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如是说：“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亩之中少一耕稼之人。群趋为工，则物之制造者必多，物多则售卖不易，必致壅滞而价贱，是逐末之人多，不但有害于农，而并有害于工也。”他又认为开矿“断不可行”。因为开矿将引诱人们离开农本，追求末业，而且矿工聚集一地，易于闹事。

这个在我们现在看来极其荒唐可笑的想法，其实也有其中的道理。小农经济是封建经济的根本，而工商业的发展必然地将与资本主义萌芽联系在一起。雍正这一政策，不过是极力地在维护这个貌似繁荣强大实则岌岌可危的腐朽落后的封建制度而已，从一个封建统治者的角度说，这无可厚非；我们甚至可以因此而说他是一个成功的封建统治者。

但是，从历史上看，作为一个中国人来说，没有多少人会对他这种政策称道。正是因为重农抑商政策的持续“坚决”贯彻，才有了封建制度顽固的躯壳在苟延残喘，才有了华夏五千载未有的被夷邦的坚船利炮轰得割地赔款屈膝求饶的奇耻大辱。这一点，我们还将在后面的评价部分具体地从大的角度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