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太宗是在战争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一代创业之君。数十年中，他驰骋疆场，纵横万余里，饱尝了披荆斩棘的种种艰辛，同时，在长期的征战中也目睹并体验到了民间的种种疾苦。由于明清（后金）连年的征战，加之灾荒，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繁重的徭役，因此无论在明统治下，还是在清（后金）统治下，广大各族人民被迫挣扎在死亡线上。

这使太宗在思想上对民间的疾苦多少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同情。尽管他把主要精力用于频繁的军事斗争，但并没有忽视“国计民生”，经常“以民生休戚为念”（《清太宗实录》，卷34，24页）。凡与“民生”有关的问题，他都勤加过问，经常发出谕旨，兴利除弊，纠正各种偏向，为臣民谋求生路，力图获得整个社会的安定，以发展其统一事业。太宗对“民生”所阐发的一系列观点和规定的具体政策，即“民生之道”，是他创业、治国的根本指导原则之一。

太宗认为，体恤民情对于巩固清政权的统治极为重要。他从一个统治者的立场出发，说明国家和老百姓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反复教育他的兄弟子侄和诸大臣都要关注民间疾苦。他说：“以上下相维之理言之：必为在下之人所托命，而后可为在上之人，如无在下之人，则统辖者谁？役使者谁？”（《清太宗实录》，卷65，7页)。从上下互相依存的道理来说，首先必须有下，才能有上，统治者只有得到“在下之人”即广大的被统治阶级的拥戴和支持，有了统治的对象，然后才能成为“在上之人”即统治者。如果没有被统治者，那么统治者统辖谁呢？役使剥削谁呢？太宗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看成是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整体，强调指出，被统治的广大劳动人民是统治者生存、行使统治权的最基本的根据，没有他们的存在，也就没有统治者的一切。

太宗在讲“天”时，自认为是“天之子”，宣扬了迷信思想，但讲到人事时，却又破除了对天对自己的一套唯心主义的说教，比较能正确地反映事物的本来面貌。他在上面讲的那段话里，指出先有百姓“所托命”，尔后才能为君。换言之，君与民的关系，先有民，后有君，这包含了一个很可贵的“民本”思想，同时又扬弃了中国几千年“君权神授”的传统观念。太宗曾说：“君享康宁，臣居尊显，俱兵民是赖，即尔等（指诸王贝勒大臣）功名，亦藉士卒之力。……”(《清太宗实录》，卷31，8~9页)。君主享受到康乐安宁，大官们能身居显赫地位，备受尊崇，靠的是什么呢？都是兵民给创造的，就连他们的所谓战功荣誉，也是靠广大士卒勇猛杀敌才获得的。这里又包含了“民为贵，君为轻”的思想，这同样是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代思想中的民主精华。

太宗在具体实践上，勤加督促诸王贝勒大臣重视并解决民间疾苦。他给这些人规定了三项基本职责，其中一项就是“办理事务，当以民生休戚为念，遇贫乏穷追之人，有怀必使上达。”(《清太宗实录》，卷34，24页)。做任何事情，都要考虑到民间的休戚，遇到穷困的人，都应给予照顾，并一直报告给最高统治者。他经常指令诸臣到最下层深入民间调查“穷民”生活情况。崇德五年（1640年）初，太宗指示各固山额真说：“今遣尔等往各处地方，稽查穷民，审理冤狱，尔等须各亲至分属屯堡，巡行料理，毋使民间冤抑不得上闻”(《清太宗实录》，卷50，23页)。他自己也身体力行，在去世前不久，还到民间“问闾阎疾苦”(《清太宗实录》，卷65，30页)，渡过辽河，专程“阅视牛马”牧放的情况。太宗通过大臣们调查和他自己的视察，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因而给他制定政策或采取措施提供了重要依据。

明清长期交战，双方百姓都遭到战乱离散之苦，生活很不安定。为了支持战争继续下去，他们不但披甲当兵，还在经济上负担各种徭役，这些沉重的包袱压得百姓喘不过气来。太宗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就采取措施减轻他们的负担，并制止直至处分随意加重百姓负担的官员。天聪九年（1635年）春，正是种地的时候，他出门观察，看到民间已经误了耕种期。原来牛录章京征调农民筑城，为了早日完工，又额外地多摊派了民夫，致使劳力不足，违了农时。太宗召集诸臣，严厉地训斥：“筑城固然是正务，但田地荒芜，百姓吃什么？以后再有滥役民力的，就拿该牛录章京问罪。”(《清太宗实录》，卷23，3页)。

过了一段时间，太宗又召集诸大臣，就减轻农民负担一事再次训诫：“现在，各贝勒凡兴办工程，都不遵守我的制度，额外修造，劳苦百姓，你们想一想：老百姓得不到安居之处，逃亡离叛，户口减少，这无异于帮助敌人，长了他们的志气。”(《清太宗实录》，卷23，35页)。有一次，太宗到御马厂去，看到工部调来不少民夫修治道路，不分路面高低，一律培土增高。他很不满意，对诸臣说：“国家有差役，致使民力疲敝，这都是由工部造成的。如修治道路，不过是垫平低洼，与高处拉平，达到路面平坦就可以了。可是工部不管高低，一概进行培筑，结果浪费了不少人力，使农民受到扰累。”他说完，诸臣揭发了工部其他方面的错误。于是太宗判工部承政萨穆什喀、参政裴国珍、启心郎喀木图等各以“应得之罪”(《清太宗实录》，卷65，12~13页)。

按照规定，外藩诸王贝勒打猎获得的野兽都得献给太宗，以表示忠诚。因为道路远，送这些东西势必要动用民夫，还得使用不少马匹，这对于当地百姓来说，也是一项不小的负担。太宗决定削减进贡的数额。崇德四年（1639年）十二月，他召见管理蒙古等少数民族事务的理藩院官员，指示说：外藩诸王贝勒行猎所获得的野兽如都叫他们来献，未免劳民，而且又使骡马疲敝，今后，只献出鹿和野猪各二头，如果没有鹿、野猪，可以献出麅子、黄羊共九只就行了(《清太宗实录》，卷49，12页)。要求全免是不现实的，减轻赋税徭役的负担对解放生产力的进步意义也是应该肯定的。

太宗对诸臣提出有关减轻农民负担的建议，总是表示乐意接受，马上执行。崇德八年（1643年）四月，多罗豫郡王多铎建议暂停用兵，说：用兵打仗，自古以来，不得已而用之。如果自恃力量强大，违背正义，轻举妄动，上天一定不保佑。臣观察形势，似应暂停用兵。至于国中各项事业兴办，应依次搞，但总应该以“农务为急”，才使百姓丰衣足食。多铎提出使民力集中于农业生产的意见，太宗马上接受了。接着，都察院承政满达海等十余名官员一致请求停止修造房舍，把劳力都用到秋收上。原来，太宗顾虑沈阳城里人口很多，居家稠密，惟恐引起火灾，特命工部改建，以疏散原住房的布局。但眼下就要到了庄稼收割季节，如继续改造庐舍，就会影响收获，必使民力负担重，难得两全其美。他们提出，目前应集中力量收获，待来岁春天，再继续修造，对于“民生大有裨益”。太宗看了这个奏疏，在上面批道：“此疏所奏很对，时方收获，改建房屋立即停工。有修造能力的人家，愿意自己修可听其自便；没有能力的，就暂停，不必催促，等来春农闲时再修造。”(《清太宗实录》，卷65，30页)。

我国历代官僚体制相沿袭，形成官与民的尖锐对立。官吏贪赃枉法，随意侵害百姓利益，常常是历朝激成民变和农民起义的直接导火线。太宗重视这个严重的历史教训，严格要求各级官吏守法，不准以任何理由损害百姓的切身利益，哪怕践踏百姓一棵秧苗也不行。天聪四年（1630年）十一月，正是隆冬季节，太宗率群臣冒着严寒出去打猎，在扎木谷地方，大臣谭泰、阿哈尼堪追逐一条被射中的麅子，说是太宗射中的，便献了上去。太宗说：这不是我射中的。我曾下令严禁强取他人之物，我能自己强取吗？赶快把麅子还给原射的人。又一天，莽古尔泰的仆人强夺一名小卒射杀的鹿和野猪，送给了他。太宗得知这件事，叹息说：“凡出兵行猎不发生错乱，大概事业才可成功。如此夺取，他们这些随役之人身困马疲，能得到什么呢？像这样妄行，下边人还怎么生活呢？”莽古尔泰受到批评后，将鹿退还原主，却把野猪留下给太宗。太宗又说：“我为何用这种东西？这是让我犯错误吧！凡事不要以为小，恐积小成大啊！”莽古尔泰很羞愧，又把猪还给了原主(《东华录》，天聪四年十一月)。

太宗制定法令和纪律。严禁任何人放鹰践踏田禾，从兵士到官吏不许私取百姓一物，如违犯，不管谁都得治罪。天聪五年（1631年）六月，太宗率群臣到抚顺地方打鱼，看见两个人纵马吃庄稼，当即进行处罚。第二年冬，他又到这里打猎，有一名随从打猎的小卒强取当地百姓的柴薪，太宗处以鞭打，并集合八旗大臣，向他们宣布：“自今以后，不许任何人私入庄屯。打猎时，山上林木也不准砍伐，违者要追究责任。”(《东华录》，天聪六年十二月)。在这之前，太宗还规定管庄屯的小吏不准敛取百姓食物，馈送朝廷大臣(《东华录》，天聪元年二月)。如任意违犯，他毫不姑息。崇德七年（1642年）六月，太宗前往牧马的地方视察，看见大臣塔瞻、锡翰、博琫、石纳布库、俄齐尔、额克亲、丹坦、墨尔根袍、纳木僧格等践踏百姓的庄稼，就没收了他们的箭矢，把他们交到兵部处分，还让大学士范文程等向诸王贝勒传达他的谕旨：“近来，诸王贝勒行兵出猎，看见有践踏田禾的，是否都查出治罪了？为什么连一个处分的也没有？如果真处分了，我为何没听说过呢？”诸大臣回答说：“臣等遇有践踏田禾的人，应鞭打的鞭打，应罚的罚，不敢疏忽、放纵。”(《清太宗实录》，卷61，5~6页)。

太宗对自己要求也颇严格，凡行军出猎，即使在严寒的季节，也总是把自己的住处安扎在野外，不进屯堡，惟恐惊扰百姓和耗费他们的财物。太宗常说：“涓涓不禁，将为江河；荧荧不救，炎炎奈何。”涓涓细流不堵住，就会汇成江河；星星之火不扑灭，将变成烈焰熊熊的大火，到那时可怎么办呢？所以“凡事当防微杜渐，纵驰以后，则难整顿。”(《清太宗实录》，卷23，38页)。太宗的此番道理富有深刻的哲理性、高度的思想性，它体现了一个政治家洞若观火、明察秋毫的杰出才能。太宗思想精细，不作事后诸葛亮，每每预防在前，寓大道理于小事之中，因此，他的讲话颇能使大臣们心悦诚服。

太宗要求诸王大臣及各级官吏一定要体恤民间疾苦。那么，怎样鉴别他们是否用心执行他的谕旨呢？有一个办法，“以各堡生聚多寡”即人口增减情况为准，人口增多的，提升职务，人口减少的，视其多少，给以降职、革职直至削籍为奴。天聪九年（1635年）七月，太宗考核管理汉人的官员，查明李思忠原管壮丁六百一十五名，七年后，增丁一百一十三名，由一等甲喇章京提升为三等梅勒章京。牛录章京杨子渭原管壮丁九百八十六名，经七年，增丁一百六十一名，升为三等甲喇章京。已罢官的佟三，原管壮丁九百二十三名，五年后，增丁七十八名，人数虽少，但“革职后能实心任事”，特升为三等甲喇章京。牛录章京吴裕原管壮丁二百二十名，三年增丁一百六十名，人口增加甚多，升为三等甲喇章京。高鸿忠原管壮丁六百零七名，减丁一百二十八名；张士彦原管壮丁八百一十四名，八年减了一百六十九名……各罚银一百两，高拱极原管壮丁二百六十八名，竟减丁一百五十一名，给予“革职为民”的严重处罚，还有其他官吏也因减丁受到处分(《清太宗实录》，卷24，7~9页)。

太宗从思想到法令制度，对“民生”问题做了明确规定，有助于澄清吏治，缓和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矛盾，使整个社会出现较为安定的局面，这对于恢复社会生产，发展统一事业是起到了促进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