斡包节

达斡尔族在新疆总共有6700多人，分布较广，塔城市作为其主要聚居地，占了5500多人。说起新疆的达斡尔，许多人不了解，其实它与锡伯族一样，是个西迁的民族。

具有悠久历史的达斡尔族，17世纪之前分布在黑龙江以北，17世纪中叶南迁至嫩江及其支流。1763年春，清政府为加强西北边疆防务，以“索伦营”的名义征调达斡尔族官兵1000余名携家属，共计3000多人，分南北两路经今蒙古国于第二年秋天抵达新疆，肩负起屯垦戍边的历史使命。1872年，达斡尔官兵又从伊犁换防到塔城地区境内，继续戍守边境。民国初年，达斡尔族裁旗归农，解甲事耕，按照人丁分得土地，集中定居在塔尔巴哈台城（即今天的塔城市区）以北。1944年，达斡尔族与其他各民族一起参加“三区革命”，为推翻国民党在新疆的反动统治而斗争。新中国成立后，达斡尔聚居的地方先后建立瓜尔本社尔达斡尔自治区、十月人民公社、阿西尔人民公社，直到1984年成立阿西尔达斡尔民族乡。

斡包，含义为祭祀、祭坛等。新疆的达斡尔族，历来就有过斡包节的传统习俗。每年的6月8日，在达斡尔族居住比较集中的地方，都要举办盛大的斡包节。

在这个达斡尔族一年一度最为隆重的民族节日里，人们清晨来到祭坛周围，就地取一块石头，摆放到祭坛旁边，如有因故不能前往者，可由家人或亲朋好友代放。早先，这是一种报到方式，属于族内清点人数的举动。斡包选定在水草肥美、林木茂盛的高地上，它堆得越高越大，预示着民族的紧密团结和兴旺发达。在斡包的中部顶端，插有松树或柳树枝，枝条上系有代表各部落的彩色布带。斡包西边的祭坛上，则摆放宰杀的牛羊头、各种食物和倒满的三杯酒。

祭祀活动正式开始后，首先是敬酒仪式：首领举起第一杯酒，带族人朝东方跪下，将酒洒在地上，叩头三次，以示祭奠祖先；首领举起第二杯酒，轻轻洒在斡包上，以告慰亡者在天之灵；首领举起第三杯酒，由空中倒洒向斡包，祈求生者来年平安吉祥。随即，众人围绕斡包转三圈。先由首领边喊“活诺”、“活诺”（保佑的意思），边向斡包抛撒五谷粥，接下来大家一起做同样的动作，祈祷神灵的保佑。

祭祀完毕，就是重要的集会。它主要包括有3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首领讲述西迁屯垦戍边的历史，要求大家发扬先辈忠勇爱国的优良传统，团结努力，振兴民族；

第二，安排族内今后的生产生活，解决族人邻里的是非纠纷；

第三，为老弱病残、孤儿寡母捐钱献物，鼓励大家同舟共济。

集会过后，便是热闹的赛马、摔跤、射箭、打曲棍球等传统体育活动。到了午后，众人围坐在草地林间，品尝美味佳肴。琴声响起，男女老少尽情唱歌跳舞，直到傍晚时分才结束。

斡包节随着时代的发展，在保留传统祭祀习俗功能的同时，融入了特殊历史条件、特殊生存环境下所产生的新的内容，尤其是纪念西征屯垦戍边的内容，以达到传承民族文化和凝聚民族精神的效果。因此，现在的斡包节又被称为西征节。达斡尔族有自己的语言，但没有文字，每年一次的斡包节就是对历史口口相传的重要场所和机会，无论大人、孩子，谈及自己民族的来历都如数家珍。也正是因为如此，先辈西征屯垦戍边的悲壮而辉煌的业绩，教育和激励了一代又一代达斡尔人，成为达斡尔及各族人民共同的宝贵精神财富。

有意思的是，记者在1994年10月出版的《塔城市志》上却没看到任何关于斡包节的字眼。市志记载的达斡尔族的节庆只有两个：阿涅节（即春节）和宋加别什恩淘恩节（即农历5月初五的端午节）。这个细节，是我回北京后在一次阅读中才注意到的，没有就此请教过专家或者达斡尔人。从节日的内容来看，如今的斡包节与从前的端午节有许多相同之处，但时间却不对头。为何仅仅十多年前，在最权威的地方志上连斡包节的名称都见不到呢？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斡包节，也许就是曾经丢失过的历史和记忆。

西迁240多年，由于生存环境的改变，新疆达斡尔族众多具有历史、艺术价值的珍贵文物遭到毁弃、流失，口传心授的文化遗产也在不断消失，民族文化的传承后继无人。没有出版关于本民族的历史、文学专著，没有发行本民族的民间歌曲和舞蹈专辑，更为严峻的是，据不完全统计，至今散落在民间面临濒危的文化遗产如下：

长篇史诗4集，民间故事70个，谚语500句，民歌140首，萨满歌曲81首，民间舞蹈16个，文物200余件……

在历史上，达斡尔人信仰萨满教。“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些老人将古老的祭祀用品放进河水里冲走，或者悄悄烧掉，说不能再惊扰神灵了……斡包节于1981年恢复，直到2005年8月15日才立斡包，并且把老人们召集起来完全按照传统仪式举行祭祀活动。1989年，达斡尔人自愿集资3万元，在阿西尔达斡尔民族乡建造了达斡尔戍边纪念碑。每年过斡包节，花费大概在5000～10000元。其中，30%由各级政府资助，10%来自社会集资，60%由达斡尔人捐资。达斡尔人在婚庆和节日上，都会载歌载舞，特别是老人更要敲八角鼓、吹口弦琴等。在塔城市，阿西尔民族乡有“翻译之乡”、“歌舞之乡”、“摔跤之乡”的美誉，可见其文化底蕴深厚。在北京、乌鲁木齐工作的达斡尔族多达几百人，中央民族大学有达斡尔族的博士生导师，民族出版社有达斡尔族的高级编审。

当务之急，是必须抢救、整理和保护达斡尔传统文化。乡里计划在2007年建成一座新疆达斡尔族西征纪念馆，对历史文物进行收藏、维护和展示。农村税费改革后，乡村两级财力困难，根本不能拿出钱来搞建设，修这个馆大约需要七八十万元资金，乡里设想其中一半申请上级财政投入，一半由社会捐资解决。塔城市最近出台了兴边富民行动“十一五”规划，达斡尔民族风情园也被作为旅游开发和文化保护的项目之一名列其中。而其投资预算高达1700万元，不知达斡尔人能否如愿以偿。

在此背景下，达斡尔族历史传统文化最为典型、最为突出的表现形式——斡包节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就显得更加重大而紧迫。这一点，我从市里有关领导和阿西尔乡达斡尔人的言行中感受很深。（李晓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