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爱心觉罗·胤禛)可谓是一个饱读内典、深明禅学的“佛心天子”。他曾给自己取了“破尘居士”、“圆明居士”之号，将自己装扮成不好杀、不邪淫、不饮酒、不贪财的佛爷皇帝。尽管人们常说他谋父逼母弑兄屠弟，为政苛猛。

与乃祖相比，雍正帝可说是高明得多，他不是为遁世出家而为佛，而恰恰是把居家修道作为障眼法，在诸多兄弟瞪眼讧争储君宝位时，居然最终力克群雄，神不知鬼不觉地登上了金銮宝殿，实在大出天下意料之外。然后，就是“十年未谈禅宗”。

让时间之舟驶回1708年的港口。这是康熙四十七年，九月四日，布尔哈苏台行宫。随从皇帝塞外巡幸的诸王、大臣、侍卫、文武百官，齐集行宫前，康熙帝宣诏：废掉允礽皇太子位。然后五十五岁高龄的康熙抑制不住悲愤的心情，顿时老泪纵横。半年之后，允礽又被复立为太子。三年半后，五十八岁的康熙再次以一纸诏书将允礽的太子废掉，并且从此绝口不提立皇储之事。

允礽是康熙的谪长子，国语骑射样样精通。可是为何做了三十多年的皇太子，最终被废掉呢？原来，康熙认为太子不仁不孝，尤其不能容忍的是，允礽为着早日登位，竟想图谋害己。太子之所以废而复，原因在于，允礽被废，诸位兄弟虎视眈眈，都想谋取太子位。康熙觉得，倒不如再把允礽抬出，以绝诸子之望。至于他第二次废，只能怪他自己。

废太子后，大概是康熙想冷眼观察一下，进一步物色适当人选，或者他认为明立太子不如效仿祖制，死前不立储君，而留给死后，让大臣诸王共同推举，这样既可避免出乱子，自己也落个晚年清静。但不管怎样，结果却令康熙大失所望：诸位皇子各显神通，而为捞太子位不惜手足相残！

康熙一生共生了三十五个儿子，除十一人夭折外，序齿的就有二十四人。截止第一次废太子时，除早夭和没出世的外，包括允礽在内共有十六人。其中最大的庶长子允禔三十七岁，最小的允祎(第二十子)才两岁。这就是说，自康熙第一次废太子后，除年幼者外，其余诸皇子如允禔、允祉(第三子)、胤禛(第四子)、允祺(第五子)、允祚(第六子)、允祀(第八子)、允禟(第九子)、允(第十子)、允祹(第十二子)、允祥(第十三子)、允(第十四子)等人谁不渴望被册封为太子？尤其是允禔，自认为身居长子位，才华横溢，备受父皇垂爱，总以为自己出人头地的时候到了。废嫡必立长，使允禔更加得意忘形的是：康熙在废掉允礽前后，总是让他留在御前保护父皇安全。父皇这样信任自己，莫非是想立自己为太子？于是允禔提议废掉允礽！谁曾想康熙一听却大大伤心。他认为允禔用心太险恶，故在拘押允礽当天就宣布：“我以前命令允禔侍卫朕躬，并非想立他为太子。允禔秉性躁急愚顽，岂可做皇太子？”这使允禔大失所望。与此同时，聪明能干的皇八子允祀大逞其“组织才能”，到处拉帮结伙，连碰了一鼻子灰的允禔也转而支持他。允祀同党纷纷举荐允祀，使康熙皇帝深感事态的严重性，结果，他龙颜大怒，竟将允祀软禁起来。

昔日的“圆明居士”摇身一变，成为雍正皇帝

允禔、允祀太过锋芒外露，自然不讨康熙喜欢。当然也就与储君无缘。胤禛与允为同母兄弟，各怀本领在身，极讨父皇喜爱。有种种迹象表明，康熙驾崩前的确想在他俩中选一个为太子。怎奈年高多疑的康熙干脆来个沉默是金，不肯表态，以不变应万变。

应该说，胤禛在诸兄弟争储位的勾心斗角中，处于非常有利的境地。允礽二次被放废后，尽管有人为其鸣冤叫屈，但康熙已无意于这个使他伤透脑筋的孽子了。同时，因允禔急躁冒进，允祉鲜有治国才干，都被排除在新立太子之外。那么，胤禛便成为兄弟中可能被立为太子的最年轻的一个。对此，颇有政治头脑的胤禛自然是心知肚明。但康熙被废太子搞得痛心疾首，对再立新太子，当然得谨慎从事。这点，胤禛心里也有数。那么，康熙心目中最理想的继承人是怎样的呢？他没明说，只言“必能以朕心为心者”方能有希望成为储君。不过，通过父皇对诸子的好恶态度，胤禛似乎摸透了康熙的心思，也清楚了自己该怎么去做。

于是，胤禛便如履薄冰地活动起来：对父皇，他极力表现出一副关心孝顺的样子，又不露声地展示自己的办事才干。他深知：“处英明之父子也，不露其长，恐其见弃；过露其长，恐露其疑。”对奔走争位的众多兄弟，他则极力表现得与人无争、事不关己，小心翼翼地接近他们。因为“处众多之手足也，此有好竽，彼有好琴，此有所争，彼有所胜”，必须尽力避免成为众矢之的。对皇帝左右的重臣，他极尽讨好之能事，真真假假，不露形迹。因为“一言之誉，可不那么容易；未必得福之速，一言之谗，即可付祸根”。要做得天衣无缝，实属太难。但胤禛却别有心术，他以参禅信佛为掩护，让众人都以为他真的清静无为与世无争了呢！

允礽二次被废后，正值允祀拉帮结伙、党羽们纷纷向康熙举荐之时。胤禛暗地里冷眼旁观，明里却延纳僧徒，向人们表示自己是“天下第一闲人”。他十分仰慕被康熙封为“灌顶普善广慈大国师”的章嘉胡土无图，称章嘉活佛“梵行精纯，圆通无碍”，并将其延为雍亲王(胤禛封号)府中的座上宾。

胤禛将章嘉喇嘛作为自己的证道恩师，自有其妙算。章嘉活佛可谓一个地道的御用喇嘛。康熙利用他在青海、内蒙古一带的宗教地位和名望，封其为国师，任他为“多伦喇嘛庙总管喇嘛事务之札萨克喇嘛”，以分西藏达赖喇嘛之权，专管内蒙古宗教事务，并留其常住京师。作为父皇身边的红人，胤禛自然不放过与他攀缘的机会，真可谓一举两得。

这样，在章嘉活佛的引导下，胤禛很快觉悟一切，“大彻大悟”，直透“三关”，得成正果。用章嘉的话说，“王得大自在矣！”再者，胤禛除视章嘉为证道座师外，还频频延请藩邸附近的柏林寺僧衲，讲论心性，并命僧人迦陵性音主持西山大觉寺，性音频频出入雍亲王藩邸。雍正自称，他当年参究人生因缘非常认真、专心，而其“得大自在”的时候，恰恰正是允礽复立复废之际。

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正月，胤禛延纳性音等沙门“坐七”，与僧徒们静坐调息两日后，便声称已洞达本末。但他自知还“未造究竟”，遂去请教章嘉。章嘉说：“亲王所见，只像针刺破窗纸，从针隙观天，虽说已见到天宇，但天体广袤，所以，所见到的天体，究竟是有偏见的。佛法无边，请亲王勉力求进！”不过，胤禛顺利破了“初关”，立下了一切皆空的正见。

按章嘉的指点，胤禛顿觉心境开阔。同年二月，他继续在集云堂参求，直至十四日晚，“经行次，出得一身透汗，桶底当下脱落，始知有重关之理”。他再问法于章嘉，章嘉指引道：“王今所见处，虽说已进步，就像从屋内走到庭院观天一样，但天体无尽，究竟没有尽见。况且，法体无边无量，故当更加勇猛精进！”至此，胤禛已悟得一切皆空之道，天地山河烦恼忧愁，物我皆空，“无一物非我身，无一物是我己！”可谓力透重关。

次年正月，正是允礽再度被废，允禔、允禟、允等人瞪红眼睛争太子时，胤禛却在集云棠静坐，无意间急踏“生死牢关”，证得“三身四智”合一之理，物我一如本空，“无身故长生，无灭故不灭”之道，又可谓力透最末一关。胤禛得成正果，直透一般禅僧都很难接受的“三关”，可说是“超佛越祖”了。章嘉是否将此事汇报了康熙且不去猜他，但是胤禛的所作所为被兄弟们所知闻，则是必然之事。如此，他便巧妙地躲过了众人耳目。其实，胤禛对自己的前程信心也不是有定见的，他常常与僧衲为伍，除有意把自己装扮成无心角逐皇储的闲人外，还有以此为精神寄托的成分。

允祀的老搭档允禟被改名为“塞思黑”(“猪”之意)，允祀改名叫“阿其那”(“狗”之意)

雍正后来说，他在藩邸时，光明正大，无党无私，诸兄弟们对自己相待以礼，没有一句话是出自争强斗胜的，也没有因一事而相互猜嫌。这句话有一半是真实的。能不受兄弟们猜疑，可见他把尾巴夹起来做人，是何等的绞尽脑汁！为把自己的真实意图掩藏起来，胤禛除明里与僧徒厮混在一起，参修论道，另外，他还曾刻意搜罗历代文人骚客、隐士僧道的诗文语录，汇集成《悦心集》。

胤禛刻意玩味那些遁世无为之人的妙语，多半是拿给别人看的。他何尝追求物我皆空？表面说“官大钱多心转忧”(《悦心集》中唐寅《一世歌》中诗句)，心里却时刻盘算其皇帝梦。终于，皇父极欣赏他的才干，频频委以重任；内外大僚如隆科多、年羹尧等，也纷纷为其效力卖命，这伙人虽数量不及别的皇子党，而关键时刻却帮了他的大忙；诸兄弟们，对之少有戒备防心，致使他活动起来游刃有余，最后顺利登上了宝座。

当昔日的“圆明居士”摇身一变，成为坐在金銮殿上的雍正皇帝时，就不再专心佛事了。

皇兄御弟们对新皇帝不服气

不管雍正用何手段，在最后一刹那是怎样夺得皇位的，反正从后来的各种反应中我们发现，皇兄御弟们对新皇帝是那么的不服气！特别是同胞弟允，当从西北前线奔父丧回来时，他死活不肯向皇兄表示祝贺登基，更不愿亲近能给他带来好运的新皇帝。在众目睽睽之下，这事使得雍正非常难堪。于是允被变相囚于遵化景陵(康熙陵墓)，允被禁于京城，允禔、允礽仍像康熙晚年时一样严行禁锢；而雍正对反对党头目允祀，则优崇待之，任其为总理事务大臣兼管理藩院、上驷院，以稳住其情绪。但雍正脚跟刚刚站稳，将本是亲信心腹而权力膨胀的年羹尧、隆科多除掉之后，便将黑手伸向允祀集团，结果，允祀的老搭档允禟被改名为“塞思黑”(“猪”之意)，允祀改名叫“阿其那”(“狗”之意)，并将他俩相继害死。如此，来自身边的威胁终于各个击破了。

雍正对允采取了调虎离山之计，即派他护送哲布尊丹巴活佛的灵龛到喀尔喀蒙古。这叫做明使暗罚。允心知其毒计，先是声称无资预备马匹行装为由，推辞出使蒙古。后来，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他才悻悻上路。但刚行至张家口，便托病不前。为保身安命，允请宣府沙门做祷文，请一切诸佛菩萨庇佑其“消灾延寿，人口安宁，早还本乡，万事亨通，皇恩浩荡，国泰民安”。雍正得知消息后，心里暗骂允不识时务，但又问罪无显名，遂出奇招，命其同党允祀主持议罪。允祀只好心里叫苦，不得不请革除允郡王爵位。但允却毫不在乎，仍留住张家口，既不前行，也不打发人赴京请罪。这自然使雍正龙颜大怒，但毕竟还能忍受。问题在于，允仍不死心，又做祈祷疏文，不幸的是，两件祈祷疏文都落到雍正手中，允因此遭灾惹大祸。于是，雍正以疏文中有“雍正新君”为由，加其“大不敬”罪名，将允从张家口押回北京，囚禁于宗仁府狱中。允在狱中做镇魔之术，又不幸为雍正所知，因此罪上加罪，一禁锢就是十多年，直到雍正死后，才被乾隆帝放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