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历史上在位最长的皇帝，康熙做得实在艰辛。顺治英年早殒，八岁的康熙即位，十四岁亲政，并翦除嚣张跋扈的顾命大臣螯拜。力排众议，历经七年击溃尾大不掉的“西南三藩“。准葛尔汗葛尔丹纠结沙俄，悍然分疆裂土，康熙御驾亲征，率数万铁骑横扫大漠，在经受了缺粮、严寒的巨大困难下，使葛尔丹只领数十骑亡死它乡，中国版图金瓯不缺。国人常曰：创业难，守业更难。康熙是既守业，又创业。守的是满人入关，君临中原的业，创的是中华民族复归一统，内除忧患、外御其侮的大业。

在人们的印象里，清朝是与北宋齐名的两个腐败懦弱朝廷，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其实不然，真正的清廷日渐式微，乃自道光以降，康熙的雄图大略、气吞万里如虎之势，不知为何没出三代便烟消云散，在历朝历代封建帝王中，虽然雄主揽史可寻，而象康熙一样守中创业，以冲龄继位直至安然寿终，前无古人，后亦少来者也。

中国人历来称道“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可谓帝王楷模。试与康熙相比，却未免有些”敝帚自珍“。做为开创大一统天下的秦始皇，其在世雄霸天下，却因不行王政，秦朝不出二世而斩，虽壮却“昙花一现”。汉武帝之穷兵赎武，史有明鉴，与匈奴当战与之战，不当战亦与之战。致使 声誉大跌。毛泽东的“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可谓典当之评。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以一介武夫当政，却因心忌武人，杯酒释兵权固也轻快，却给子孙留下无穷祸患。北南两宋，终其朝也只守半壁河山，且忍辱含屈。只可称道的“文同鼎盛”。但汉族縻弱之风，却由此种下祸根流毒甚远。能与康熙的文治武功相比的只有唐太宗李世民了。可是两相比较，李世民显然也占不少便宜，他出身先行伍世家，久历战阵，至登位大宝时已积攒了一脑子的帝王之术；隋末纷乱止后，李世民一直面对的是一个治平天下，兵戈不起，盗匪歇业，而玄烨却是八岁继位，除权奸，铲藩镇，外御侮。同时还要面对满汉文化互相对立，人心不定的这一锅“夹生饭”。然而最终河晏海清，百姓乐业丝毫不逊于大唐盛世。但不知为何，人们总是津津乐道秦汉唐宋的文明武烈，却很少有人深入研究远胜于他们的康熙的取胜之道。

其实自明末，中华文化已呈现“贫血”状态。孔孟仁爱治国之学在西汉被董仲舒以“天不变，道亦不变”祭上神坛，两宋被程朱以“理”教条僵化。其杂驳灵活之义被用几句四书以偏概全。到了明代文化人更是抱残守缺，拘泥雷池，既失去了孔子的仁和宽厚，又乏孟子的张扬恣肆。如滔滔大河被束缚成小溪清流，以此这治国圭臬，国势焉能不弱，民气岂可昌达。以致科举的科学奥义被弄成八股取士、阐释四书五经的微言大义，只有片面继承，没有大胆创新，汉明，已经从根底上枯萎了。

所幸满人以生猛剽悍的野性文化来摧枯拉朽，来震荡这一潭死水。才使中华文化不至息弱断流。行文至此，一个怪念头跃上我的脑际，倘若那时大明镇压了李自成，得以延续，又或许李自成侥幸保全，得鼎天下，满人自居关外，则中华文化将如何。又想到自然世界里的现象，动物里分外食肉动物和食草动物，食肉动物筋骨强健，凶猛有力。食草动物温顺柔弱，任人宰割。倘若两种动物只存其一，那自然界的平衡就被打破了，生态紊乱。汉族儒学文化自诞生起，就倡导“和”“度”，不尚强横，鼓吹“忍”、“善”，颇象食草动物的生存哲学。而周边众多少数民族由于环境和历史因素，雕弓射月，驰骋荒漠，崇尚的是强者自强，弱者被食的食肉动物哲学，满人初入关时的一系列暴虐行为，如嘉定三屠，扬州十日等，即是食肉哲学对食草哲学的一次洗礼，既自得于自身的健武之姿，又深轻视汉人的文弱之态。

当这个生猛，带着血腥味的民族文化突然出现在汉族文化之前时，孰强孰弱已无关紧要，排异反应是难免的，重要的是汉族文化因此输入了新鲜的、汩汩流动的血液。康熙有着雄健好斗的民族本性，也深浸淫于汉族文化的大渊。而理性的西方自然科学也已经跃入了他的视野。在顺治一朝开始将满清文化这只暴烈的猛兽纳入中华文化的轨道逐渐平静时，康熙的任务主要成了如何在不失去勇猛的原始活力同时，又能接受温良的驯导。在内忧外患的环境下，他出色地完成了这一任务。他一方面痛击敢于挑战的内外敌人，一方面修明政治，与民休息，开科取士，使因明末之乱而衰微的文风日炽。而不象秦皇汉武，好战而不修德，更不似短视的赵匡胤，倡文息武，使国势日衰。

由此我们的结论是：野性与文明，是任何一个民族文化发展的两个必不可少的车轮，康熙大帝在杂糅文化的阵痛中，使中华文明在日暮时得到了一次新生，并攀上了一个新的高峰，而他的子孙们，却隐于汉族文化的绚烂夺目，而渐失其孔武本性。

历史翻过了一页，康熙大帝做为一个历史人物长驻于烟尘之中了，但他的文治武功却给我们这样一个启示：不经过野性“淬火”的文明是没有生命力，正如不经过战争的和平是不被珍惜的。21世纪的中华文明，正期待着“淬火”即淋漓酣畅的痛楚。

写于1999年五月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