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族文身，历史悠久。自汉代开始，已经有文字记载。在世界的民族族群中是一种罕见的文化现象。

文身，作为一种传统文化，是黎族母系氏族社会的遗存，是母权制的产物，是原始宗教——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图腾崇拜的艺术结晶，是黎族历史上凝聚力、号召力、生命力的标志。今天，黎族少数老年妇女身上还保留着文身的历史印痕，这些用血肉彩绘出的斑斓图画，为黎族的历史增添了璀璨的色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黎族妇女大体上不再沿袭文身的习俗了。

黎族，源于中国骆越人。中国早期典籍所记载的骆越族习俗，涵盖了黎族；或者说，这些记载，至今还能看到残留历史印痕的，也只有黎族。

最早记载骆越族文身习俗的，是司马迁的《史记》。《赵世家》在论到“圣人观乡而顺宜，因事而制礼，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国”时，引称海南岛上黎族文身，说“剪发文身，错臂左衽”，是“瓯越之民”，《索隐》引刘氏的话说：“珠崖、儋耳谓之瓯人，是有瓯越。”这里，当时是以肯定的语气，用文身这种特例来说明，对于“礼服”，不能强求一律，不同的地域，因为“乡异而用变，事异而礼易。”地域环境所形成的风俗，差异极大，无可厚非，包括文身。

东汉时，杨孚在《异物志》中说：“儋耳，南方夷，生则镂其颊皮，连耳匡，分为数支，状如鸡肠，累累下垂至肩。”这段记载，是典籍中第一次将文身的线条体制及所文的身体部位加以描述。这种复杂的文身艺术，可以推断出，在杨孚以前，已经有悠久的传统。但杨孚所说的，人们文身的生活阶段，则指为出生的时候。这与后来的说法不同。北魏的郦道元，在《水经注》中引晋代王范的《交广春秋》记载，说朱崖、儋耳二郡（按：当时实指整个海南岛），“皆殊种异类，被发雕身”。文中没有指明文身是在人生中的什么时候；但下文说：“女多娇好，白皙，长发，美鬓。”这显然是说女子到了青春期。宋代周去非《岭外代答》说文身是“女年及笄”，指女子可以盘发及笄的年龄，即成年。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志蛮》也肯定了“女及笄黥颊”。赵汝适《诸番志·海南》同样认为“女子及笄即黥颊”。明清两代的载籍，说法与宋代相同，只不过像清代屈大均《广东新语》中换了一个说法：“女将欲字人”，或者像张庆长的《黎岐纪闻》说“女将嫁，面上刺花纹，涅以靛”。这样看来，东汉杨孚说黎族是出生时文身，是不对的。

在宋代的典籍里，提出了文身的另一个问题：以文身别贵贱。宋·乐史首先提出，文身时，豪富文多，贫贱文少，“但看文之多少，以别贵贱”。周去非说“婢使不绣”。关于这一点，清代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反驳说：过去以为黎女文身是美，多绣为贵，婢媵不得绣。这些说法，“皆非也！”

历代记述黎族妇女文身的典籍不少，里面所述，多是客观记载，不加褒贬。但是，对于这种承传几千年的习俗，自东汉以来，时有主政者认为是陋习，规劝黎家妇女革除。东汉明帝永平十七年春二月，“儋耳慕义贡献”。据黄佐《广东通志》载，同年，明帝拜僮尹儋耳太守，僮尹在规定“官吏毋贪珍赂”的同时，“劝谕其民毋镂面颊”。显然，僮尹将老百姓的文身与官吏贪赂等同，都在革除之列，不同的是“劝谕”与“戒敕”罢了！“劝谕”的效果并没有达到僮尹的目的，文身的习俗并没改变，一直延续下来。到了明代，俞大猷《黎族图说》中，也提到当时有“禁文身”的建议。民国初年，政府一再下令禁止文身。但屡禁不止：“自1924年以来，官厅布告禁止，违者科罚，于是黎族青年妇女涅面者渐少。但在远山穷谷地区，涅面文身者依然如故。” 20世纪30年代，抚黎分署又雷厉风行地严格禁止文身，也收效甚微！直到现在，在黎族聚居地的某些方言，个别健在的老年妇女中，还有的在脸上、胸上、手上和腿上绣着传统的图案。最为突出的个别现象，是东方市西方村有妇女在1963年还进行文身。作为黎族传统文化，文身历史悠久，也有其相对的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