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领主制时期，土司是最大的领主，也是土地的所有者，普米族百姓一般都有一块份地和少数出租地。普米族对占有的份地，有比较固定的占有权，可以世袭、转赠、出租和抵押，一般不能任意买卖。部分普米族人家根据其份地占有的多少，每年向土司缴纳一定的地租，也有部分普米族不缴地租，但逢年过节或遇土司家举行丧葬，为孩子举行穿裤子。穿裙子等仪式时，必须向土司上贡一定的钱物。

普米族内部土地占有差别较大：伙头。总伙头等除占有封建份地外，还占有土司赠予的俸禄地——“伙头地”和官地。如永宁南部拉垮村总伙头打不姆得（汉称曹总伙头）占有下拉垮约20余架的官地，其家族中分家出去的都不得享受。新营盘普米族格东则咪（汉称熊总伙头）既任蒗蕖土司围棋九村总伙头，又任中村（今磨菇坪）小伙头。他在今大屋基占有一块伙头地，出租给马家屋基的彝族耕种，普米族中的这一部分封建上层，不纳赋税，不缴钱粮，不服劳役。只有逢年过节或土司家遇上重大事情时，供奉给土司一定的实物。而且，他们往往凭借势力兼并土地，垄断佃权，成为富裕户，有的还养有家奴和长工（多为异族），并有高利贷剥削。民间称之为“一山一老虎，一村一伙头”。

一般普米族百姓，都占有一块封建份地。最初份地的分配是以村落为单位，由土司整片划给，然后各村又按人户划成小块，分给各户经营。但在分配土地时，须留下一块称“村公地”作为牧场使用，有的则由伙头等头人轮流耕种，有的也出租给其他族耕种。新营盘普米村在大屋基的一块村公地因离村子较远，就出租给当地彝族耕种，每年收取地租12石养麦，收取的地租由全村9户普米人家平分，剩余部分储存在彝族家中，供驮租时作马料用。普米族所种份地，须向土司缴纳地租，但各地并不统一。有的人家按其占有份地的大小，向土司缴纳地租，服一定劳役（包括兵役）。但有的不缴纳地租，只在土司遇到婚丧或行成了礼等重大事情时，缴纳什物，如麻布、鸦片或白银等。在蒗蕖土司辖区内居于山区新营盘、跑马坪二村等地的普米族，不向土司缴纳地租，当土司遇重大庆典时，上缴一定的贡奉或在平时向土司贡给麻布或鸦片等什物；居住于坝区内的，也有不缴地租的，但必须为封建主服一定的劳役。

占有份地的普米族，自己种不完的地还可租给周围的彝族、汉族耕种，收取租税。蒗蕖土司的普米族百姓，在山区一带，有押金佃耕的收取定租，租额较轻（属轮耕地的出租地，则荒地不荒租）。如毛菇坪中村普米族百姓歪张泽戎家，将10架土地出租给当地彝族，交押金3两白银，每年共收取地租为1石2斗5升（约362．5公斤）。在坝区，有押金的出租地，租子亦较轻，如收获物佃主四成，佃户六成；不放押金的出租地，收活租，实行“清身”，对半分。出租地租额，还因所种作物的不同而有所区别。种养子M成归主，八成归佃；种燕麦七成归主，三成归佃；种洋芋二成归主，八成归佃。佃户所得的多寡，主要根据耕作费工费种的不同。还有一种情况：土地、种子由佃主出，劳力、肥料佃户出，地租实行对半开。此外，若种油菜，地租亦实行“三七”开，即主三佃七。

民国年间，由于土地转租、典当的盛行，土地逐渐集中到少部分人手中，部分普米族百姓变成了失去分地的破落户，他们不得从富裕户那儿租种土地，承受沉重的租佃剥削。

新中国建立以后，普米族人民获得翻身解放。1949年底至1950年2月，丽江地区丽江、永胜、宁蒗、华坪四县相继解放，。1956年民主改革后，在普米族人民居住地彻底废除了封建领主制度，通过建立新生人民政权，清匪反霸，土地改革，实行互助合作，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普米族人民实现了当家作主的愿望，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普米族居住地区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各级领导机关中，都有普米族的代表和干部。在宁蒗等县的普米族地区还建立了民族乡，一批普米族干部在各条战线上发挥着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