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太宗的理想是要建立一个富人更富，穷人也富，各安其生的社会。正像他说的：“抚有疆域，得臻富贵，欲与兄弟子侄及庶民共享安乐。”(《东华录》，天聪十年八月）。在一个存在阶级剥削与压迫的社会里，他的理想是自相矛盾的，理想与现实矛盾更大，他是永远也不会实现这个理想的，穷困消除不了，当然就不可能使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共享安乐。尽管这样，太宗在主观上作了颇大的努力，作了一些有益于社会发展的事情。

太宗认为，百姓致富之道根本在农桑。要做到人人有饭吃，不穷困，乃至富裕起来，首先必须经营好土地，多打粮食。他说：“五谷乃万民之命所关”(《清太宗实录》，卷61，5~6页)。国家储备粮食为的是“备荒而养穷民”；积蓄财帛马匹为的是“为国而赏有功之人”(《清太宗实录》，卷34，26页)。因为长期与明朝交战，多次进关，掠取了数以千万计的财帛，每个参加掠夺的将士都从中分得了一份，生活渐至富有起来。这在他们看来，掠夺总比耕种要省力气得多。所以他们宁肯上战场冒死抢夺，也不习惯于从事农业生产。太宗为此常常批评他们中某些人轻农桑重钱财的思想：“岂可恃俘获以为生计！”俘获、掠夺不是生活的可靠来源，更不是致富的主要途径，“厚生之道，全在勤治农桑耳。”（《清太宗实录》，卷65，5~8页)。多罗豫郡王多铎也正确地认识到，不论国家有多大事，“总以农务为急，农务克勤，则庶民衣食丰足。”（《清太宗实录》，卷64，17页）。虽然在统治集团中还存在着轻农桑的倾向，但总的来说，太宗重农致富的思想已占主导地位。

尽管如此大力提倡“勤治农桑”，生财致富，事实上大多数人仍无法避免穷困。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穷富日见悬殊，是当时社会的不可避免的普遍现象。太宗针对这种情况，把政策的着重点放在扶持贫困而抑制富者敛财暴富，力图使贫富平均。他实行以富养贫的措施，让富人出钱或出人来资助贫困。

第一，没有耕种土地又无存粮的，如有兄弟，可以求其帮助，互为依靠。没有兄弟，就由所在的牛录中的“殷实有粮者养之”(《东华录》，天聪元年六月）。

第二，凡无牛不能耕种的贫民，可将土地托付给“有力之家”即富人代为耕种，在农时季节，指令一些官员“各往本牛录屯庄，查勘田土锄垦与否，如有弃而未锄者，可拨工助之。”(《清太宗实录》，卷61，5页)。

第三，在对国家负担义务方面，规定“一切徭役”应摊派给“有力者”，不许“累及贫民”(《清太宗实录》，卷13，4页)。太宗实行的另一个措施是，由国家出钱捐助穷人，改善他们的穷困境况。

太宗在位期间，这种办法实行过多次。天聪二年（1628年）三月，他发下一道谕旨：“国人贫乏无妻室者，可给银，令娶。”他从国库中拨出一批白银，分赐给这些穷困的人(《东华录》，天聪二年三月)。天聪六年（1632年）初，兵部贝勒岳托建议，凡俘获或来归的明朝一品官，可将诸贝勒之女配给为妻；二品官，可将诸大臣之女配给为妻，并由国库出钱供给生活需要。归降的明兵，则将汉民女子或寡妇配给为妻，国家各赐给农服。太宗接受了这一建议（《东华录》，天聪六年正月）。崇德二年（1637年）八月，太宗听说驻防开城的博尔惠牛录中有兄弟两人没有妻室，便召集诸王贝勒大臣说：“现在各处俘获的妇女很多，而这兄弟两人还没成家，你们也不报告。自今以后，务要查清各牛录无妻室的，都要给妻室，善加抚恤。几年来，归附的越来越多，如果不能抚恤穷困，还怎么能吸引别人来归？你们可以把我的话传达给众官。”（《东华录》，崇德二年八月）。

次年，太宗召见大学士希福等人说：因为得到“天”的护佑，各国臣服，都享受富贵。但我国还有穷人，他们没有妻室，没有马匹，此时不加恩养还等待什么时候恩养呢？如果吝惜财物不肯恩养他们，那么要这些财物还有什么用（《东华录》，崇德三年七月）！接着，他又给新旧归附的满洲、蒙古、汉人发下谕旨说：“你们中有家贫不能娶妻、当兵买不起马的，允许你们向本牛录章京陈述，牛录章京则报告给固山额真，固山额真再转呈本王、贝勒、贝子，他们应将无妻者配给妻子，无马的给马。如果你们有困难，就向朕奏明，朕予以解决。但牛录章京、固山额真隐瞒实情不报，就拿他们是问。如果已报知本王、贝勒、贝子仍不给无妻之人配给妻室，允许你们赴户部陈述，无马之人赴兵部陈述，新投来的蒙古人无妻无马的，允许赴理藩院陈述，该部承政即应详问本人，然后再告知本王、贝勒、贝子，他们应收容恩养，否则即来朕处奏明，应该给妻奴的，就给妻奴，该给马匹的就给马匹，不该给的即打发走，朕亦不加罪。朕现在公开发布这道诏令让你们都知道，你们如畏惧不敢说自己穷困，那只好自认穷困，朕也就无法得知。”（《东华录》，崇德三年七月）。

太宗一再强调要给穷困无妻室的人配给妻室，无马的赐给马匹，使这些穷人各有所归，目的是培植奴役对象，避免他们到处流浪、逃亡，引起社会不安，甚至被迫“作乱”，危及清政权的巩固。当时从明朝或从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俘虏来的，以及归顺的人很多，他们来时一无所有，如不能很好地解决他们的生计问题，势必会造成社会的尖锐矛盾。太宗深知这个问题的迫切性，迅速采取措施，力图使他们安心居住下来，实现“男耕女织”的安定的生活局面。这不仅有利于巩固政权，而且对于发展社会生产力也有积极的意义。

太宗认为，黎民百姓是父亲太祖留给他和诸王贝勒的，能爱养他们，使之逐渐富庶，这就是当臣子的最大孝顺（《东华录》，天聪九年六月）。因此他要求诸王贝勒、贝子和大臣都要出资财抚养穷民和那些归附的人。他规定：固山额真、护军统领及侍卫等官凡看到穷苦百姓，要立即告知本主，给衣食，使之各得其所。对于效力军队，一贯勤劳而仍穷困的人，还有的秉质粗鲁、不善于经营还很贫乏的人，各该管牛录章京察知后，报固山额真，转告各王贝勒，要酌量拨给仆役牛马，以维持生计（《清太宗实录》，卷65，65页）。

遇有荒年，农业歉收，太宗令各王贝勒出粮拿到市场以平价发卖，不许囤积居奇，务使平民能得到粮食，有饭吃。有时，他还令富人拿出粮食周济穷人。崇德二年（1637年）四月，太宗“谕令殷实之家各出牲畜运米至东京（辽阳）赈济贫民”（《东华录》，崇德二年四月）。他说：谁爱养有方，谁不经心抚恤，必加详察。你们诸王贝勒、贝子及各官都要加意爱养（《清太宗实录》，卷65，5~8页）。

太宗作了明确规定，反复指示，但这些身居显宦、家资丰饶的贵族地主并非出自本心愿意拿钱拿粮扶助穷民，当太宗“申饬之际，尚稍知加意，过此即便遗忘莫顾。”太宗常为此严厉批评他们，对情节严重者还给以处分。崇德二年（1637年）四月，一次，他斥责王贝勒大臣说：“王贝勒等聚财，积谷，牧养牲畜，岂止为一身富足？皆为子孙计耳。不知子孙果贤，纵无所遗，彼宁不能自立？子孙若不肖，虽有所遗，岂能常守！徒长骄矜，且为他人积聚耳。”（《东华录》，崇德二年四月）。这是“止图一家富足而已”，这种人至多“不过一村居富人”，不是“尽心国政之人”（《清太宗实录》，卷62，15页）。他在另一次训谕中，又说：能“恩养”穷民，可称为“贤”，“即为勤劳国政之人”，“不然，止图一己之丰厚，不以众人为念，众人岂复有系恋尔等之心耶！”（《清太宗实录》，卷65，7页）。他听说诸王贝勒经常给近侍护卫赠送食品，而固山以下官员，守门兵和新近归顺的人却不给，很不满意，批评说：“你们想想！养官而不养民，养贤而不养不肖，官虽贤，岂能独立乎？”（《东华录》，崇德八年六月）。代善以下，诸王贝勒大臣因“吝惜”钱财，没有认真执行太宗的意旨，常常受到当众点名批评。

太宗推行富民之道，采取相应的实际措施，多少改善了被奴役的人民的某些悲惨境况，但最终不可能使他们彻底摆脱贫困。因为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本身就决定了不同阶级的分化，因而也决定了贫富悬殊，被奴役的劳动人民不会由于得到富人的某些恩赐而发家，从根本上改善自己的经济地位。太宗作为一个封建帝王还认识不到这个问题的本质所在。

到崇德六年（1641年）也就是他去世前的二年，他看到了“八旗牛录下人多贫乏”，叫户部“查明奏闻”。从中得出结论，说是牛录额真及拨什库等基层官吏饮酒过度，“不理牛录之事”（《东华录》，崇德六年二月）。这只是看到了一点点表面现象，根本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

太宗是站在一个统治者的立场上，从维护满蒙汉贵族地主的统治出发，来制定他的政策的。他的富民之道归根结底是富了一部分人即诸王贝勒、大臣及其与这个政权关系密切的各级官吏、地主。太宗给予他们的赏赐和他们自己敛取的钱财数以千万计。因此，他们家家“财物充足，家产丰隆”（《东华录》，崇德三年七月）。蒙古贵族“皆享安乐”，以孔有德为首的投顺汉官也是“肥马华屋”（《东华录》，崇德八年正月），这些新旧权贵与处于被奴役的大多数劳动人民贫富悬殊，真正是天壤之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