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35年11月22日，即农历十月十三日，清太宗皇太极郑重其事下诏，发布改诸申(女真)为满洲的命名，其文曰：“我国原有满洲、哈达、乌喇、叶赫、辉发等名，向者无知之人往往：称为诸申。夫诸申之号，乃席北超墨尔根之裔，实与我国无涉。我国建号满洲，统绪绵远，相传奕世。自今以后，一切人等称我国满洲原名，不得仍前妄称。”然而，对这一诏令所涉及的满族族称的递嬗、满洲名称的起源以及锡伯的族属等问题，向来就存在歧议。

    本文试图对皇太极所谓的诸申提出辨正的意见。对于历史上这一大讼案，不揣谫陋，略述所见，粗疏挂漏之处，在所不免，谨祈方家赐教。

    一、族称的递嬗

    虽然满族是在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的基础上形成的，但是她却有着悠久的历史。通过对其族称的考辨，可追溯到三千年前的肃慎。

    肃慎是东进通古斯的后裔。就当时来说，他们活动在通古斯诸群体的东方，自然出现了东方人的概念。查通古斯语东方是“zhul”(朱里)，在其后面加上表示人的附加成分“chin”(钦)，两者结合构成“zhulchin'’(朱里钦)，为东方人之意。对这一见解的认识，从分解鄂伦春一词，俾可得到佐证。

    在遥远的古代，张广才岭以东的原始社会群体，与中原相交往，自称“zhulchin'’(朱里钦)，经过“重译”，由于汉字不能标记卷舌音，于是就标记为肃慎，或者稷慎、息慎等。肃慎之名就这样出现于历史舞台，流传于世，见诸于史籍。

    自汉以后，肃慎的后裔称为挹娄，并被新兴的夫余所征服。由于原来的肃慎人“冬则穴居”，故被称为“住洞穴的人”。北方少数民族的语言特点是倒装句，其语序为“洞穴在住的人”。很显然，中原人用汉字标记了洞穴这个词首的音。后世的满语称洞穴为“yeru”(挹娄)。这个名词属于地理方面的基本词汇，无疑是从古代流传下来的。如果这个考证有道理的话，挹娄是对肃慎的另一种称呼，可以说是他称。

    至南北朝，挹娄被称为勿吉。查阅“正史”，最早见于《魏书》勿吉传。当大兴安岭石室发现后，证实北魏政权的创建者起自大兴安岭。他们不单将居住在大兴安岭地区各种社会群体称为“室韦”，即“森林人”。与此同时，对久居东北东部山区的人，也称他们为勿吉(weji)。其实这是“weji de tere niyalma”(住在森林的人)的略称，表示“森林人”之意。需要指出的是，在挹娄、勿吉称谓出现之后，肃慎一词仍在继续使用。。

    隋唐时期“正史”上出现了靺鞨的记载。那么，为什么勿吉又改称靺鞨呢?《通典》中称，“勿吉与靺鞨音相近”之故也。既然如此，我们就要从汉字转换入手，考究其原委。勿吉从字义上解释，含有不吉利的意思，为人所忌，势必要以同音字所取代。按照汉字的古音，勿字为莫勃切，音没；吉字为激质切，音拮。《北升书》上率先将勿吉改为靺鞨(居谒切，音讦)。从语音上来看，勿吉与靺羯的读音非常相近，当然可以取代。但是，羯字有个羊旁，作为民族的称谓恐为不雅，又将羯字改为鞫字。值得注意的是，褐字为多音字，既有何葛切，音曷；又有食列切，音舌；还有莫辖切，音怀。现在，靺鞨的鞨，一般均取曷(he)的读音。经过一番考证，谓“勿吉与鲸鞘音相近”的见解，是可取的。

    久成定论，黑水靺鞨是满族的直系祖先。当这个社会群体南迁后，辽朝契丹人称他们为女直。此后，女真名称呈现于世界。为避辽兴宗讳，根据“恭缺末笔的规定，将女真的真字去掉最后两笔，便成为女直”。于是，在史书上有了女直的记载。据《大金国志》记载：“其居混同江之上，初名目女真，乃黑水遗种。”可是，我们查阅史书，未见有解释女真字义的记载。《大金国志》、《三朝北盟会编》等书只记“本名朱里真”。虽然如此，这一记载也是非；常重要，使我们了解到这一社会群体原来的称谓。其实，“本名朱里真”就是通古斯语的“朱里钦”。由于有了“朱里真”的流传，使我们确证对“朱里钦”的考据是可信的。如果能够得到公认的话，在满族源流的研究上也算取得了一点进展。

    完颜希尹创制女真字后，用女真文字记载本族称谓，与“朱里钦”是一脉相承。

    清史专家孟森教授在其著作中称：“肃慎与女真，古本同音，中间以移殖较繁之所在，就其山川之名而转变，遂为挹娄，为勿吉，勿吉又为靺鞨，唐末仍复女真。故知其本名未改。”通过我们对满族源流的考证，确信孟森先生的论断是完全正确的。肃慎、女真、诸申作为族称是有直接的递嬗关系。但是，随着各个历史时期的不同，其具体含义也有差异。肃慎系指张广才岭以东的原始社会群体；自唐昭宗天复三年(903年)至后金天聪九年(1635年)，历经辽、金、元、明的七百三十余年，对操通古斯满语族满语支的诸民族泛称女真；建州女真崛起后，随着奴隶制度的发展，处于平民身份的诸申，有的下降到奴隶地位。正因如此，在《清文总汇》中才有“jusen(诸申)为满洲奴才”的记载。虽然这样，也改变不了满族主体是由诸申构成的事实。正如《明神宗实录》所言，明代女真乃“亡金遗孽也”。对皇太极在他所下诏令中否认“满洲、哈达、乌喇、叶赫、辉发”等部是诸申，纯属出于政治需要所作出的决定，有意回避真实的事实，这是需要订正的。

    二、“满洲”名称的探源

    迄今为止，满洲正式作为族名虽只有360年的历史，但把它用作女真部落的称谓却在此之前，是有蛛丝马迹可寻的。现在，我们探索满洲一词的起源，揭示底蕴，是十分必要的。

    既然满族的直系祖先是黑水靺鞨，则“其酋曰大莫拂瞒咄”。从字义上解释。“大莫拂”既大马法，为“大爷”、“大老”、“老翁”、“老祖”；“瞒咄”是酋长。我们参考历史资料，析解“大莫拂瞒咄”，即部落联盟大酋长。

    据《金史》本纪所载，女真处于白山黑水之间，“地方千余里，户口十余万”。各部推选豪杰为酋长，辽朝皇帝委任他们为节度使，实行间接的统治。然而，契丹贵族对女真人“不胜其扰”，激起女真人的愤怒和反抗。公元1114年九月，阿骨打起兵反辽，首战告捷，极大地鼓舞了女真军的士气。此后，女真军所向克捷，给辽军以毁灭性打击。在节节胜利声中，女真贵族劝进。1115年正月，网骨打称帝立国，号大金，建元收国。这是女真人建立的第一个政权。

    当金军挺进到中原后，被编入猛安谋克的女真人，分三批调往中原军屯，与汉人杂居共处。1234年，南宋与蒙古联军进攻金军，最后在河南蔡州全歼金军，推翻了金朝统治。“女真遗民”被融合于汉族之中，他们与满族没有渊源关系。

    蒙古军队突破“界壕”，荡平松辽平原大地的金军据点。蒲鲜万奴利用蒙古经略中原，无暇东顾之机，率部辗转到今延边地区的南京城，创建东夏国。在蒙古征服高丽之后，也将其消灭。留居东北地区女真人的命运，只有张广才岭以东的女真人基本上生”下来。元朝政府在松花江下游和黑龙江设斡朵里、火儿阿、桃温、脱斡怜、孛苦江五万户府，管辖当地女真人和水达达。后来，元朝政府为了筹粮，强迫他们改渔为农，在当地实行屯田。此外，征调一部分女真人和水达达到浦岭路和肇州屯田。至治元年(1321年)三月，元朝政府明令“罢女直万户府及狗站。”很明显，被罢的万户府是脱斡怜和孛苦江。至此，只在松花江下游仅存三万户府，正如《龙飞御天歌》所记：“斡朵里、火儿阿、托温三城，其俗谓之移阑豆漫，犹言三万也。盖以万户三人分领其地，故名之。”

    在黑龙江下游被罢的两万户府和狗站人员，对罢府废站当然是不满意的，再加上“捕海东青烦扰”，当地“吾者野人”(今乌尔其人)和水达达(赫哲)，于至正三年(1343年)二月率先发动叛乱。元朝政府两次派兵镇压，终于平定下来。至正十五年(1355年)八月，“立吾者野人乞列迷等处诸军万户府，于哈尔分之地”镇守。元朝政府虽然平定了黑龙江下游的叛乱，但是“吾者野人”与松花江下游的万户结下仇怨，连年战争不已。

    大约在元末，火儿阿豆漫古论阿哈出，斡朵里豆温夹温猛哥贴木儿，各率所部，溯牡丹江而上，至宁古塔从三岔口进入珲春河流域。正如《东国舆地胜览》所载：“训春江女真之地，至东林城入于豆满江(图们江)，斡朵里野人所居。”托温豆漫高卜儿阏的部落，先到呼兰河，继过松花江，向南扩展，又有屯田女真的加入，发展成扈伦四部。仍然停留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以东的“兀狄哈”，被称为“野人女真”。最终形成明代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野人女真三大部。

    永乐元年(1403年)，明朝政府派人取道朝鲜招抚图们江内外的女真人。于是，火儿阿部阿哈出率先入朝，设建州卫于开元城。明朝政府册封阿哈出为卫指挥使，赐姓名李思诚，其子为李显忠。明朝招抚女真的举措，引起朝鲜的不满，但朝鲜对明朝无可奈何，便把不满发泄在女真人身上。永乐四年(1406年)，朝鲜对女真人实行“绝市”。建州女真出于激愤，抄掠庆源之境，以示对“绝市”的报复，然后远离朝鲜，迁到辉发江上游的凤州城。李思诚子李显忠(释家奴)死后，由孙李满住继承大酋长职位。值得注意的是，阿哈出原姓古论，后改姓李，其孙世相承为大酋长，在汉文化的影响下，便称他为李瞒咄。写史的文人将李瞒咄记为李满住。此后，便成了他的名字。

    为躲避蒙古的侵扰，征得明朝的同意，永乐二十四年(1424年)李满住率部迁到婆猪江(浑江)居住。为避开朝鲜的进攻，曾移至今新宾烟筒山地方，后又返回浑江。大酋长李满住在今桓仁一带的军事行动，引起明朝和朝鲜两方面的关注，使他成为显赫一时的人物，在女真人当中留下深刻的印象。成化三年(1467年)，虽然李满住被杀，但是他的名字却流传下来。后来，最强大的建州卫女真被称为满住部。对此，我们从朝鲜文献中查到证据。成化十一年(1475年)，由于建州女真为报杀李满住之仇，曾数度入寇朝鲜，引起朝鲜方面的注意。朝鲜成宗对永安道节度使鱼有沼谕曰：“李满住种落才数百耳，必是并左、右卫，普花秃、童仓种落，而又请兵于诸种也。”旨在说明入寇朝鲜的建州女真，“实非小贼”。虽然李满住已死八年，但朝鲜仍称建州卫为“李满住种落”。由此可见，李满住的声望犹存。在李满住被杀百年之后，明隆庆元年(1567年)，朝鲜出兵讨伐“建州贼李万柱之乱”，朝鲜人金熙俊等跟随“大将尹弼商、亚将鱼有沼同心讨贼”。结果金熙俊战死，把此事记载于《忠州金氏世系》上，为后世留下珍贵的历史资料，需要说明的是，朝鲜语音“万”与“满”是一个音；“柱”与“住”同音相假。所以，朝鲜的民间家谱把李满住写成李刀柱。又如，萨尔浒之战，朝鲜都元帅姜弘立被迫投降，后金官员劝他赴赫图阿拉城见努尔哈赤。据李民寏《栅中日记》所载：”满住在城中，不可不往见而回。”由此可见，“满住”一词，既指建州部，又指该部大酋长。

    据史书记载，努尔哈赤的先人可追溯到元朝的(童)挥厚。他是元末斡朵里万户府的万户，兼管鹰事，参与镇压“吾者野人”发动的叛乱。正因如此，他与“吾者野人”结下深仇大恨，在“吾者野人”强大的攻势下，其子童猛哥帖木儿率部迁至图们江外居住，洪武五年(1372年)，宿敌兀狄哈达乙麻赤再次进袭，迫使猛哥帖木儿率部众逃到图们江以南阿木河地区。永乐四年(1406年)，在参政阿哈出的推荐下，明朝政府授猛哥帖木儿为建州卫都指挥使，因而引起朝鲜的不满。永乐九年(1411年)，“猛哥贴木儿尝侵庆源，畏其见伐，徙于凤州。”“永乐十四年(1416年)，明朝政府正式设建州左卫于凤州，委任猛哥帖木儿专管建州左卫事宜。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与建州卫迁往婆猪江的同时，猛哥贴木儿率部众迁回朝鲜境内阿木河旧居地。宣德八年(1433年)，兀狄哈七姓野人前来袭击城寨，杀死猛哥帖木儿和长子阿古等人，报了先世之仇。正统五年(1440年)，凡察、董山率残部逃往今新宾县烟筒山，投靠了李满住。由于董山、凡察争卫印，明朝政府又增设建州右卫。此后，建州左、右卫分别生活在今新宾、桓仁境内。在明朝和朝鲜先进经济文化的影响下，其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努尔哈赤起兵后，经过三十多年的战争，打出一个新世界：“自东海，至辽边；北至蒙古嫩江，南至朝鲜鸭绿江。同一语音者俱征服。是年，诸部始合为一。”至此，在统一女真各部的基础上形成新的共同体，实际上是“诸申族。”

    努尔哈赤在酝酿建立新政权的过程中，打算更改一些名称，藉以提高声望，以便更好地统治全境人民。1616年，努尔哈赤称汗建国，号大金，建元天命。其实，这是女真人在历史上建立的第二个政权，史称后金。

    那么，努尔哈赤为何复古，将所建立的政权称大金呢?应该说，他是用心良苦，以大金作为号召，旨在团结所有的女真人，共同建设这个新国家。为此，他还更改了姓氏。努尔哈赤家族原姓童，或写作佟，改姓爱新觉罗，表示是金朝的后裔，受天命执掌国政，耍的是政治把戏。

    与此同时，努尔哈赤把建州卫被称为满住部的称号也接过来，称其所部为满洲部。此时，原来的建州卫不复存在，其人皆编入八旗，纳入这个新兴政权管辖之下，他们不敢也不会有反对的意见。凡是在这个政权管辖下的人，对推行满洲的称号都能够接受的。这一称谓最早出现在满文本《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满文写为manju gurun，译为满洲部比较恰当，也可译为满洲国。在《满文老档》里，如在建国前出现这一称谓，应以译满洲部为宜；如指建国后，也可译为满洲国。究竟译什么合适，则视具体情况而定，切不可千篇一律译为满洲国。

    大家知道，皇太极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他熟读《金史》，深知前金女真人进关推行民族压迫政策，极大的伤害了汉人的心。据《金虏节要》所载：“禁民汉服及削发，不如式得死”。不知枉杀了多少无辜汉人，造成极坏的影响，并传诸后世。即使在新的形势下，仍以女真的名义重新入主中原，恐怕心有余悸的汉人是不会欢迎的，更不利于团结汉人共图大业。出于这一考虑，皇太极下定决心改诸申为满洲，并及时发布了命令。实际上，更名的真正目的，在于改变人们的观念，为开创更大的基业奠定基础，具有极其重要的积极意义。

    三、锡伯与诸申之关系

    居于最高地位的皇太极，举凡来归或来朝的各族首领，他总要多方询问他们的历史与现状。因而他对我国东北各族的情况，了如指掌。那么，由他断定锡伯是诸申的后裔，不会是无稽之谈。况且，当时人说当时的事可信的程度是高的。因此，我们应坚信皇太极的判断是正确的。

    在历史文献上，对sibe的汉字音译有十余种之多，现定为锡伯二字。我们客观地探讨其族源，确实找不到足以证明鲜卑是锡伯先世的令人信服的资料。与此相反，却查到一些锡伯是明代女真后裔的可靠根据。

    皇太极在其诏令中所说诸申“乃席北超墨尔根之裔”(裔的满文honcihin，汉译族人)。那么，超墨尔根是何许人也，以前是个谜，只能推测他是锡伯部的领袖人物。现在，辽宁省瓦房店市前些年发现东岗乡喇嘛庙村关明乙家所藏锡伯瓜尔佳氏“调兵录”。在序言中称，御玉军汗之子为绰墨尔根。经考证，御玉军汗即尼雅哈齐，他离开苏完(今双阳)后，前往锡伯地方称汗。其子为绰墨尔根，继承了汗位，成为锡伯部知名的领袖人物。皇太极当，然可以直呼其名，并指出他是女真的后裔。此外，在吉林省永吉县口前镇尹郁山家，看到他在永吉县内搜集到一部分家谱，在其中一份关姓家谱封皮上写着“锡伯王”三字。这些资料足以说明，在科尔沁蒙古管辖下的锡伯部也有自己的汗(王)，直接管理锡伯部事务。

    仁慈的康熙皇帝在日理万机之暇，尚未忘怀锡伯人的命运。在女真人改为满洲之后，康熙皇帝也把锡伯视为满洲人。康熙三十年(1691年)，康熙皇帝请呼和浩特大召寺的乃济陀音二世活佛出使科尔沁。他对活佛说：“科尔沁十旗乃是你的檀越(施主)，也是朕的舅家，那里有我们满洲人的锡伯、呼勒沁部落。你去把锡伯、呼勒沁人请来。朕欲赐赉其诺颜，把他们招收过来”。康熙皇帝另派十名都统大臣陪同活佛一行，取道山海关，前往科尔沁。在行前遣使致书科尔沁诸王，请他们齐集卓力克图亲王府。乃济陀音二世活佛一行到达之后，立刻向科尔沁全体王公、诺颜等传达皇上的圣谕，并讲明此次前来的目的。这些王公、诺颜慑于皇上威力，一致表示：“我们都是圣主的臣民奴仆，我们的属民锡伯、呼勒沁同样也是圣主的百姓。尽管我们似乎没有理由把他们交给圣主，但是，从我们的祖父直到今天，为活佛效忠，生而尽力，死而结草。如今活佛喇嘛奉使前来向我们恳求，我们一定照办。来满足圣主的心愿，二来也是喇嘛和我们的荣誉，况且还有益于禅教与生灵的利益，有益于我们的声名。””于是，通过协商，科尔沁王公、诺颜们将所属大约一百苏木的锡伯、呼勒沁全部献出来了。据《清圣祖仁皇帝实录》记载：“科尔沁之王、台吉等将所属席比、卦尔察、打虎儿等一万四千四百五十八丁进献，内可以披甲当差者一万一千八百五十余名，分于上三旗安置”。对于科尔沁王公、台吉等，按照他们所献出的丁数计算，每丁各赏白银八十两，作为回报，实际上，康熙皇帝是用白银从科尔沁王公手中将锡伯人赎出来，又把他们安排在上三旗当差。不仅如此，还发给锡伯安家费，每丁赏银八十两。如不愿领八十两者，每丁一年给银三两。据《清圣祖仁皇帝实录》记载：“今查可以披甲之丁，共一万一千八百五十余名。此内五千七百十九丁，情愿每年领银三两；其六干一百三十九丁，情愿领银八十两。其老病未及年岁者，按户各赏银八十两。”由此可见，锡伯人从科尔沁蒙古王公放出后，受到优厚的待遇。

    经议政王大臣会议决定，由于齐齐哈尔是“紧要形胜之地”，从席北、卦尔察、打虎儿内，拣选强壮者一千人，令其披甲，并附丁二千名，镇守齐齐哈尔地方。任命副都统品级马补代专管，隶属于萨布素将军。伯都纳系“水陆通衢”，宁古塔将军佟宝提议，在这里修造一座木城，从席北、卦尔察、打虎儿内，拣选强壮者二千名，令其披甲，即住所造新城。调副都统巴尔达前往伯都纳任职，俱属将军佟宝。又将靠近乌喇居住的席北、卦尔察；拣选三千名，移住乌喇地方，令一千名披甲，二干名作为附丁，驻守千此。这样一来，从科尔沁蒙古放出的席北、卦尔察、打虎儿等均作了妥善的安置，开始了崭新的生活。不久，“荷蒙圣祖仁皇帝施以高厚恩”，从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到四十年(1701年)，分批将吉林乌拉的锡伯人迁到北京，驻防效力；齐齐哈哈和伯都纳两城的锡伯人迁到盛京，分住十三城，编入满洲八旗，过着兵农合—的生活。

    人们不禁要问，锡伯怎么成为科尔沁蒙古的“属民”呢？长期以来，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我查阅《蒙古源流》找到一条线索，是否能作为答案，有待进一步论证。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科尔沁蒙古把都儿、打来孙率兵出征黑龙江，征服珠尔齐特(女真)、额尔古特(鄂温克)、达吉忽尔(达斡尔)三部。其实，这是三个不同的民族。蒙古人俘获了女真和达斡尔作为“属民”，缴纳贡赋。我们注意到，从科尔沁蒙古放出的“属民”，不单有锡伯，也有达斡尔，前后对应起来看，说不定这一线索，可能是正确的答案。

    然而，在历史的长河中，确实有一部分鲜卑人融合于汉族之中，有案可稽。时至今日，他们自称汉人，不仅知道自己的祖先是鲜卑人，而且保留了鲜卑的姓氏。我所知道大连市著名书法家于植元教授，他是真正的鲜卑人的后裔，原姓宇文氏，改汉姓为于。

    那么，锡伯族若是鲜卑的后裔，必定有鲜卑的姓氏。可是，我们查遍东北和新疆两地锡伯族姓氏，未发现一个鲜卑姓。相反的，锡伯族五十多个姓氏，绝大多数都与满族姓氏相同，在《八旗满州氏族通谱》中都能查到。只有少数个别的“系蒙古根基，锡伯卜姓，卜占那哈拉”。对此，我们从锡伯族家谱中得到验证。锡伯族《完颜家系录》中说：“我之姓氏完颜，与金时完颜阿骨打同宗。世居今之吉林省伯都讷百草沟等处，部落曰西伯满洲。…另外，《伊尔根觉罗西獒肇氏谱序》中称：“古居北地伯都讷部落”。至于这些女真是如何定居在锡伯地方，除了大部分是科尔沁蒙古将所征服的女真人安排在这里之外，也有明代女真人主动前往锡伯地方定居的。据《八旗满洲氏族通谱》记载，苏完地方瓜尔佳氏，“其先有同胞兄弟三人，长曰佛尔和，次曰尼雅哈齐，三曰珠察。”兄弟三人分居后，尼雅哈齐迁往席北。我们从构成锡伯的民族成分来看，女真人是主要的成分，即使有达斡尔人的掺入，也改变不了锡伯族属的性质。

    关于锡伯族的语言，《乌拉哈萨虎贝勒后辈家谱档册》有一段生动而又具体的记述，正确地反映当时锡伯人所使用的语言。“永乐三年，锡伯兵破吉外郎城，纳齐布录在喜百、德业库二人的保护下，带亲兵二十名，逃至哈达国境内一高山。锡伯王派人带披甲百余人追到山下，问道：‘希爱哈拉?’而纳齐布录答道：‘那(拉)哈拉，纳齐布录’。”现将锡伯人的问话转写成罗马字，并进行译解，便可知其为何种语言。“si ai hala?”“si”是代词，你；ai是疑问词；hala是名词，姓。这句问话是“你姓什么?”可以说，跟女真语完全相同。：

    据岛田好文章的介绍，日本人曾去开原两个锡伯屯调查语言，他以基本词汇1至9数词为例，藉以说明锡伯语与满语、蒙古语和达斡尔语的关系，比较的结果，锡伯语与满语相同或相近。我们再从锡伯语的语音、语法和语序来考察，锡伯语现有五个元音，即a、e、i、o、u，尽管废除了满文中的v，但音节仍有kv、gv、hv，实际上v音还是存在的。现定锡伯语辅音21个，特定字9个，与满语文的辅音和特定字，稍有增损。锡伯语同满语一样，由音素构成音节，再由音节构成单词。锡伯语的单词分为十类，使用各类单词，按照语法的关系组成句子，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其语序为主、宾、谓，与满语何其相似乃尔。

    根据现实情况，我们不敢说锡伯语与满语是同一种语言，更不要说锡伯语是满语的方言。如果要是那样说的话，不仅得不到锡伯族的认同，甚至将会引起他们的反感。那么，我们说锡伯语言是明代女真语的延续，总是可以的吧!只要肯定了这一点，关于锡伯族的族属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既然锡伯族所使用的语言与满语相近，那么这种语言必定与满语属于同一语系、语族和语支。正如一位锡伯族学者所说“锡伯和满语同属阿尔泰语系通古斯满语族满语支，因此它们之间有很多相同之处，也可以说它们之间同多于异，所以锡伯族人和满族人各用本民族的语言可以互相通话，表情达意。”既然如此，上再次证明锡伯族是明代女真的后裔。

    试问，如果锡伯族是鲜卑的后裔子孙，那么在锡伯语中就该保留若干鲜卑语词汇。然而，在锡伯语中却没有鲜卑语词汇，的确，有人作了从锡伯语中寻觅鲜卑语词汇的尝试，并试图作出解释。其结果不能令人信服。比如鲜卑语的鲜卑一词，其含义是祥瑞的意思。可是，这位作者用锡伯语解释为“有祥”、“有好”之意。其中“鲜”为“祥”、“瑞”、“好”；“卑”为“有””。照这样解释，鲜卑一词岂不成了补谓词组?这与鲜卑一词的原义是不符的。作者在书中对其他词汇的解释，更是牵强附会，根本不能成立。因为鲜卑与锡伯是两个不同时代的民族，没有直接的递嬗关系，所以这两者也就没有共同的语言。既然鲜卑与锡伯没有共同的语言，恰好说明这二者是不同族系的民族。

    在生活习俗方面，锡伯族也有明代女真人留下的痕迹。别的不说，单就他们供奉的“希利妈妈”，就是用女真语称呼的女神。无论如何，不能把用女真语称的女神，解释为鲜卑神吧!如果是那样的话，岂不太荒唐吗?当然，明代女真各部所供奉的神是不一样的，说明各部之间微有差别。但是，就信仰萨满教而言，这是明代女真各部共同的特点，说明它们有共同的渊源关系。

    综上所述，皇太极所指诸申乃席北之裔(族人)的论断，是正确的，应予肯定。如此而已，岂有他哉?（《满族历史与文化》赵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