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禁实为抵御倭寇的护国之策

说到明朝历史的时候，很多人都说朱元璋的海禁政策是一种愚昧落后的闭关锁国政策。从表面上看，确实如此。但是如果我们深究一下原因，就会发现这个政策是有它特指的对象的，而非简单的全面闭关锁国。明朝海禁政策主要针对的对象就是日本海盗，后来被称为倭寇。

    倭寇，他们经常打着朝贡的幌子，在中国为非作歹。有人认为，明代的海禁政策就是针对这些倭寇的防御措施。也有人认为，恰是海禁造成了倭寇的猖獗。倭寇和海禁之间倒地存在着怎样的因果呢？

关于倭寇出现的年代，有几种说法。如果纯粹从这个词语来说，早在公元5世纪，这个词汇就出现了。后来，倭寇所指称的对象一直有所变化，在长达1000多年的时间里，它基本上是指太平洋西岸地区的海盗，这些海盗或者以日本人为主，或者以日本为基地。我们现在说的倭寇是指明朝期间危害严重的那个时期。一般来说，倭寇从元朝开始侵扰中国沿海，到16世纪被剿灭殆尽，真正到了17世纪才彻底消失，其对中国危害最烈的时期前后跨越大约为300年左右。

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倭寇的猖獗就是明朝海禁政策的结果，由此证明海禁政策闭关锁国的危害。我认为这种说法太简单化，倭寇的猖獗确实与海禁有关，但是不能简单归之为海禁的结果，而是互为因果。在元代以前，中国与日本的关系一直都不错，文化交流和相互贸易都很多。因此，元朝以前的中国历史，基本上没有倭寇一说。但是在宋朝时期的朝鲜，倭寇就与海禁一起出现了。那个时候的朝鲜曾经下令，禁止国民与日本交易，其中，对于某些特殊交易的禁令非常严厉。宋朝是中国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一个时期，火药、印刷术都出现在这个时期。中国的火药和印刷术很快就传到了朝鲜，但是，朝鲜为了防备日本，严禁火药技术外传，一旦有向日本人传授火药技术的，要被处以死刑。这条禁令颇为类似后来明朝的海禁禁令，当时明朝曾明确罗列禁止交易的物品名单，其中包括铁货、牛马、军器等物资，这种禁令明显是针对日本的。因此，我们应该明确认识到，包括朝鲜在内的海禁主要针对的就是日本的海盗。

明军的抗倭战斗

日本是一个岛国，物资贫乏，长期以来文化也比较落后。在很长一段时期，更加靠近中国的朝鲜，比日本发达得多，朝鲜人在那个时候，把日本看成是野蛮人。日本的岛国特点，使得他们极为需要对外贸易。当日本与中国的关系比较好的时候，朝贡贸易大致可以满足日本上层社会的需求。但是，由于对中国的贸易获利巨大，日本在各个时期都存在着与中国的民间走私贸易。由于日本开化较晚，素质较差，从事走私贸易的人经常行为不检，成为骚扰中国沿海的海盗。

唐宋时期，中日关系比较好。转折点发生在元朝征服日本的战争。忽必烈听信了朝鲜人的建议，两次发兵攻打日本，最终以失败告终。由于战争的敌对关系，敌对国之间的官方和民间贸易一律都被禁止。对于元朝如此，对于日本同样如此。但是，庞大的元朝损失一个对日本这样落后小国的贸易并不算什么，但是，对于日本来说，失去了中国的贸易，则严重影响了整个经济的发展。因此，从元朝开始，日本的民间走私行为发展成地方割据势力支持的海盗，中国的史书也开始出现倭寇的记载。也许是仰仗着战胜忽必烈军队的战绩，日本商人甚至驾驶武装船只来到中国，要求元朝政府开放贸易。元朝政府吸取了战败的教训，不愿再与日本人开战，便采取了海禁措施。虽然元朝期间，元朝政府也短暂开放过对日本的贸易，但是，由于日本商人的商业行为与海盗行为难以区分，史称“皆奸利小民”，因此，整个元朝的大多数时间，中日贸易基本断绝。倭寇的海盗行为就是从这时开始真正危害中国沿海地区。

明朝政府成立后，最初的主要威胁是逃窜的蒙古贵族，明朝政府便试图与日本开始建立良好的关系。由于当时的日本正处于内乱，没有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对其割据势力进行有效控制，海盗行为难以遏止，明朝政府便不得不采取了海禁政策。但是，只要日本政府稍稍稳定，明朝便立即与之展开了朝贡贸易，按照朝贡贸易的惯例，明朝规定了日本朝贡使团来华的次数、人数、船数。但是，做惯海盗的日本商人甚至身为代表日本政府的朝贡使团，在中国的行为也极其不检，坑蒙拐骗不说，还在中国多次杀人行凶。明朝政府不得不对日本进行惩罚。

    作为商品的日本刀。当时，这种刀是日本向中国输入的主要商品之一。明政府惩治倭寇的方法之一便是压低日本刀的收购价格。

明朝的惩罚手段有很有意思，日本刀是向中国输入的主要商品之一。日本刀当时在日本每把的价格在800-4000文之间，中国政府收购的价格在6000-10000文之间，因此，朝贡贸易等于是给日本送钱。但是，日本朝贡使团屡屡在中国作奸犯科，在朝贡贸易赚明朝政府钱的同时，海盗走私也大量输入日本刀，因此，明朝政府对日本的惩罚措施之一就是，在一次朝贡贸易中，以300文的价格收购朝贡使团的日本刀。史料指出，由于当时日本中央政府的软弱无能，地方军阀封建割据，朝贡使团的人员大多都是不择手段赚钱的奸佞小人，加上对日本的朝贡贸易并没有减少海盗行为，明朝政府最终不得不停止对日本的朝贡贸易，并加强了海禁措施，以示最终的惩罚。倭寇也就因此越来越猖獗。

明朝时期，中国政府曾经多次要求日本管辖和控制海盗。当日本的中央政府还比较强大的时候，中国政府的这种外交交涉一般还能发挥作用，但是，当日本中央政府软弱的时候，日本根本无法控制各地自发的海盗。明朝倭寇最猖獗的时候，其实正是日本最为混乱的战国时期。即便在明朝政府与倭寇的激烈战斗接近尾声的时候，明朝政府还是允许了葡萄牙人在澳门的贸易基地，而且，倭寇一旦被清剿干净，明朝政府立即开放了海禁。因此，中国的海禁不应该被简单理解为闭关锁国，而应该是针对日本海盗的特殊措施。

宋朝时期朝鲜的海禁，丝毫不影响朝鲜与中国的贸易。元朝的海禁也不影响与阿拉伯人的交易。即便朱元璋颁布了海禁的命令，朱元璋的儿子朱棣还是派出了历史上最大的贸易船队，郑和下西洋就是对外贸易以及保护东南沿海的对外贸易。当然，明朝对外贸易站在朝廷的立场上，更希望是由朝廷专控的朝贡贸易，但是，朝贡贸易主要是一种政治手段，它并不能阻止民间自发的对外贸易。而严厉海禁的对象其实针对的都是日本海盗。

海禁政策来源于朱元璋的治国理想

明太祖是中国历史上惟一出身赤贫的皇帝，他想恢复一种“鸡犬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简朴的农业社会。如果有可能，他甚至想废除货币和商品交易。在这个背景下，明太祖实行海禁就一点也不奇怪。

明朝实行的海禁闭关锁国的政策与开国皇帝明太祖朱元璋的政治理念是密切相关的。

    大明宝钞刻板，朱元璋发行的这种纸钞贬值极快，根本无法进行正常的市场流通。朱元璋似乎并不懂贸易，也有人认为朱元璋根本就不想让他的国家存在贸易，他要建立一个简朴的农业社会，海禁政策很可能就根植于这样的理想。

明太祖是中国历史上惟一出身赤贫的皇帝，他想恢复一种“鸡犬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简朴的农业社会。如果有可能，他甚至想废除货币和商品交易。明朝每户人家都要承担实物税和徭役，这徭役很可能就是从千里之外押运征收的几百块城砖或几千张纸送往南京，轮到这一任务的家庭，结局往往是破产。军队也如此，实行卫所制，官兵在驻地自耕自食，亦农亦兵。明太祖很得意，说他是养百万兵而不用花国家一分钱，但结果只是养活了百万名集体农庄的农民而已。明朝中后期，卫所军队与普通农民无异，毫无战斗力。更可笑的是，建造世界上最雄伟、最长的南京城墙时，每一块城砖竟然是从全国各地烧造好后运来的。明太祖也许没有想到，在南京建一个烧制城砖的工厂会是更高效、更经济的手段。

这就是明太祖的思路和治国理念。在这个背景下，明太祖实行海禁就一点也不奇怪，连国内贸易都想要禁止，更何况是对外贸易？防御倭寇不过是实行海禁的一个很好的借口。

明朝皇帝曾有一次公然违背了明太祖海禁的命令，那就是郑和下西洋。下西洋的动机来自于篡夺侄子建文帝朱允炆皇位的明成祖朱棣，一是怀疑建文帝隐藏在西洋，进行搜寻追捕；二是为了宣扬大明国威进行的政治游行。郑和七下西洋一不殖民，二不贸易，结果只能是劳民伤财，因此遭到臣下的普遍反对是必然的。明成祖好大喜功，执政时间一长，必然结果就是国家财政的破产。郑和七下西洋没有任何实际的经济价值，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这一华而不实的举动很符合好大喜功如明成祖的胃口，但却是国力所不允许的。大臣们慑于明成祖的淫威，敢怒不敢言，只好借北京紫禁城三大殿刚刚落成即被雷电击中烧光的机会发难，逼得他罢下西洋。其实不要说七下西洋，就是七十次下西洋，按照这种动机和做法，对中国只是有害无利的，徒费国力的政治游行而已。

    郑和下西洋是朱元璋的儿子朱棣公然违背海禁令的结果。这场为后人称颂的航海壮举并不带任何贸易目的，它宣扬了大明的国威，却也耗费了大量的财力。也因此，后世史家一直对这次航海行动褒贬不一。

明朝一直陷于财政困难的窘境，因此国家动员能力极差。虽然到了明朝末年，人口已经差不多两亿，但最大一次动员的兵力不过就是松山会战时的13万军队，这已经是穷尽国力。军队的动员能力不仅仅单纯是军事上的动员，军队远征的数量和距离，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取决于能动员多少人参军，而是后勤能否保障，这纯粹就是国家的全面动员能力了，尤其要有财政能力作为支撑。明末为何军队最大的动员数量不超过13万？这是因为明朝的财政根本没有这个能力支撑更多的军队出征锦州。即使如此，松山大战的明军最终违背了统帅洪承畴步步为营的战略初衷，匆忙迫近锦州，结果被清军包围并切断了后勤补给线，全军崩溃覆灭，其原因也是由于后勤无法支撑，明思宗朱由检只好严令速战速决。历史浪漫主义者在评价军事史时看到的仅是长坂坡上的赵子龙，而现实主义者看到的往往是后勤。

如果比较一下明朝和宋朝的政府财政收入更能揭示明朝的财政困境。明朝在国力强盛的嘉靖年间，每年的中央财政收入仅两百万两白银；到了万历初年张居正改革后，增加到了四百万余两；万历末年，因为辽东满洲兴起，骤加“辽饷”应付军事需要，达到了五百二十万两，并成了固定的数额；明末崇祯年间，既有辽东战事越发激烈，只好采取竭泽而渔的政策加派“辽饷”、“练饷”、“剿饷”号称“三饷”，逼得全国农民无法维持最基本的生计，纷纷造**，但即使如此，年收入也不过两千余万两白银。北宋中后期，每年的中央财政收入达六千万贯，而南宋时期则常年超过了一亿贯，甚至一亿二千万贯。

由于宋明两朝相差至少近百年，不能直接用各自的货币进行比较，尤其自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美洲白银源源不断流入中国，白银的购买力自明中叶以后急剧下降，因此必须用购买力平价比较宋明两代的政府财政收入，而最基本的必需品——米，是衡量这两个朝代货币购买力的最好的标准。宋代的一石米价格在400钱至1贯（1000钱）之间，取较高的米价一石一贯计，明代中后期的米价以较低的一石一两白银计，明石是宋石的1.5倍，也就是明代的财政年收入最大值两千万两白银折合约三千万宋石米，而南宋的常年中央财政收入是一亿宋石米，是明代的3.3倍；如果用明代中央财政收入较高的万历年间常额的五百二十万两计，那宋代则是明代的10倍以上。为何这两个相距并不遥远的朝代中央财政收入会相差如此之大？

明代的耕地面积大于宋代，粮食的单位产量也高于宋代，但即便如此，明末的“三饷”加派已经突破了农民的承受极限，农业完全破产，但即使这样竭泽而渔式的横征暴敛也只不过搜刮了区区二千万余两白银。因此，单纯依靠农业是不可能达到像宋代那样高的财政收入，显然宋代的中央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于非农产业。据统计，宋熙宁十年（1077年），在中央财政收入中，70%以上来自于工商业，而南宋时，政府从进出口贸易中抽取的关税最高已经占到了中央财政收入的15%.非农产业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国内、国际贸易才是宋代中央财政的主要来源。宋明两朝财政收入如此悬殊的根本原因在于明代实行海禁，以及在其背后的经济政策和建国思想，相比较宋代而言，明代在经济体制上是一个大倒退。

（作者侯杨方 来自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