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观止》之卷三汉文伯夷列传《史记》

【题解】

本篇为《史记》列传的第一篇，用孔子等人的言论为线索，以许由、务光等人的事迹作陪衬，简略地记叙伯夷、叔齐兄弟二人在其父亲死后都不愿继承王位，劝阻周武王伐纣和不吃周王室的粮食而隐居首阳山，终于饿死的事迹。又借善人和恶人的不同遭遇，表现了司马迁对天道的怀疑。

【一段】

夫学者载籍极博①，犹考信于六艺②。《诗》《书》虽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③。尧将逊位④，让于虞舜。舜、禹之间，岳牧咸荐⑤，乃试之于位，典职⑥数十年，功用⑦既兴，然后授政。示天下重器⑧，王者大统⑨，传天下若斯之难也。而说者曰：“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耻之逃隐。及夏之时，有卞随、务光者。”此何以称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如吴太伯、伯夷之伦详矣。余以所闻，由、光义至高，其文辞不少概见，何哉?

【注释】

①载籍：书籍，泛指各种图书资料。②六艺：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儒家经典。③虞、夏之文：指《尚书》中的《尧典》《大禹谟》等有关尧舜禅位传说的记载。④逊位：退位。⑤岳牧：即四岳九牧。传说中四方诸侯之首及九州行政长官。⑥典职：任职管事。⑦功用：功效。⑧示：表明。重器：宝器，大器。⑨大统：主宰者。说者：指诸子杂记。许由：传说为尧时的隐士。尧想把天下让给他，他不肯接受，便逃到颍水以北、箕山下面隐居不出。卞随、务光：《庄子·让王》篇中虚构的人物。据说商汤曾向他们请教有关伐桀的问题，他们不肯回答。汤灭桀后，想把天下让给他们，他们都气愤得投河而死。称：说。冢：坟墓。吴太伯：周朝祖先古公宣父的长子，让位给其弟季历（周文王之父），自己却出走到吴地。概见：概略的记载。

【译文】

有学问的人虽然读过的书籍极为广博，还是要用六艺来考证它的可靠性。《诗经》《尚书》尽管残缺不全，但有关虞舜、夏禹的史迹记载还是可以看到的。尧将要退位时，想把帝位禅让给舜。舜和后来的禹在即位之前，四岳和九牧都推荐了他们，才让其试任官职，掌管执政几十年，功效已经显示出来了，然后才把帝位传给他们。表明政权是最尊贵的宝器，帝王是天下的最大统治者，转交政权是如此之难。可是一些诸子杂说记载：“尧要把天下让给许由，许由不接受，并以此为耻辱而隐居起来。到了夏朝又出现了卞随、务光这样的隐者。”这是根据什么而说的呢?太史公说：我登上箕山，据说山上有许由的坟墓。孔子评述古代仁人、圣人、贤人，像吴太伯、伯夷之类，是颇为详细的。我们所听说的许由、务光二人的行为德义是极为高尚的，但在经书中关于他们的文字，却连概略的记载也见不到，这是为什么呢?

【二段】

孔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轶诗可异焉。其传曰：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国人立其中子。于是伯夷、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盍往归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饿死于首阳山。由此观之，怨邪非邪?

【注释】

恶：仇恶。是用：因此。轶诗：散逸而未编入的诗歌，指下文的《采薇》诗。孤竹君：孤竹国的国君，姓墨胎。孤竹，传说是商汤所封的诸侯国名，在今河北省卢龙县南。中子：排行在伯夷、叔齐之间的儿子。西伯昌：即周文王姬昌。姬昌在商时为西伯（西方诸侯之长），故称。养老：收养老人，即招贤纳士。武王：即周文王之子姬发。木主：死者周文王的木牌位。纣：商朝末代君主。兵之：用兵器加害于他们。太公：姓姜名尚，字子牙，又名吕尚，称太公望。宗周：服从周室的政权。首阳山：一说为今山西省永济附近的雷首山；一说为今河南省偃师县西北的首阳山。薇：野菜名。神农：神农氏，传说中的远古帝王，教民稼穑，提倡农事。安适：往哪里。安，哪里；适，往。

【译文】

孔子说：“伯夷、叔齐不记旧仇，因此怨恨他们的人就很少。”“求仁而得到了仁，有什么可怨恨的呢?”我对伯夷叔齐的意愿感到悲哀，在看到他们散逸于《诗经》之外的《采薇》诗后感到诧异。有关于他们的传记是这样说的：伯夷、叔齐是孤竹国君的两个儿子。父亲想要叔齐继位，待到父亲死后，叔齐要让位给伯夷。伯夷说：“这是父亲决定的。”于是就逃走了。叔齐也不肯继承王位而逃走了，国人只好立孤竹君的二儿子为君。这时伯夷、叔齐听说西伯姬昌能很好地奉养老人，说：“为何不去投奔他呢!”等他们二人到了那里，姬昌已经死了，他的儿子用车载着姬昌的灵牌，尊其父为文王，向东讨伐商纣。伯夷、叔齐拉住武王的马头进谏说：“父亲死了不去埋葬，就马上大动干戈，这可以说是孝吗?身为臣子却要杀害君主，这可以说是仁吗?”武王身边的人想要杀死他俩。姜太公说：“这两位是义士啊。”把他们扶起来,让他们走了。武王平定了商纣之乱后，天下都归附了周王室，而伯夷、叔齐以此为耻辱，坚持他们的节义，不吃周朝的粮食，隐居在首阳山，采野菜充饥。等到他俩饿得快死时，作了一首歌，歌词说：“登上那座首阳山啊，采食山上的野菜。用暴虐去对待暴虐啊，还不知自己有错误。神农、虞舜、夏禹等圣君都匆匆消失了，我能回到哪里去呢?哎呀，我们死期已到啊，命运却是这样的衰薄!”于是饿死在首阳山上。由此看来，他们是有怨恨呢,还是没有怨恨呢?

【三段】

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蚤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无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以寿终，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注释】

“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二句，出自《老子》第七十九章。仲尼：孔子的字。颜渊：名回，字子渊，孔子的弟子。蚤夭：即早死。蚤，通“早”。盗跖：相传为春秋时奴隶起义的领袖，历史上被诬为大盗，名跖。是遵何德：犹言“干了什么事”。择地而蹈之：看好了地方才下脚迈这一步，言小心谨慎。倘：如果。

【译文】

有人说：“天道是没有偏私的，它常常帮助善人。”像伯夷、叔齐可谓是善人，还是不算作善人呢?积累仁德品行高洁之人，竟然会饿死。还有那七十二弟子中,孔子唯独荐举颜渊是最好学的。但是颜渊却常常空无所有,连吃糟糠都得不到满足，终于过早地死了。天对善人的报答，又怎么样呢?盗跖每天都杀害无辜的人，吃人的心肝，残暴凶狠，聚集党徒数千人，横行天下，竟然得以寿终，这又是遵循了什么样的仁德呢?这些都是特别重大而显著的例子。至于到了近代,有的人操行不守规范，专门做违法犯法的事，却终身安逸快乐，财产富厚，历经几代也用不完。有的人小心谨慎，走路先要选择好地方才落脚,说话要等到恰当的时机才开口，从来不走邪路，不是公正的事情不肯去做，反而遭受祸害,这类人数不胜数。我感到困惑不解，如果说有所谓天道，那么它是正确的呢，还是不正确的呢?

【四段】

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亦各从其志也。故曰：“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举世混浊，清士乃见。岂以其重若彼，其轻若此哉?“君子曰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贾子曰：“贪夫徇财，烈士徇名，夸者死权，众庶冯生。”同明相照，同类相求。“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岩穴之士，趋舍有时,若此类名堙灭而不称,悲夫!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哉！

【注释】

子曰：以下句引自《论语·卫灵公》。子，孔子。“富贵”几句：引自《论语·述而》。“岁寒”句：引自《论语·述而》。贾子：贾谊，西汉著名政论家、文学家。“贪夫”等句：引自贾谊《鹏鸟赋》。恶：何。施（yī）：延续。

【译文】

孔子说：“观点不同的人，无法一起谋划事情。”这就是说各人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事。所以孔子又说：“富贵如果能求得的话，即使做持鞭驾车的人，我也愿意干；如果富贵不可以求得，那就按着我所喜好的去做。”“到了一年寒冷的季节，才知道松柏是最后凋零的。”世上的人都混浊，清廉之士便会显现出来。难道是因为他们把道德看得太重，或将富贵看得太轻吗?《论语》上说：“君子最怕的是死后而名声不被传扬。”贾谊说：“贪财的人为财而死，英烈的人为名而献身，夸耀权势的人死于争权，普通的百姓则只求生存。”同样发光的物体，就互相辉映，同属一类的事物就会互相应求。“云随龙而生，风从虎而起，圣人出现则万物也因之而引人注目。”伯夷、叔齐虽是贤人，但只有得到孔子的赞扬，名声才更加显扬；颜渊虽然好学亦是因为孔子的提携，其德行与名声才更加显明。山林隐士，出仕或退隐都像他们这样依据时机，但他们大多都声名湮没，而不受人称道，太可悲了!普通的人，要想培养德行建立名声，如果不依靠像孔子这样德高望重的人，怎么能留名于后世呢！

【评析】

鲁迅称赞《史记》是“无韵之《离骚》”，其原因之一是指这部作品具有强烈的抒情色彩。《伯夷列传》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全文七百多字，其中记叙伯夷身世的不过二百字，其余部分均是借题发挥，以抒发满腔的怨愤。作品夹叙夹议，以叙代议，叙议结合，颇像一首抒情诗。其抒情方法有两个特点：其一为大量使用疑问句式，从而大大增强了感情色彩；其二为善于引用古歌谣、古语和名人名言，借以抒发感情。例如第二段中引用的《采薇》歌，不见于先秦典籍，不知作者来自何处，而歌中称武王伐纣为“以暴易暴”，实在骇人听闻。黄震说：“太史公载伯夷采薇之歌，为之反复嗟伤，遗音余韵，把挹莫尽，君子谓太史公托以自伤其不遇，故其精到而辞切。”（《黄氏日抄》）第四段引用《论语》：“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又化用屈原《渔父》中的话：“举世混浊，清士乃见。”这些话本身就很富有抒情色彩。司马迁巧妙地借用这些话，表现自己不向黑暗低头，保持其高尚节操的决心，显得格外情真意切。在篇章结构方面，本文首尾呼应，层层深入，缜密严谨。文章记叙伯夷事迹的部分尽管仅限于第二段，其余均为夹叙夹议，但这些议论均与伯夷紧密相关，读后毫无生硬之感。全文从“考信于六艺”起，首先提出许由、务光经传不传的疑问，随后是伯夷、叔齐是否无怨的疑问，“天道”究竟对不对的疑问，使主题逐步深化，感情也随之更加强烈。结尾回应开头，提出若想身后有名，必须借助大人物的推崇，在深沉的悲愤中结束了全文，令人回味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