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万历帝去母亲慈圣皇后所居的慈宁宫请安，碰到了一个宫女王氏，这个宫女长得很普通。美女充下陈的后宫，只有一个成年男性万岁爷，这样的宫女要得到雨露沾润何等困难。可万历帝那天不知道怎么对这个普通的宫女突然有了性趣，匆匆临幸一把。--所有的宫女都是属于皇帝的性资源，就如猴王霸占猴山所有的母猴一样，皇帝这样做很正常。而世上中大奖的总是那些偶然花小钱买一张彩票的人，那些想通过彩票发大财的人却往往血本无归。好些嫔妃长门望断，用各种方式取悦皇帝，向送子观音祈福，都没有作用。

宫女王氏，想不到被皇帝临幸一次，竟然怀孕了。这种皇宫内的"小人物中大奖"的传奇，不止发生一次。当年宪宗被年长自己十五岁的万贵妃控制，和其他妃子怀上孩子后都被万贵妃想办法打掉。一次他偶然去宫内某个仓库，碰到一个来自广西的瑶族宫女纪氏在看守仓库，他兴致来了，临幸一把，意外地怀孕，上上下下的太监宫女瞒着飞扬跋扈的万娘娘，生下了一个皇子，便是后来的明孝宗。

万历帝知道宫女怀孕后，觉得是件很丢人的事情，因为母亲对他要求十分严格，而自己却偷偷地把母亲身边的服务员肚皮搞大了。于是他叮嘱左右不要说出去，可太后李氏是何等厉害的角色？自己的身边发生这么大的事她能不知道？有一天，万历帝陪太后吃饭，太后问起此事，万历帝矢口否认，太后于是拿出皇帝的起居注。--上面详细地注有何年何月皇帝临幸某人，这当然不是宫内有无聊的八卦记者，如此做是对帝系血统纯正负责，否则的话有可能让龙子凤孙湮没于众人中间。如此看来，皇帝这个世上最大的公众人物，丝毫不可能有什么个人隐私。白纸黑字，无可抵赖。万历帝见此很是害怕，以为老妈要责怪自己。可天下的老妈一个样，不希望儿子胡闹，但如果儿子胡闹出孙子来，自家添丁，却又很高兴。太后说：我已经老了，还没有能抱孙子。如果怀上的是男孩，那就是祖宗社稷的福分。然后又说了句：母以子贵，哪用得着分什么差别等级？--太后对怀上朱家血脉的宫女有着感同身受的理解，因为她也是宫女出身。以后，她一直充当着王氏和皇长子的保护神。

于是，十年四月，王氏被晋封为恭妃，四个月后，皇长子出生。

王氏尽管意外生子，但万历帝并不喜欢她，万历帝宠爱的是郑妃。郑妃小万历四岁，长相漂亮自不用说，但这不是她受宠最主要的原因。皇帝富有四海，光靠美色是拴不住皇帝的心，何况再美丽的容貌也有年长色衰的一年。皇帝是天子，在宫内有绝对的主宰权，大多数嫔妃对他战战兢兢，生怕龙颜大怒。站在巅峰上的皇帝每天面对这样的嫔妃、宫女和太监，难免寂寞孤独。而郑妃不一样，她活泼而善解人意，而且能陪着皇帝一起读书，敢和皇帝开玩笑。孤独的皇帝需要精神上的慰籍，宫内的女人除了郑妃，别人不能提供这些。其他女性只是仰望皇帝的性工具，而郑妃有点皇帝红颜知己的意思。因此万历帝终其一生，都宠爱郑妃。

万历十四年二月，郑妃生下了皇三子朱常洵，其得君专宠的地位自然更巩固了。但满朝文臣，特别是申时行、王锡爵登大学士，看到的不止是这些，他们洞察了皇帝的内心，看到了皇位继承的变数。--这当然是帝制时代最大的政治问题。

前文说道，皇长子朱常洛是万历帝和宫女"一夜情"意外所生，他并不很喜欢。对这点，老辣的首辅申时行洞若观火，就在皇帝所宠爱的郑贵妃怀上孩子还没分娩时，害怕夜长梦多的申时行上疏皇上，请册立东宫。如果此时册立东宫，只能是皇长子。

万历帝心中另有算盘，说皇长子还太小，此事不用着急。当时皇长子已经五岁，万历帝大概忘记了，自己也是在五岁时，被父亲隆庆帝册立为东宫的。所谓年幼只是托辞，压根儿他就不喜欢这位大儿子。

十四年（1586）二月，皇帝宠爱的郑妃刚生下皇三子常洵，就立马被册封为皇贵妃。这太不寻常了，因为皇贵妃地位在后宫仅次于皇后，而王氏生育了皇长子已经五年了，还是恭妃，地位在皇贵妃之下，按理说为皇帝生育长子的功劳最大。皇帝如此行为，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显失公平。

由母亲的待遇，大臣们就自然联想到他们的儿子在皇帝心中的地位，大家为皇长子担忧。今天看来皇帝让谁当皇帝是家事，但在当时是最大的国事，因为绕过长子把皇位传给其他的儿子，那是对祖宗成法最大的破坏，以捍卫礼制为己任的文臣们当然不能坐视。他们要防患于未然，给皇帝一点压力，使皇帝不能大胆妄为。

户部给事中姜应麟（字泰符，浙江慈溪人）上疏指出皇帝偏心。他说："礼贵别嫌，事当慎始。贵妃所生皇帝的第三子却列在后宫第二位，恭妃诞育元嗣，反而让她位居贵妃之下。如此以伦理论之则不顺，用人心来度之则不安，流传到天下万世则名不正。请收回成命，先封恭妃，然后再封郑妃。这样做既不违反礼法也不伤害感情。"而且进一步发挥道："陛下如果真的想定名分，避嫌疑，分主次，莫若听从阁臣的请求，册立长子为东宫储君，以定天下的根本，那么臣民得到了慰籍，宗社之福也就长久了。"显然，姜应麟的奏疏醉翁之意不在酒，不是真的为恭妃抱不平，而是直指皇位继承这第一大事。

这些话句句戳痛了万历帝的心窝，申时行册立长子为东宫的建议虽然令他不愉快，但人家好歹是内阁首辅，不便发作，现在一个小小的七品言官也来指责自己。于是勃然大怒，把奏疏扔到地上，召见大太监，用手拍着桌子大叫："册立贵妃，并不是为册立东宫做准备，科道官为什么要诋毁朕？！"吓得太监捣蒜似地请皇帝息怒，皇帝过后一想，人家说的有道理，不能太把这个硬骨头谏官怎样，只好降旨为自己辩解："贵妃事奉朕恭敬勤劳，故特别加封。立皇储自有长幼。姜应麟疑君卖直，可降到边远地区担任杂职。"

疑君卖直、讪君沽名是皇帝指责科道官最常用的词。到了明朝中期后，敢直白地骂皇帝，确实很容易成为海瑞那样的英雄人物。

于是，姜应麟被贬到大同府广昌县做典史。知县是正七品，往下是正八品的县丞，再往下是正九品的主簿。典史在主簿之下，不入流。

但贬官吓不住文臣们，大明朝多的是不怕贬官甚至廷杖、杀头的一根筋官员，吏部员外郎沈璟、刑部主事孙如法继续上疏说这事儿，被惩罚。北、南两京数十人为两人求情，皇帝都不理睬，此后上书争论这事的蜂拥而至。

但这只是国本之争的开始，热闹还在后面。

万历帝开始消极怠工

明朝的文臣上疏谏君，摆出的是堂堂之阵，正正之旗，言必称孔孟，称祖制，说江山社稷，理由一个比一个充分。皇帝自然辨不过他们，利用皇权硬生生处罚他们，舆论上自己处于劣势，而且满朝有的是不怕处罚的人。你皇帝怎么办？换一拨人他们还是这样。

可以说，明朝虽然也有严嵩那样的一味奉承皇帝的佞臣，但通过成熟的文官制度，已经培养了一个有着相同价值观的职业共同体。大多数文臣只有行事方法的差别，在核心价值观上是一致的，比如申时行，有人指责他柔媚事君，那是和王家屏等人比较而言，在立储君的原则性问题上他同样不向皇帝让步，而是想办法斡旋。

因此，万历帝很痛苦。他明明知道让自己喜欢的皇三子继承皇位，是冒天下大不韪，没法向祖宗和臣民交待，但又不愿意痛痛快快地立皇长子为储君。而这件事还不像他爷爷嘉靖帝在位的"大礼议"。嘉靖尊本生父亲为皇帝，生母为太后，尽管惹起朝野非议。但毕竟有张璁、桂萼这样的文臣，从另一个角度帮皇帝解释。比如说为人君者不能将母亲当成臣子对待，因此还活着的生母应当有太后的名号，否则"臣母"同样违背礼法人伦。也就是说嘉靖帝那样做还能找到理论根据，哪怕有些牵强。而万历帝如果想将皇位给第三子，一丁点理论根据都找不到，因为这样，所以满朝文臣，没有一个敢明确奉承皇帝，提议立皇三子为皇储。

万历帝感到空前的孤独无助，而文臣们还在不依不饶地争国本。于是，他突然厌烦了这些让满口正义自己无法反驳的文臣。

惹不起你们朕还躲不起你们？曾有过短暂励精图治的万历帝突然开始躲进深宫，消极怠工。

究竟万历帝从哪一天开始变懒，史无明载。但应该是郑妃生了皇三子，众臣催促皇帝尽快册立长子为东宫后，万历帝懒得继续和众臣解释、周旋，开始了怠工。《明通鉴》记载，礼部主事卢洪春在十四年十月，上疏劝皇帝勤政被廷杖。那么可以断定，万历帝最晚在十四年四月已经开始怠工。张居正是十年六月去世的，也就是说当了四十八年皇帝的万历，真正自己勤政的日子只有四年。可见，明实亡于万历这句话不是平白无故说的。

万历开始还找理由，说自己身体虚弱，头晕目眩，免掉了上朝、日讲和祭祖。卢洪春上疏说："礼仪莫重于祭祀，疾病莫甚于虚弱，陛下春秋鼎盛，怎么可能得这样的疾病？臣下所闻，有些不一样。先前二十六日传旨免朝，说是骑马伤了额头，然后托病而讳言受伤。若真如此，陛下因为一时的驰骋之乐而忽略爱惜身体；如果像圣谕所说的虚弱原因，那就是陛下贪图之床笫欢而不爱惜身体，危害更深。请陛下明示廷臣：若真有疾病，则当以祖宗社稷为重，不要贪图享乐埋下祸患；若不是因为疾病，就当下旨说明，不要矫饰引起猜疑。"

人吃五谷杂粮，都可能生病。万历帝也许是以生病为托词，但臣子这样说也太伤自尊了，不是说皇帝装病就是说皇帝贪图女色危害身体，简直就是父母教训一个装病不去上学的小孩一样。皇上焉能不怒，下诏为自己辩护说是真的病了，将卢洪春廷杖六十削职为民。（本为摘自《晚明七十年》 作者：十年砍柴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