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十四年（1749年）十月初五日、十七日，乾隆帝弘历相继下了两道上谕，讲述欲于十六年巡幸江南的原因，大致有四点：一是江浙官员代表军民绅衿恭请皇上临幸；二是大学士、九卿援据经史及圣祖南巡之例，建议允其所请；三是江浙地广人稠，应该前去，考察民情戎政，问民疾苦；四是恭奉母后，游览名胜，以尽孝心。

　乾隆南巡图?骑马像?

这些理由固然存在，但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这就是江浙的客观环境和历史条件。江浙两省虽然地盘不大，人口也不特别多，大约只占国土面积和总人口的2%，但它是鱼米之乡，其经济条件和人文条件都在全国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两省上交的赋银赋粮分别达到全国赋银总数的20��8%和赋粮总数的 30%，盐课银占全国盐课银总数的68%，关税占全国税额总数的一半。江浙人文茂盛，是全国文化最发达地区，才子学者之多，数倍数十倍于其他省份。仅以关系到政局和学术文化界的科举而言，从顺治三年到乾隆六十年的150年里，共举行了61科，其中，江浙两省出了51位状元，占全国状元总数87%；出了38 位榜眼，占榜眼总数62%；出了47位探花，占探花总数77%。再就大学士九卿督抚来看，江浙两省出了很多大学士和尚书总督巡抚，像状元出身的吕宫、徐元文、于敏中等都任至大学士。另一方面，江苏、浙江又是明末遗民活动的中心，反清思想和反清言行一直不断，发生了多起文字狱。没有江苏、浙江这两个省巨大的财政收入和绅衿支持，清朝的统治是很难巩固的。牢固控制住江浙，充分利用江浙的财力人力和物力，来发展其“盛世”，这就是乾隆六下江南的根本原因。

乾隆帝于乾隆十六年、二十二年、二十七年、三十年、四十五年、四十九年六次巡幸江南，每次一般都要到江宁（南京）、苏州、杭州、扬州，后四次还要到浙江的海宁。

六下江南所经之地和所做之事，虽然不尽相同，但大体上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即蠲赋恩赏，巡视河工，观民察吏，加恩缙绅，培植士类，阅兵祭陵。

乾隆帝在六下江南期间，多次下谕，蠲免江、浙、皖上千万两银子。第一次南巡时，谕免乾隆元年至十三年江苏积欠赋银228万两、安徽积欠 30万余两，及浙江本年应征银30万两。二次南巡，谕免江、浙、皖三省二十一年以前积欠钱粮，又免浙江漕银20余万两。三次南巡，谕免二十二年至二十六年三省积欠钱粮，又免浙江漕银等项27万余两。四次南巡，谕免江苏、安徽钱粮143万余两及浙江13万余两。五次南巡，谕免江苏、安徽三十九年至四十四年欠银130余万两。六次南巡，谕免江苏、安徽欠银130余万两。总计六次南巡免银在1000万两以上。

以皇祖之心为心的乾隆帝，也像其祖父那样，极其重视河工海防，把它视为六巡江南的一个主要任务。江苏、安徽、浙江经常发生水灾，乾隆七年，黄河、淮河同时涨水，江苏、安徽的海州、徐州等府50余州县“水灾甚重”，灾民多达700～800万人。在乾隆写的御制《万寿重宁寺碑记》和《南巡记》里，他着重讲到，“南巡之事，莫大于河工”，“六巡江浙，计民生之最要，莫如河工海防”，“临幸江浙，原因厪念河工海塘，亲临阅视”。这些话并非空谈，而是乾隆倾尽全力大兴河工的历史实际的真实概括。河工兴修规模之大，投入财力物力人力之巨，兴修时间之长，乾隆可以称之为古今惟一的帝王。以经费而言，每年河工固定的“岁修费”，多达380余万两，约占每年朝廷“岁出”额数1/10强。临时兴修的大工程，又动辄用银几百万两，像蔺阳青龙岗之工，“费帑至二千余万”。

在乾隆四十九年的御制《南巡记》里，他对几十年大兴河工的情形作了总结，主要是四大工程。第一项大工程是定清口水志，加固高堰大堤，基本上保护了淮安、扬州、泰州、盐城、通州等富庶地区免受水淹。第二项大工程是陶庄引河工程，在陶庄开挖一条引河，宽80～90余丈，长1000余丈，深一丈余，以防止黄河河水倒灌清口。引河开成以后，解决了“倒灌之患”。第三项大工程是在浙江老盐仓一带修建鱼鳞石塘，历时三年，花银数百万两，修建好鱼鳞石塘4100余丈。第四项大工程是将原有范公塘一带的土塘，添筑石塘，修了三年多。这对保护沿海百姓生命财产安全，起了重大作用。五六十年以后，陈文述对比当年海塘利民和现在海塘失修灾害加剧时，写下有感而作的《议修海塘》诗说：

叹息鱼鳞起石塘，当年纯庙此巡方。

翠华亲莅纾长策，玉简明禋赐御香。

列郡田庐资保障，万家衣食赖农桑。

如何六十年来事，容得三吴骇浪狂。

另外，《南巡记》里还提到将高家堰的三堡、六堡等原来用砖砌的堤一律改为石堤，徐州城外添筑石堤直至山脚。仅据《清高宗实录》的记载，六巡期间，乾隆对黄河、淮河的河工及浙江、江苏的海塘，下达了数以百计的上谕，指示治理，动用了几千万两帑银，完成了多项工程，对减少洪灾、保护百姓田园庐舍和生命安全，起了不能抹煞的重大作用。

南巡期间，乾隆对礼遇致仕大臣和“培养士类”做了大量工作。他重新起用或擢用办事实心颇有政绩的大臣，像原任大学士的陈世倌、史贻直和大学士管江南河道总督的高斌，都是当时的能臣，仅因小过或一时不顺上意，而被降被革被致仕，使其才干无所施展，于国于己皆有损害，现在借南巡之机，乾隆谕命他们三位都官复原职。原礼部侍郎沈德潜乃江南文坛泰斗、大诗人，原刑部尚书钱陈群诗书皆优，二人皆为乾隆帝所赏识器重，在江南甚至在全国文人士子中影响很大，可以说是德高望重。乾隆南巡时，对二人十分优遇，既赐沈德潜御诗，又为沈主持的紫阳书院题额“白鹿遗规”，并亲写长诗相赐，还加沈德潜礼部尚书衔，给俸，谕令钱陈群依其原官刑部尚书给俸。这在缙绅中当然会产生良好影响。

更重要的是“培植士类”。主要措施有二：一是增加生员名额。六次南巡，大约增加江苏、浙江、安徽三省生员名额5664名。也就是说，每次南巡增录的生员，相当于每三年一次录取的名额1/4左右。二是考试敬献诗赋的士子。试题均由乾隆亲出。第一次考试江苏、安徽、浙江进献诗赋的士子时，江南（江苏、安徽）取了一等5名，依名次顺序是蒋雍植、钱大昕、吴烺、褚寅亮、吴志鸿。浙江取中一等3名，即谢墉、陈鸿宝、王右曾，均特赐举人，授为内阁中书。以后五次南巡，每次取中的士子，名额又多了一些。

通过这六次的考试，清政府发现和培养了一批饱学之士，他们之中的一部分，有的成为政界能臣，有的学界泰斗，有的诗文书画大家。先以第一次取中的八位士子来看，江南一等第二名的钱大昕，历任编修、侍讲学士、学政、少詹事，精研经史，诗文特优，著作等身，撰《南巡盛典·金山》

写了《唐石经考》、《二十二史考异》（100卷）、《元史艺文志》、《潜揅堂文集》（50卷）、《诗集》（20卷）等几十种著作，被公认为有清一代经史权威、学界泰斗、文坛大家、诗词巨匠。谢墉，浙江一等第一名，历任编修、内阁学士、殿试读卷官、吏部侍郎、上书房行走、国史馆副总裁、四库全书馆总阅。另外，褚寅亮、王右曾等人也是著述甚多，成就很大。

以后第二、三、四、五、六次取中的士子，也是人才济济。像孙士毅，历任四库全书总纂官、云南巡抚、两广总督、吏部尚书、大学士。王昶，历任鸿胪寺卿、大理寺卿、左副都御史。特别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考取的士子中，不少人参加了《四库全书》的编辑工作，有些人还是重要人物，对编纂《四库全书》做出了突出贡献。仅据初步统计，名列四库全书馆任事官员的便有十六七位，他们是副总裁沈初，总阅官谢墉，总纂官陆锡熊、孙士毅，总校官陆费墀，翰林院提调官冯应榴，武英殿提调官韦谦恒，总目协勘官程晋芳，纂修官、分校官金榜、王念孙、张培、鲍之钟、沈叔埏、杨揆、赵怀玉等。

南巡期间，乾隆还在苏州、杭州、江宁、嘉兴等地多次阅兵，检阅军队操练，整饬营务，对所到之地的地方官员予以考核奖惩升降。另外，他还游遍江南名胜，观古赏景，悦目怡心，赋诗唱和，题字留念，广写匾额。

《乾隆南巡图》中的观戏场景

六下江南，有得有失，有利有害。通过六巡，乾隆帝相当清楚地了解江南的官风民情，又大兴河工，广蠲赋税，礼遇致仕大臣，培植士子，宣扬了圣恩，对争取缙绅士民，安定江浙，保护百姓的身家性命财产，发展生产，丰富文化，创造和延续“大清全盛之势”，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另一方面，开支确实十分巨大，每次南巡，历时四五个月，随驾当差的官兵一般是3000名左右，约需用马6000匹和船四五百只，还有几千名役夫，用掉了上百万银两，还给民间带来了极大的骚扰。乾隆对此也很了解，他在四十九年的御制《南巡记》里，既讲述了“西师”、“南巡”两件大事成功的原因，又明确指出，不具备君主之“无欲”、扈驾人员之“守法”、官员之“奉公”、民人之“瞻觐亲切”这四个条件，不可言南巡。过了十几年，他对南巡的劳民伤财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对军机章京吴熊光说：“朕临御六十年，并无失德，惟六次南巡，劳民伤财，作无益，害有益，将来皇帝南巡，而汝不阻止，必无以对朕。”（来源：读吧《乾隆画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