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太极通过“讲和”手段，争取时间，以达到“自固”的目的，在后金内部实行全面的社会改革措施。

1.南面独坐

皇太极为了加强以汗为首的中央集权，削弱八旗贝勒的权势，逐步废除反映氏族社会军事民主落后的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制度。他采取各种办法，狠狠打击足以与自己争权的三大贝勒的势力。当时，后金的决策机构议政会议被八主旗贝勒所控制，而三大贝勒又是其中能左右的力量，因此极大地束缚着汗权。早在天命十一年（1626年）九月，皇太极即汗位后，沿袭旧制，仍在每旗设总旗务大臣一名（即固山厄真），但是扩大了他们的权限，规定“凡议国政，与诸贝勒偕坐共议之，出猎行师，各领本旗兵行，凡事务皆听稽察”。同时又在每旗设佐管旗务大臣二员，调遣大臣二员，前者“佐理国政，审断状讼”，后者“出兵驻防，以时调遣，所属词讼，仍令审理”。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诸贝勒掌管旗务的权力，而且使他们处在众多人员的监督和制约之中。天聪三年（1629年）正月，皇太极以关心三大贝勒身体健康为由，他说：“向因值月之故，一切机务，辄烦诸兄经理，多有未便。嗣后，可令以下诸贝勒代之，倘有疏失，罪坐诸贝勒”，于是“以诸贝勒代理值月之事”。这不仅削去三大贝勒每月轮流执政的大权，而且拉拢和团结其他贝勒为己用，从而提高了后金汗的地位。

可是，每当朝会和盛大庆典时，皇太极与三大贝勒居南面并列而坐，如同四汗，一同接受群臣礼拜，无疑有损汗的一尊形象。因此，天聪四年（1630年）六月，皇太极利用二大贝勒阿敏“弃滦州、永平、迁安、遵化四城”败归为口实，召集诸贝勒大臣会议，定阿敏罪状十六条，以“俨若国君”、“心怀不轨”、“丧失城池”、“扰害汉人”等罪名，将阿敏“革去爵号，抄没家私，送高墙禁锢，永不叙用”，以后“病卒于狱”。天聪五年（1631年）八月，在大凌河战役中，皇太极和三大贝勒莽古尔泰发生口角，莽古尔泰拔剑相向，皇太极以此把莽古尔泰治罪，革去大贝勒名号，降为一般的贝勒，夺其五牛录的属员，罚银万两及马匹若干。翌年，莽古尔泰因气愤“以暴疾卒”。

至此，三大贝勒只剩下大贝勒代善一人，是年十二月，当诸贝勒提出莽古尔泰“不当与上并坐”时，代善立即说：“我等奉上居大位，又与上并列而坐，甚非此心所安。自今以后，上南面居中坐，我与莽古尔泰侍坐于侧。”他主动请求退出并坐，得到皇太极允准。天聪六年（1632年）正月，皇太极废除“与三大贝勒俱南坐受”，改为自己“南面独坐”，这标志着汗权的确立。到了天聪九年（1635年）九月，皇太极召开诸贝勒大臣会议，指责代善对己不恭，众议代善“与皇上相左”，列了四条罪状，拟革去大贝勒名号，削除和硕贝勒职，剥夺十牛录所属人口，罚雕鞍马十匹，甲胄十副，银万两。但是皇太极心中有数，这不过是借题发挥，提高汗权而已，所以只罚银马甲胄。从此，威胁汗权的三大贝勒势力已除，皇太极实力大增，其余贝勒无力和他抗衡，使汗权得以加强和巩固。

2.机构改革

努尔哈赤时期，后金的国家行政机构很简陋，基本上是以旗代政，一职多能。皇太极为了适应后金政权的封建化和形势发展的需要，以协调满、蒙、汉关系，强化汗权，使其处于独尊的地位，因此逐步建立一套比较完整的国家行政机构。他要求“凡事都照大明会典行，极为得策”，故行政机构，多仿自明制。

天聪三年（1629年）四月，皇太极设文馆，“命儒臣分为两直，巴克什达海，同笔帖式刚林、苏开、顾尔马浑、托布戚等四人翻译汉文书籍；巴克什库尔缠，同笔帖式吴巴什、查素喀、胡球、詹霸等四人记注本朝政事，以昭信史”。随后，皇太极不断吸收汉人入馆理事，如范文程、宁完我、鲍承先、高鸿中、马国柱、杨方兴、高士俊等。文馆不仅是一个译书、记注的机构，一切往来国书及官员奏章都要经过它办理，而且它的大臣以奏议的方式陈述自己的政治主张，参与议政，可见它已是清代内阁的雏型。

天聪五年（1631年）七月，皇太极接受汉官宁完我的建议，仿明制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每部以贝勒一人领其事，下设承政、参政、启心郎等分掌其职。除吏部设满、蒙、汉承政各一人外，其余各部皆设满承政二人、蒙、汉承政各一人。参政、启心郎，除工部外，各设参政八人，启心郎一人，而工部设满参政八人，蒙、汉参政各三人，满、汉启心郎二人。其余办事笔帖式，各酌量事务繁简补授。虽然贝勒们分掌六部事务，但是他们和皇太极已不是原先的平列关系，而是封建的君臣隶属关系。不久皇太极为了直接控制六部，又进一步削弱贝勒的权力，下令“停王贝勒领部院事”，这样就把贝勒置于国家机构之外，皇太极独主政务。

崇德元年（1636年）三月，皇太极改文馆为内三院，即内国史院，负责撰拟诏令、编纂史书等；内秘书院，负责掌管和起草对外文书与敕谕、祭文等；内弘文院，负责讲经注史、颁布制度等。设置八承政，分管内三院事务。五月，皇太极又更定内三院官制，内国史院大学士一人，学士二人；内秘书院大学士二人，学士一人；内弘文院大学士一人，学士二人，其中以满人为主，兼有汉人和蒙古人。内三院的组织和职掌比文馆更完善、更扩大了。内三院的官员参加国家机密，成为皇太极处理政务的得力助手。

六月，皇太极在三院六部之外，设置都察院，其职掌是参加议奏、会审案件、稽察衙门、监察考试等，“凡有政事背谬，及贝勒大臣有骄肆慢上，贪酷不法，无礼妄行者，许都察院直言无隐”。即使奏事不实，也不坐罪。该院的地位在六部之上，官员的设置与六部相同。与此同时，皇太极设立蒙古衙门，负责管理蒙古诸部事务，官制只分承政、参政二等，每等各有三、四员。到了崇德三年（1638年）七月，更定蒙古衙门为理藩院，设承政一员、左右参政各一员、副理事官八员、启心郎一员。

内三院、六部和都察院以及理藩院，合称三院八衙门，这是仿照明制建立起来的一套比较完整的国家机构。它虽然同八旗制度并存，但是已逐步取代早先八旗所行使的国家权力。皇太极通过这套政权机构，把权力集中起来。

皇太极在机构改革的过程中，也发现一些问题，有些部门“办事多有缺失”，官员“不实心办事”，更有甚者“各部贝勒多在私家理事”。因此，他为了使国家行政机构，能够有效地发挥职能作用，促使各级官吏勤于职守，提高办事人员素质，不断充实官员队伍，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颁布官员升赏、黜罚、考核等法令，如制定《功臣袭职例》，后人根据先人功劳大小袭职，所谓“叙各官功次，赐之敕书”。又对部院各级官吏三年考绩一次，有功者赏，有过者罚，以此来督促官吏，做好工作。二是实行科举制，命生员参加科举考试，吸收大批汉族知识分子参政，这批人“小用之则小效，大用之则大效”，他们被输送到政府部门后，发挥了积极作用。

3.发展经济

努尔哈赤晚年，由于政策失误，致使后金的经济形势很糟，人民缺衣少粮，汉人的处境更是困难。皇太极认为要摆脱和克服经济困境，根本的出路就是千方百计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发展生产，活跃经济，实行改革。

——分屯别居。努尔哈赤时，实行编庄，“汉人每十三壮丁编为一庄，按满官品级，分给为奴。于是同处一屯，汉人每被侵扰，多致逃亡”。皇太极针对这种情况，他即位不久，就采取满、汉“分屯别居”的办法，以缓和民族矛盾，使汉民安心生产。规定：“乃按品级，每备御（即牛录）止给壮丁八，牛二，以备使令。其余汉人，分屯别居，编为民户，择汉官之清正者辖之。”这样就有百分之四十的汉民从满官的奴役下解放出来，成为由汉官管理的自由“民户”。另外，还派孟阿图等人“丈量地亩”，将“各处余地”归公，分给民户耕种，不许再立“庄田”。天聪四年（1630年）十月，皇太极下令编审壮丁，要“牛录额真各察其牛录壮丁，其已成丁无疑者，即于各屯完结”，“此次编审时，或有隐匿壮丁者，将壮丁入官”。同时又令，“凡贝勒家，每牛录止许四人供役，有溢额者，……将所隐壮丁入官”。通过以上措施，大量土地改为国家控制的屯地，许多汉民壮丁变为国家管理的民户编民，而且实行“分屯别居”，协调了满汉关系，促进了农业生产。

——离主条例。皇太极为了调整生产关系，解放束缚在八旗贵旗庄园里的生产者，使其变成自由民。天聪五年（1631年）七月，颁布《离主条例》，其中明确规定：凡役使奴隶的主人，除了八分（即八固山贝勒）外，犯有私行采猎、擅杀人命、隐匿战利品、奸污属下妇女、冒功滥荐、压制申诉等罪，许奴仆告发，讦告者“准其离主”，听所欲往。天聪六年（1632年）三月，皇太极又对《离主条例》作了补充，“凡讦告之人，务皆从实，如告两事以上，重者审实，轻者审虚，免坐诬告罪，仍准原告离主。如告数款，轻重相等，审实一款，亦免坐诬告之罪。如所告多实，及虚实相等，原告准离其主”。到了崇德三年（1638年）正月，皇太极下令直接解放部分奴仆，他说：“前得辽东时，其民人抗拒者被戮，俘取者为奴。朕因念此良民，在平常人家为奴仆者甚多，殊为可悯，故命诸王等以下，及民人之家，有以良民为奴者，俱著察出，编为民户。”因此，这些措施，不仅打击了奴隶主，削弱了奴隶制，而且许多奴仆成了自由民，有了自己的经济支配权，从而提高了生产的积极性。

——重农政策。皇太极非常重视农业生产，认为农业是“立国之本”，“国之大经”，因此颁行一系列保护和鼓励农业生产的法令。

首先是不许扰农，把农业生产放在第一位。他即位不久就下令停止大规的建筑工程，指出：“工筑之兴，有妨农务”，以后“止令修补，不复兴筑，用恤民力，专勤南亩，以重本务。”天聪元年（1627年）九月，皇太极明令禁止屠杀大牲畜，规定：“嗣后自宫中暨诸贝勒以至小民，凡祭祀、筵宴及殡葬、市卖，所用牛、马、骡、驴，永行停止。”天聪五年（1631年）七月，皇太极制定纵畜入田罚例。“如豕入人田，令送还本主，每次计豕罚银五钱，过三次许赴告该牛录额真，即以其豕给之。如羊入人田者，计每只罚银二钱。骆驼牛马驴骡入人田者，计每匹头罚银一两，仍赏其禾”。天聪九年（1635年）三月，皇太极召集诸臣说：“嗣后有滥役民夫，致妨农务者，该营牛录章京、小拨什库等俱治罪。”六月，又下令禁止贵族郊外放鹰，“扰害人民，蹂践田园，伤残生畜”，违者“决不轻恕”。

其次是保护汉民耕种，鼓励满族务农，确保农业生产有充足的劳动力。皇太极很清楚，后金的农业生产，主要依靠汉人，他们有农业生产的经验和技术，所以满汉分屯别居后，禁止满人到汉人居住地“擅取庄民牛、羊、鸡、豕”等财物。对有些缺少耕牛、农具的汉民，“给以牛具”，使其“乘时耕种”，要汉民“各安心农业”。此外，当时战争连年不断，满族壮丁几乎全部披甲出征，农业生产主要由老人、妇女、小孩和奴隶进行耕作，生产受到影响。皇太极为了改变满族壮丁只战不耕的现象，天聪年间开始实行“三丁抽一”，就是说三丁中一人披甲出征，二人留家生产，称为余丁。披甲人和余丁的关系是：余丁专事农业生产，保证披甲人的生计，而披甲人所得战利品也分给余丁，耕战相辅。

再次是重视农业生产技术，提高生产效益。天聪七年（1633年）正月，皇太极在谈到农业种植时说：“树艺之法，洼地当种粱稗，高田随地所宜种之。”崇德元年（1636年）十月，皇太极要求耕作应注意“地利”、“土宜”。他说：“至树艺所宜，各因地利。卑湿者可种稗稻、高粱；高阜者可种杂粮。勤力培壅，乘地滋润，及时耕种，则秋成刈获，户庆充盈。如失时不耕，粮从何得耶？”又说：“凡播谷不相其土宜，土燥则种黍谷，土湿则种秫稗。各屯堡拨什库，无论远近，皆宜勤督耕耘，若不时加督率！至废农事者，罪之。”

由于以上农业措施得法，收到很好效果，天聪年间后金的农业生产有了明显的发展，随之手工业、商业、交通运输等，也有了一定的发展，从而使后金的经济逐步摆脱了困境。

4.扩建八旗

皇太极一则是为了团结和拉拢汉族地主与蒙古贵族，加强统治基础；二则是为了增强军事力量，以适应对明战的需要；三则是为了削弱满洲八旗主旗贝勒和旗内贝勒的势力，借以加强汗权，所以又分别建立汉军八旗和蒙古八旗。

早在努尔哈赤时期，在满州八旗中就有十六个汉人牛录。皇太极即位后，到了天聪五年（1631年）正月，把汉人牛录拨出约二千多人，正式成为一汉军旗，命汉官佟养性统辖，敕谕曰：“凡汉人军民一切事务付尔总理，各官悉听尔节制。”天聪七年（1633年）七月，皇太极命满洲各户下汉人十丁抽一，约一千多人，由马光远统领，天聪八年（1634年）五月，正式定名为汉军，以黑旗为标志。崇德二年（1637年）七月，汉军由一旗增为二旗，称为“左右两翼”，以石廷柱为左翼固山额真，马光远为右翼固山额真。崇德四年（1639年）六月，又分汉军两旗为四旗，以马光远、石廷柱、王世选、巴延四人为固山额真，各领一旗。崇德七年（1642年）六月，再增设四旗，共为八旗，称之汉军八旗，旗色与满洲八旗相同，每旗设固山额真一人，梅勒额真二人，甲喇额真五人。约有一百六十一个牛录（即佐领），三万三千多人。

天命六年（1621年），后金攻占辽沈后，归降的蒙古军民，有的已被单独编为牛录，称蒙古军，由武纳格、布彦代统领，隶满洲八旗。皇太极即位后，蒙古归附军民不断增多，大约到了天聪三年（1629年），将原先的蒙古军扩编成“蒙古二旗”。天聪七年（1633年），把“蒙古二旗”，分为“右营”和“左营”，以武纳格和鄂本兑同为固山额真，分别统领。天聪八年（1634年）五月，改“右营”为“右翼兵”，鄂本兑领之；“左营”为“左翼兵”，武纳格领之。天聪九年（1635年），皇太极将蒙古二旗，扩充为蒙古八旗，旗色和建制同满洲八旗一样，入关之前蒙古八旗，约有一百二十九个牛录（即佐领），二万五千多人。

汉军八旗和蒙古八旗的组成虽然与满洲八旗相同，但是汉军八旗、蒙古八旗的固山额真是由皇太极任命，而且可以撤换，他直接指挥这两支八旗军，因此军事实力大增，其他贝勒无法抗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