忧虑与激愤：“今民馁而君逞欲，祝史矫举以祭，臣不知其可也。”
季梁的政治思想与其哲学思想是息息相关的。他认为，在牲肥硕完整，只是表明“民力之普存也”；黍稷清净丰盛，标志着“其三时不害而民和年丰也”；把甜美芳香的美酒献给神，象征着“其上下皆有嘉而无违心也”。不难看出，季梁拓牲肥硕、黍稷丰盛、旨酒芳香都归功于“民力”，归功于“民和”和君民“皆有嘉德”。这是“民为神主”思想在政治方面的体现。
为了使整顿国家政治的主张不流于空泛，季梁向随侯提出了“务其三时，修其五教，亲其九族”的施政方针。他还以为，如果按照他的政治思想治理国家，就会“动则有成”，无往而不适。
“亲兄弟之国”的外交方针是季梁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所谓“兄弟之国”，指汉水迤东、江淮之间的众多诸侯国。这些国家，或为姬姓，或为异姓，它们生存于晋、楚两个大国之间，一方面朝晋墓楚，另一方面又互相攻伐。对周王朝也是时叛时服。即如《国语·郑语》所言：“桓公为司徒，……当成周者，南有荆蛮、申、吕、应、邓、陈、蔡、随、唐……非亲则顽，不可入也。”而“汉东之国，随为大”。置身这样的境地，随国如果不同周围的国家建立友好的外交关系，不但会首当其冲地受到大国的讨伐，而且诸小国也会群起而攻之，随国就难以立足了。季梁正是在客观地分析了这一现实的基础上，才提出了“亲兄弟之国”的外交政策，这是与随国所处的地位与特殊环境相适应的。
季梁亲善邻国的外交政策在随楚关系中得到了充分的实施。春秋时期，楚国作为地方的第一强国，拓疆并土，灭国抚民，对汉阳诸姬乃至中原诸国发动了极为频繁的战争。然而在整个春秋时期，楚随之间的战争见于文献记载的仅为三次。在楚对随发动的三次进攻之中，第一次楚国不战而退，第二次和第三次楚国虽获小胜，却仍然以盟会告终。此中奥秘，在楚昭王奔随、随人拒绝向吴人交出昭王时的一段话中露见端倪。随人对吴人说：“以随之辟小而密迩于楚，楚实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盟誓的内容，史无明文，但从随人的语气来看，不外乎是指楚随之间互不攻伐、互惠互利。这证明随人在处理与楚的关系上奉行了季梁的外交政策。
正是由于随人在同楚人的关系上恪守着季梁的既定外交政策，所以战国时期，楚国“南卷沅湘，北绕颖泗，西包巴蜀，东裹郯邳，颖汝以为洫，江汉以为池，垣之以邓林，绵之以方城……大地计众，中分天下”，却仍然把随国置于自己的卵翼之下，不迁也不灭。
也正是由于季梁外交政策的效应，嬴得了楚王对随侯的分外尊重，从而在曾侯乙死后，楚惠王把作为楚王权象征和音乐表率的钟当作礼馈赠。
在《左传》、《国语》等典籍中，很少见到随国与周围一带兄弟国家干戈相加的记载。相反，与随相邻诸国的一些青铜器在随境内相继出土。这些文物，当多为酬赠聘媵之品。这说明季梁的政治思想已在随人心目中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也说明自季梁以后的历代随侯基本上沿用了“亲兄弟之国”的外交政策。可以认为，随国之所以成为汉阳诸姬中国祚最长的国家，是历代随君奉行季梁政治思想的结果。
季梁的军事思想
季梁不仅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更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他那蕴含着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因素的军事思想，不只在西周以至春秋初期无以过之，就是春秋末期著名的军事家孙武的军事理论，也显然受到他的军事思想予以比较，借以窥视季梁军事思想在我国军事史上的地位。
透过事物某些现象和假相去分析事物的实质，是季梁军事思想中的闪光之处。《左传·桓公六年》载：“楚武王侵随，使薳章求成焉，军于薳以待之。随人请少师董成。斗伯比言于楚子曰：‘……汉东之国，随为大。随张，必弃小国。小国离，楚之利也。少师侈，请嬴师以张之。’……少师归，请追楚师。随侯将利之。季梁止之……”季梁正是透过楚人“求成”的现象和“嬴师”的假相，看出了楚人侵略的实质，因此，当随侯将要依狂妄自大的少师之意追击楚军时，才能出面制止，并戳穿楚人的阴谋，他说：“天方授楚，楚之嬴，其诱我也，君何急焉？”季梁的这一军事思想，被后来大军事家孙武加以总结和发挥，成为著名的战争指导原则，即“辞卑而益备者，进也；辞强而进驱者，退者；轻车先出居其侧者，陈也；无约而请和者，谋也；奔走而陈兵车者，期也；半进半退者，诱也。”
把矛盾的运动及其转化原理运用于军事之中，是季梁军事思想中十分宝贵的内容。《左传·桓公八年》载：“楚子伐随，军于汉、淮之间。季梁请下之：‘弗许而后战，所以怒我而怠寇也。’”面对楚军的强大攻势，季梁不是应战，而是主张行卑词求和，待“弗许而后战”。季梁是基于这种考虑的：随求和不许，随军便意识到唯有死战别无他路，这样一来，将士就会勇气倍增；另一方面，楚军会因为随人的求和而懈怠斗志。孙武则把季梁的这一军事思想表述得更加准确，他说，为了激怒士卒，长其斗志，必须将士卒“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可以说，孙武关于矛盾双方不仅相互依存，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的军事辩证法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季梁的军事思想的提炼和升华。
不墨守陈规，灵活机动地指挥战争，也是季梁军事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上文所述桓公八年楚随战斗中，少师根本无视季梁“弗许而后战”、“怒我而怠寇”的作战方针，力主猝然迎敌。季梁眼看无法遏止，喻灵活机动地提出了新的作战方案。“季梁曰：‘楚人尚左，君必左，无与王遇。且攻其右。右无良焉，必败。偏败，众乃携矣。’”季梁这种灵活机动、避实击虚的战略思想，在《孙子兵法》中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和发挥。《孙子兵法·虚实》说：“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制胜者，谓之神。”至于《孙子兵法·计》中“攻其不备、出其不意”的战略思想，很可能也受到季梁“避实击虚”战略思想的启迪。
季梁军事思想的难能可贵之处，还在于他已朦胧地意识到政治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因此，对国与国之间的战争的成败，人主张从“道”上来寻找原委。他说：“臣闻小之能敌大也，小道大淫。”即以为小国之所以能够战胜大国，是由于小国有“道”，大国暴虐，虽说季梁对“道”的具体内容和确切含义未予说明，但这个“道”是指统治阶级的政治策略则是没有疑问的，无独有偶，孙武在论述决定战争胜负的基本因素时，也把“道”放在了首要位置。他指出：“经之以五，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这就是所谓“五事”，而“道”居首位。不仅如此，孙武在论及决定战争胜负的“七计”时，同样将“道”列为第一。他说：“主孰明？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孙武还对“道”的含义作了解释，他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民弗诡也。”由此可见，孙武所谓“道”是指统治者的施政方针，这与季梁所说的“道”的内涵大致相同，很可以能是受到了季梁政治决定军事这一朦胧意识的诱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