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曲中的太监刘瑾，他曾经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他权倾一时，贪得无厌，最终却落得身死人手，为天下笑

朱厚照即位时年纪尚幼，本应得良臣忠侍辅佐，但是他却没有。在他的身边，出现了“八虎”。这八虎就是刘瑾、马永成、高凤、罗祥、魏彬、谷大用、邱聚、张永等八位近侍。他们日夜引导明武宗游戏骑射，因此被称为“八虎”，也被称为八党。

在这八人当中，又以内中刘瑾最为狡猾阴险。刘瑾是陕西兴平人，本来姓谈。自从景泰年间入宫之后，便投到太监刘顺的名下，改姓刘。刘瑾很有知识，口才也很好，在孝宗时，与谷大用等七人一起侍候朱厚照，深得朱厚照的喜爱。

朱厚照即位后，刘瑾、谷大用等八人被分到各处宫禁掌管具体事务。此后，刘瑾等人整日给朱厚照送鹰、犬等捕猎动物，吸引并陪伴他出去骑马射箭、耍枪弄棒。自此，明武宗朱厚照纵情娱乐，起居无常，不再读书，也不视朝政。

群臣见明武宗不顾朝政，不思进取，于是纷纷上书劝谏。这一年的六月，雷声震得奉天殿的鸱吻、太庙的脊兽和天坛的树木四下摇动，宫门房柱也被摧折甚至焚烧了几根。人们都觉得天变异常，是上天震怒以此示警。于是，武宗按照惯例下诏自省，请求臣下进谏。群臣领旨上书，大学士刘健、李东阳、谢迁等人相继上书言事。总结起来主要有五类不同的事情，一是单骑驱驰，轻出宫禁；二是频行监局；三是泛舟海子；四是鹰犬弹射不离左右；五是内侍进献饮膳，不择而食。对于阁臣的进言，明武宗虚应了事，而对一般臣下的进言则不理不睬，甚至加以责罚。因此，很多大臣的进言根本不起作用，明武宗依然我行我素。

同年八月，皇帝准备大婚，册立夏氏为皇后，遣官迎入大内。群臣的进言渐少。不久，大学士刘健等又上疏指出武宗要改正的三件事，武宗虽然表示接受他们的建议，但并未改正。

九月，武宗重开经筵，但就在重开当日就想废除午讲。刘健等人极力劝谏，惹得武宗很不高兴，勉强应付。

自此，武宗日益放纵自己，嬉戏玩乐，甚至在宫中模仿市集，设立各种商店。刘瑾等八人环侍在他的左右，朝夕蛊惑，成为肘腋之患。廷臣见朱厚照日益纵游，倦于视朝，新政不行，诏令不信，而且不知省改，深以为忧。他们对八虎早已不满，早想除去。此时，恰逢太监崔杲出事，朝臣便以此为契机，想除去刘瑾等八虎。

正德元年(公元1506年)，太监崔杲奉命前往南京监督织造，他上书请求武宗给他盐引作为经费。盐引是为课盐设置的，其税收专门用来准备边防，但武宗却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崔杲的请求。不久，刘健、李东阳等极力劝谏，请武宗改变诏令，并且指出宦官当权对朝廷的危害。武宗听后很不愉快，说道：“朝廷难道都是宦官为害吗?历来朝臣坏事的占了十分之六七，你们想必也是知道的。”此后，经刘健等人苦苦劝谏，终于改变了给崔杲盐引作经费的想法。但是，武宗对八虎的信任却没有改变。刘健等不知这种情况，开始设计准备除去八虎。

此后，李东阳、刘健、谢迁等多人连续给朝廷上奏章，请求正德帝诛除刘瑾等人，清除朝廷的内患。十月十二日，忠直的韩文率领众多大臣上疏，指出朝廷最近一段时间由于太监刘瑾、马永成等人诱惑皇帝，沉迷游乐，荒怠政务，请求武宗将刘瑾等人拿问，明正典刑。武宗拿到奏疏后，伤心不已，竟不想进食。刘瑾等人得知后更是惶恐不安，八人惊恐万分，相对而泣。不久，他们在刘瑾的带领下入见武宗。刘瑾很快明白了武宗的心理，便用激将法使武宗迁怒于王岳等朝中大臣。武帝勃然大怒，立即任命刘瑾掌管司礼监，马永成、谷大用分别掌管东、西两厂，将王岳等人发配到南京去看守祖陵。第二天，李东阳和刘健见事情无可挽回，告老还乡。随后，刘瑾派人一路追杀王岳等人，只有徐智幸免。自此，朝中大权全部由刘瑾为首的八虎掌握，刘瑾权倾天下。

厂卫横行，刘瑾被诛

刘健、谢迁诛八虎未成，反倒让八虎掌握了朝政大权，刘健、李东阳两位阁老被迫辞职。自此，虽然很多有良知的官员不满武宗的所作所为，但敢于挺身而出、上疏武宗的人却很少。给事中刘、吕二人给武宗上奏章，指出两位阁老不能这样辞官离去，提出五个理由，请求皇帝挽留。虽然条条说得在理，但武宗不予理会，而八虎却因此怀恨在心。

韩文被赶出朝廷时，给事中徐昂也上疏请求皇帝明断。武宗受八虎蛊惑，以徐昂维护朝中大臣、结党营私为由，将其除名。

此后，为了阻止朝廷命官上疏言事，武宗下令让六科给事中守科，不许大臣出衙门。此外，还经常让锦衣卫特务进行暗中监视，如果发现有人在酉时前走出衙门，立即上报皇帝。但是，远在南京的言官并不知北京的局势，纷纷上疏营救谢迁、刘健等人。武宗和刘瑾等人气得暴跳如雷。为震慑百官，刘瑾假天子手下发敕书，将刘健、谢迁等五十三人定为“奸党”，张榜公示于朝廷，以此来打击言官。自此，刘瑾成为“内相”，又被人称为“立地皇帝”。武宗贪玩好动，不理朝政，将臣下奏章转由刘瑾代为处理，此后，刘瑾权势如日中天。

朝中大臣有如与一只老虎搏斗，未能成功，反被虎吞噬，刘瑾窃取朝廷军政大权后，对朝臣肆意报复，利用东、西厂和锦衣卫诛除异己。

刘瑾为了排挤异己，特别是儒生文臣，只要他们犯有小的过错便严厉惩处。正德三年(公元1508年)，刘瑾改变旧例，规定凡是省亲、丁忧、养病的人都作托故营私旷职处理，三个月内可以宽恕，四五个月则罚其俸禄，六七个月则逮捕讯问，八九个月则算自动去职，十月以上则作削去官籍处理。此后，吏部共查出违例文武官员一百四十六人，都按照刘瑾制定的新规则处理，因此而罢官的人特别多。

由于武宗任用刘瑾，使刘瑾的势力成为一股强大的势力，公侯勋戚都被他的威势所压迫，不敢与他平起平坐。每次去拜谒刘瑾时，他们总是跪拜，而刘瑾也毫不谦让。如果公侯勋戚有什么地方让他不满意，他总是大声呵斥，有如指使自己手下的奴仆。群臣劾人自保或劾人献媚者不乏其人。正德五年(公元1510年)，兵科给事中高为向刘瑾献媚，弹劾包括他父亲在内的官员共六十一名，为时人所不齿。文武官员为了避祸自保，无不顺从或保持缄默，不敢讨论时政。在刘瑾专权横行时，只有罗侨上疏得以幸免。

事情是这样的：正德五年，北京大旱，罗侨怀揣着奏章，请求皇帝不再游戏，摒弃小人，并惩办刘瑾等人。他抱定必死的决心，命令家人携带棺材跟随，在朝房静候皇上的旨意。刘瑾读完奏章，勃然大怒，矫诏下旨让廷臣议罪。大学士李东阳为他求情，终于赦免了他的死罪，但将他降为江西原籍教职。朝臣原以为罗侨会遭遇不测，然而，他却只被降职，因此，他们都感到万分惊奇。

明武宗花钱如流水，加上宦官巧取豪夺，不久国库空虚，内库告急，北部边防地区粮储空虚，边防危机随时可能爆发。在这种情况下，宦官刘瑾给明武宗提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这就是官吏罚米法，以罚代罪。

明武宗颁布的罚米法对缓解国家财政危机确实帮助很大，由于所罚米数从一二百石到上千石不等，因此，仅正德三年(公元1508年)就有一百八十二名官员被罚俸禄，运往京师的约有六千多石，加上那些尚未缴纳的罚米所得超过一万石。此外，还有近百倍的粮食运往边镇地区。对官吏胡乱罚米，虽然一时奏效，但弊病特别多，最后受损的还是国家。由于罚谁、罚多少的大权操纵在刘瑾的手中，因此刘瑾成了最大的受益者。此外，这种对官吏漫无标准的罚米法也成为刘瑾及其党徒公报私仇的有力工具。许多忠臣被削职为民，很多清廉官员因此倾家荡产。因公事受到罚米的人为求免罪避祸，往往向刘瑾行贿，就连平日号称忠直的人士也常为免受械杖之苦而走后门。刘瑾因此大发横财。

自从武宗即位后，刘瑾便为武宗建起豹房，使武宗沉湎游戏玩乐，不思进取。而刘瑾则矫旨行事，任意处置群臣，排除异己，结党营私。至此，宦官当政，厂卫横行。

为镇压官民的不满情绪，谷大用等人派出大量特务四出侦察。消息传出后，各地惊恐万分，只要看见口操京腔的人，便奔走相告，甚至以重金贡献以求自保。

东、西厂特务横行无忌时，刘瑾又于正德三年(公元1508年)在荣府旧仓创立了“内行厂”，亲自管理以监督东、西二厂。此后，内行厂和东西二厂等特务机构成为刘瑾专权的工具。他不仅派特务胡作非为，而且让特务刺探官员的隐私。大学士王鏊对刘瑾的所作所为心怀不满，但又清楚自己无力回天，整日长吁短叹。不久，王鏊见刘瑾派特务暗随，自觉无趣，请求罢官归隐。刘瑾因未能抓到他的罪证，只好让其体面退休，这在当时也是一件令人称奇的事。

刘瑾自从利用东西二厂排挤异己之后，不需再经过吏部、兵部和礼部审查，可以直接传旨让他所亲信的人升官。罢黜官吏也由刘瑾决定，吏部、礼部和兵部只需备案。

如果吏部要升任重要官吏，一定要让刘瑾过目，他每次都要吏部再三推举数人，从中选出自己满意的人，否则就不经过吏部直接选人。可以说刘瑾用人完全根据他自己的意愿，想用就用，不想用就废。没过多久，刘瑾的人便掌握了要职。

刘瑾虽然广植党羽，但是不能很好地团结其余七虎。不久，七虎见刘瑾专权越来越严重，对刘瑾很不满，都离刘瑾而去。刘瑾为与张永争权，准备将张永调往南京。张永知道后，立即跑到武宗面前，诉说刘瑾准备谋害自己。虽然武宗后来让谷大用置酒劝解了此事，但是，刘瑾因为得罪了七虎，特别是因为他得罪了同样拥有实权的张永，从而加速了他的覆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