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两个宋朝人，他们同样才华横溢，满腹经纶。面对着蒙古骑士雪亮的弯刀，他们同样难逃国破家亡的厄运。可是，一个人英名垂千古，一个人骂名万世扬。抗争还是妥协，这是所有生逢国难的宋人都必须做出的选择。他们做出了选择，也为此背负着后人们的各色评说。历史公正地记下了他们的名字，文天祥与赵孟頫。

正气浩然文天祥

他代表着民族正气，代表着宁死不屈，代表着斗争到底。他高唱着正气歌离开人世，走完可歌可泣的一生。他就是宋朝状元文天祥。

文天祥21岁参加殿试，作“御试策”，提出改革方案，显露政治抱负。被主考官誉为“忠君爱国之心坚如铁石”，理宗皇帝从601名进士中钦点他为状元。可惜的是，南宋王朝正值风雨飘摇之时，已经无可挽回。强大的蒙古军虎视眈眈，南宋的灭亡之日已为期不远了。但是就是在这种危难时刻，文天祥知其不可而为之，以满腔热血、一身正气投身于保卫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中，最终以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正气之歌，名留青史，鼓舞着千千万万有血性的好男儿。

1259年，蒙古军两路攻宋，蒙古大汗蒙哥率西路军入川，攻占成都。忽必烈率东路，越天险长江，与自云南北上潭州（今长沙）的另一支蒙古军合围鄂州（今武昌）。南宋朝野震惊，宦官董宋臣提请避兵迁都四明（今宁波），以便理宗随时逃往海上。对此，文天祥以进士身分大胆上书直言：“陛下为中国主，则当守中国；为百姓父母，则当卫百姓。请斩董宋臣以安人心。”后因蒙哥病死，忽必烈欲北归争夺汗位，才允准南宋右丞相贾似道秘密称臣纳贡，暂保一时平安。贾似道转而谎报前线大捷，被理宗加封卫国公，再度大权独揽。继而度宗即位，耽于酒色，贾似道欺上瞒下，国事益乱。文天祥奏疏无人理睬，只被派一闲差。

此后十几年中，文天祥断断续续出任瑞州知州、江西提刑、尚书左司郎，或半年或月余。后来又因讥责贾似道而被罢官。弃贤人用奸佞，的确是末世之兆。

忽必烈北归取得汗位，改国号为元，于公元1274年率领20万元军，水陆并进，直取临安。南宋政权一片混乱，度宗恰在此时死去，年仅4岁的赵隰即位，为恭帝。谢太后临朝，要各地起兵“勤王”。

次年，任赣州（今江西赣州）知州的文天祥，散尽家资招兵买马，数月内组织义军三万，以“正义在我，谋无不立；人多势众，自能成功”的信心和勇气，开始了戎马生涯。义军赶往吉州，文天祥受任兵部侍郎，获令屯军隆兴（今江西南昌）待命，几经阻挠才得入卫临安。不久出任平江（今江苏吴县）知府，奉命驰援常州。在常州，义军苦战，淮将张全却率官军隔岸观火，既而又临阵脱逃，致义军五百人壮烈殉国。这年冬天，文天祥奉命火速增援临安门户独松关，离平江三天后，平江城降。未到目的地，关已失守。急返临安，准备死战，却见满朝文武纷纷弃官而逃，文班官员仅剩6人。

1276年正月，谢太后执意投降。元将伯颜指定须由丞相出城商议，丞相陈宜中竟连夜遁逃。文天祥临危受命，受命为右丞相兼枢密使都督，出使议和。谈判中，文天祥不畏元军武力，痛斥伯颜，慨然表示要抗战到底，遂被扣留。被押乘船北上，文天祥初以绝食抗议，后在镇江虎口脱险。由于元军施反间计，诬说文天祥已降元，南返是为元军赚城取地。文天祥屡遭猜疑戒备，颠沛流离，历经千难万死，辗转抵达温州。这时，朝廷已奉表投降，恭帝被押往大都（今北京），陆秀夫等拥立7岁的赵端宗在福州即位。文天祥又奉诏入福州，任枢密使。同时都督诸路军马，往南剑州（今福建南平）建立督府，派人赴各地募兵筹饷，号召各地起兵杀敌。秋天，元军攻入福建，端宗逃往海上，在广东一带乘船漂泊。

1277年，文天祥率军移驻龙岩、梅州（广东梅县），挺进江西。在雩都（今江西南部）大败元军，攻取兴国，收复赣州十县、吉州4县，人心大振，江西各地响应。全国抗元斗争复起，文天祥号令可达江淮一带，这是他坚持抗元以来最有利的形势。元军主力开始进攻文天祥兴国大营，文天祥寡不敌众率军北撤，败退庐陵、河州（今福建长汀），损失惨重，妻子儿女也被元军掳走。

1278年春末，端宗病死，陆秀夫等再拥立6岁的小皇帝，朝廷迁至距广东新会县50多里的海中弹丸之地，加封文天祥为信国公。冬天，文天祥率军进驻潮州潮阳县，欲凭山海之险屯粮招兵，寻机再起。元军水陆并进，发起猛攻。文天祥撤出潮阳，转移到海丰，准备入山结营固守。行至海丰以北的五坡岭，被元军追及，文天祥被俘，部下殉难者不计其数。次年正月，被移上海船，经珠江口零丁洋时，吟诵“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丹青”，以明不屈之志，成千古绝唱。张弘范命人劝文天祥写信招降张世杰，他录此诗作为答复。

南宋灭亡，文天祥被押北上，于至元十六年(1279)十月初一到大都（今北京）。前宋丞相留梦炎、受封为瀛国公的宋恭帝，先后奉命劝降，都被文天祥拒绝。元朝权臣阿合马亲自去问话，丞相孛罗等在枢密院堂上审问，文天祥慷慨陈词，义薄云天。此后，他被关禁在兵马司狱中，阴暗潮湿，冬季严寒，夏季酷热，均安之若素。欧阳夫人和两个女儿也在大都过俘囚生活。文天祥明知只要一屈膝，便可与家人团聚，仍不改变初衷，仅嘱家人“归之天命”而已。他身在狱中，而诗句墨迹传遍京城，被视同珍宝，狱中的元朝军官士兵也常请他讲古人事迹。

至元十九年十二月八日(1283年1月8日)，元世祖忽必烈召见文天祥，进行最后一次劝降。文天祥答以“天祥为大宋状元宰相，宋亡，只能死，不能活”。次日，在柴市慷慨就义。

文天祥遗著有《文山先生全集》。他前期的诗文多应酬之作，比较好的诗也只表现了隐逸的志趣，或带有感伤哀愁的情绪。赣州起兵以后，风格为之一变，诗词散文都悲壮刚劲，感人至深。他把国家、人民和自己的遭遇，用诗词逐事记录，把从镇江逃出元营后的记事诗，编成《指南录》；又将被俘以后所作，编为《指南后录》；在狱中又集杜甫诗句，成《集杜诗》二百首，历述“颠沛以来”的“世变人事”，抒发亡国之痛。其他作品如《正气歌》，历数史书所传各代不畏强暴、不惜牺牲的人物，表示自己准备随时献出生命的决心，尤为数百年来传诵不绝之作。

贰臣赵孟頫的尴尬人生

能像文天祥那样，高唱着《正气歌》慷慨赴死的毕竟是少数。大多数汉人还是选择了赵孟頫一样的妥协之路。对于他们来说，如何在新生的国家中活下去，这才是最现实的问题。

南宋将亡之时，也曾壮怀激烈

说起赵孟頫，总会想起他笔下细腻描摹的工笔画和柔媚的书法字体。昔日宋皇旧王孙，翻成新朝贵臣，总有人处处回护，翻出他《罪出》一诗，证明他的仕元之举是不得已而为之：

在山为远志，出山为小草。古语已云然，见事苦不早。平生独往愿，丘壑寄怀抱。图书时自娱，野性期自保。谁令坠尘网，宛转受缠绕。昔为水上鸥，今如笼中鸟……

其实，此诗是赵孟頫自江南入大都（今北京）政治中心后，政治上遭受蒙古人、色目人打压，加之生活困窘，故而于牢骚盛时愤然而发。官场斗争中饱受挫折，文人最爱鼓捣出此类诗文渲泄，实际上与气节操守全然无关。同时代人杨载曾经说过：“（赵）孟之才颇为书画所掩，知其书画者，不知其文章；知其文章者，不知其经济之学”。所谓的“经济”之学指其经纶世务的“政绩”。所以，于元朝而言，特别是赵孟頫入朝早期，兢兢业业，很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很想成为新朝一条得力有用的大狼狗。

    后世练习书法者，无不知“欧、柳、颜、赵”。赵孟頫的书法至今为人称道。可当时的人却这样评价他，“孟之才颇为书画所掩，知其书画者，不知其文章；知其文章者，不知其经济之学。”

赵孟頫，字子昂，宋太祖十一世孙，乃太祖之子赵德芳之后。“幼聪敏，读书过目辄成诵，为文操笔立就。”14岁时，“用父荫补官，试中吏部铨法，调真州司户参军”。基于南宋对宗室干部子弟的“照顾”，加上赵孟頫确实有才，少年时代的他便早早进入官员候补梯队。如果南宋不亡，一步一个台阶，赵书生很可能度过安静而又乏味的一生。但是，13世纪后期的南宋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境地，1279年的厓山之役，元将张弘范把赵家皇族送进了大海。宋朝，终于画上了一个哀伤的句号。

宋朝将亡未亡之时，青年赵孟頫也曾心似火煎，恨自己不能成为两晋时王猛、谢安那样的人物。这种情绪，在其《和姚子敬秋怀二首》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搔首风尘双短鬓，侧身天地一儒冠。中原人物思王猛，江左功名愧谢安。苜蓿秋高戎马健，江湖日短白鸥寒。金尊绿酒无钱共，安得愁中却暂欢。

把刽子手吹捧成“大救星”

元朝大一统后，百废待兴。为装点门面，忽必烈听从程钜夫建议，派这位汉臣到江南搜求“遗贤”。程钜夫本人是汉人，出身于老牌汉奸家族。蒙古攻宋时，他叔父程飞卿是南宋的建昌（今江西南城）守官，未待元军攻打，辄主动献城投降。而后，程飞卿携程钜夫入觐，为彰显这位老贼的“孝顺”之功，忽必烈把小程留在身边任怯薛，即皇家禁卫军一员。“怯薛”不仅仅是为皇帝简单地站岗放哨，它是元朝一支非常重要的政治力量，乃元帝亲近集团的人员。所以，程钜夫这样一个“汉人”，可称是汉人皮蒙古心。

南行之前，忽必烈特意向程钜夫提及两个名字，一个是赵孟頫，一个是叶李。前者是赵宋宗室，非此辈不足以藻饰太平；后者是曾经力抨南宋奸相贾似道乱政的南宋“忠臣”，非此人不足以显扬大元纵揽贤才的心胸。当然，受荐名单中第一名是谢枋得，还有就是孔洙（孔圣人后裔）、胡梦魁、万一鹗等二十多人。结果，除谢枋得等少数几个人坚辞不出外，大部分皆欣然出仕，皆被忽必烈“擢居清要之职”，也就是弄入朝廷当当摆设。

忽必烈召见，见赵孟頫“才气英迈，神采焕发，如神仙中人”，大喜之下，便让他坐于右丞叶李的上位。叶李时任尚书右丞，官职正二品。赵孟頫青年才俊，相貌堂堂，忽必烈也有“以貌取人”的倾向，小赵又是前宋宗室，自然高看他一眼。当然，小赵得授的官并不大，兵部郎中，从五品而已。但相对其余二十多人来讲，赵孟頫得留朝中任职，乍入大都，这种待遇已是不低。别的江南“遗贤”，所得的“清要”之职，大都是被外派到地方任按察官员，做“纪检”工作。当时元朝地方官皆是蒙古、色目世臣的地盘，形同土皇帝，可以想见，这些“纪检”人员到了当地，不过是摆设的玩艺儿。相较之下，小赵得近天颜，已是“破格”提拔了。因此，兴奋之余，小赵立作马屁诗一首，恭谢天恩：“……皇图天远大，圣德日高明。兵息知仁布，民熙见化行。耄倪齐鼓舞，率土其升平。”（《元日朝贺》）

同样是赵孟頫，有一首《述太傅丞相伯颜功德》，把屠城“流血有声”、最终灭掉宋朝天下擒俘宋恭帝谢太后入京的元朝元帅伯颜吹捧到天上。宋朝，对赵孟頫而言，不仅仅是父母之国身家之邦，他身上流淌的可是真正一滴不掺假的帝室血液啊。但是，颂德诗中，灭宋的屠夫却变成万世景仰的不世元勋：“授钺得人杰，止戈代天工。铁马浮渡江，坐收破竹功。草木纷震动，山川变鸿蒙。地利不复险，金城何足攻。市靡易市忧，兵无血刃红……老稚感再生，遗黎忘困穷。归来一不取，匹马走北风。九域自此一，益见圣世荣。”

满纸谎言，遍篇谄媚，把伯颜这个刽子手描写成人民“大救星”。

往事已非哪堪说

赵孟頫初入元廷，很想有一番作为以报答忽必烈的“知遇之恩”。桑哥新钞法出台，众臣刑部会议，“欲计圣元钞二百贯赃满者死”，赵孟頫力排众议，直言以钞计法是草菅人命，为此得罪了不少人。后来圣元新钞“滞涩不能行”，他受派到江南行省问验当地官员的“慢令之罪”。依他当时的“钦差”身份，可以任意对地方官员加以笞刑，但他一直谨慎依理行事，不笞一人，“丞相桑哥大以为谴”，认定他办事不卖力。

当然，官场浸淫有日，赵孟頫也学得乖巧了，不再直接顶撞桑哥等人。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大都地震，人民死伤数十万。小赵劝忽必烈大赦天下，减免赋税，以应天灾。桑哥见诏书妨他敛财，怒诘赵孟頫：“此诏必非帝意！”小赵回答：“天灾人死，钱粮也无从征收。如果今日不免，日后有人把赋税不足之罪归于尚书省，丞相您必受牵累啊。”桑哥转怒为喜，逐渐把小赵当成自己人。后来听闻小赵每天上班都要骑马经过宫墙东面一条临御河的小道，一次因道窄马失前蹄堕入河中，桑哥特意上报忽必烈，把宫墙往后移两丈多，以方便小赵上下班。不久，他又言小赵家贫，撺掇忽必烈赐钞五十锭给赵孟頫，相当他月俸的四十倍。

赵孟頫画作

忽必烈很喜欢与赵孟頫聊天。一次，他问小赵，叶李、留梦炎两个大臣孰优孰劣。

小赵说：“留梦炎乃我父执辈，其人厚重，笃于自信，好谋而能断，有大臣器体；至于叶李，其所读之书，臣皆读之。其所知所能，臣皆知之能之。”

忽必烈摇头，这位胖老爷子自有识人高见：“你认为留梦炎比叶李好吗？留梦炎在宋朝为状元，位至宰相。贾似道欺君惘上，留梦炎谄附取容。叶李一介布衣，敢于伏阙上书，显然他要贤于留梦炎。当然，留梦炎是你父亲的朋友，你不敢指摘他的过错。不过，你可以替朕赋诗讽刺他一下。”

这差事不好办，但皇帝金口玉言，小赵又不能不写。于是，提笔躇踌，小赵写下四句诗：“状元曾受宋家恩，国困臣强不尽言。往事已非哪堪说，且将忠直报皇元。”

好一个“往事已非哪堪说”，这未尝不是他自己的尴尬心灵写照。

后来，赵孟頫巧妙说服忽必烈侍卫近臣彻里，让他进言，尽道桑哥误国，最终导致了桑哥的被杀，为敛财而设置的中书省也被罢废。桑哥案株连人众，连叶李都几乎不免。眼见朝中政治凶险，赵孟頫“自念久在上侧，必为人所忌，力请补外。”因此，至元二十九年，他“出同知济南路总管府事”。由于当地没有一把手，他这个“同知”，独署府事，四品官外放，又无顶头上司，他一时落得清闲。

忽必烈死后，巡按当地的蒙古“纪检”官韦哈拉哈孙见赵孟頫怠慢自己，不向自己孝敬金银，就上书诬称他有罪。虚惊之下，赵孟頫数日难以安眠。幸亏新继位的元成宗没有理会，下诏召他入京修撰《世祖实录》，又逃过一劫。

据赵孟頫老朋友杭州人叶森讲，他晚年贪婪、吝啬，见人下菜碟。一次，有两个白莲教和尚上门求字，门人通报，说：“有两位居士求见相公”。老赵怒骂道：“什么居士？是香山居士（白居易）还是东坡居士？这种嘴吃素腰无钱的东西，也敢称居士？”其老妻管氏一旁忙相劝：“相公不要这么焦躁，只要来人有钱，总能买些东西吃。”老赵气哼哼，仍旧不乐。一会儿，两位和尚入见，从袖中掏出交钞十锭：“求相公您为本寺书匾，以此作润笔之费。”见到钞票，老赵大喜而呼：“来人，送茶来，居士看坐！”宾主欢笑，逾时而去。这个故事，出自老赵老友口中，应该非常真实。

当然，赵孟頫人格再卑微，我们也不得不提及他最“脍炙人口”的一首诗《题岳鄂王墓》：

鄂王墓上草离离，秋日荒凉石兽危。南渡君臣轻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英雄已死嗟何及，天下中分遂不支。莫向西湖歌此曲，水光山色不胜悲。

“鄂王”乃南宋对岳飞的追封。此诗简明、直白，语气沉痛，对岳飞之死表达出无限的惋惜。正因此首小诗，后世人在对他鄙薄之余，还能剩下一丝赞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