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成吉思汗法典及原论》上市。成吉思汗法典即大扎撒令。这部法典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角度，去了解一代天骄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法典〉及原论》一书中提出，公元1206年颁布实施的《成吉思汗法典》是世界上第一部具有宪法意义、包含宪政内容的成文法典。

史学界通常认为，1215年英国在世界范围内率先对国王(君主)的权力实行限制，在世界上最早制订宪法性文件，从而最早实现了宪政。

内蒙古典章法学与社会学研究所的专家在深入研究《成吉思汗法典》的内容后提出，颁布于1206年的《成吉思汗法典》在当时的大蒙古国具有最高权威性，是大蒙古国的根本大法。此法典在国家的政权结构上实现了分权，对大蒙古国最高统治者——大汗的权力作了明确的限制，忽里勒台(意为会议)成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同时，法典还规定了民众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如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平等劳动的权利、继承财产的权利、受教育的义务、服兵役的义务等。

法典是研究人员整理出来的文本

展现在我们面前的这部《成吉思汗法典》，是研究者依据波斯人拉施特主编的《史集》、瑞典人多桑所著《蒙古史》、英国人道森所编的《出使蒙古记》，当然还有蒙文的《蒙古秘史》、汉文的《元史》等文献，钩沉、辑录、整理出来的文本。是以，现在这个文本，并不似海内外一些权威媒体所称的“失传六百余年……重见天日”，也谈不上“还原了这一失传六百多年的法典原貌”。这个文本分总则(基本法、国家制度、社会管理制度、役税制度、驿站制度)，分则(军事法、行为法、诉讼法)，附则(即“黄金家族”法)三大部分，这显然是现代人的研究成果；说句玩笑话，像“大蒙古国法典”征求意见稿。

这并不是否认《成吉思汗法典》的存在。事实上编者在法典每一条内容后面都说明了出处，解释了不同文本取舍的理由。那么，为了存真和眉目清晰，除了附录整理的文本英语翻译版，还不如像《书经》汇编三代和夏商周的训令、诰文、誓词一样，整理汇编成吉思汗的相关训令和判例。这样也许更有历史感。

《法典》强调宗教宽容

在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诸部、《法典》颁布以前，蒙古社会属于无政府状态下的不稳定、松散的部落社会，没有法律，没有文字，依靠古老的习惯法维系部落内外关系。《法典》为当时蒙古草原的民族和解与部落统一提供了根本的制度保障，确立了大蒙古国的政体、国家权力分配制度、民众的基本权利义务，构筑了大蒙古的基本社会秩序、基本伦理关系和基本道德准则，可以说“《成吉思汗法典》从根本上塑造了蒙古民族”；用鲁保罗的话来说，蒙古征服者所到之处，“以至于‘蒙古式的和平’留下一种几乎可与‘罗马式的和平’相媲美的记忆。”因而，“这支来自蒙古大草原的游牧民族”，也并非像拿破仑赞美的只是“有着严密的军事组织，和深思熟虑的军事指挥”，他们“比他们的对手高明得多”的，并不止是战争艺术。

《法典》最高明、最有现代性的内容就是宗教宽容：“尊重任何一种宗教信仰，任何一种宗教都不得享有特权。每个人都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在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征服范围，现有的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都已具有相当大的势力，还有在蒙古人中盛行的萨满教，还有摩尼教、祆教，中原的道教、儒教，一些较小族群的原始宗教更是五花八门。成吉思汗一碗水端平，既不偏袒，也不打压哪一家，尽管他本人先是信奉萨满教，后尊道教的长春真人为师。这种政治胸怀并非成吉思汗所独具，中原王朝一向实行政教分离、多教并立，比蒙古人更早的草原霸主契丹人的大辽国亦复如此，甚至吐蕃人(今藏族人)强势期间也是实行宗教宽容政策的。这比起前现代欧洲人和西亚人的“圣战”，当然更文明。成吉思汗比中原帝国的统治者实行宗教宽容更难得的是，他是一个十分强势的征服者，却很明智地守住了权力的边界。

与现代民主宪政观念相距尚远

但是，说它是“世界上最早的成文宪法”，是“世界上最早的以民主为基础的两权分立的共和政体”，这在我看来却是溢美之辞。这样说的根据，是“大蒙古国选举汗位继承者，任命札尔忽赤(最高断事官)，发动战争和进行重大决策实行忽里勒台(会议)制度……”这种由贵族和领主选举大首领的制度，在部落社会和分封制时代其实是相当普遍的。欧洲直到16世纪还有所谓“选帝侯”；蒙古草原此前的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就是经过反复较量才改变了部落首领推选制度，效法中原王朝称帝称尊的。而成吉思汗的孙子元世祖忽必烈的继位，未经“忽里勒台”大会推举抢班自立，实际上违背了成吉思汗法典精神。努尔哈赤及其子孙称帝也经过了对部族酋长大会选举制度的背弃。换言之，“忽里勒台”本是游牧部落更原始的“民主”、“共和”制度。又，《成吉思汗法典》第一条是“天赐成吉思汗的大札撒(法典)不容置疑”。这口吻与中原王朝的“天子”一般(“成吉思汗”本非特称，相当于说“天可汗”、“天王”，只是因为铁木真逝世后大蒙古一分为四，“成吉思汗”才成了铁木真的专用名)，是君主专制“口含天宪”至高无上的标准用语。

至于说到有最高司法官与行政权分立，这在中原王朝也是惯例：天子之下，司法监察部门与行政部门互不统属，各自对王法和天子负责，御史弹劾宰相等行政大臣并非稀罕事，与现代民主宪政观念相距尚远。

保护水源，保护草原

《成吉思汗法典》严厉保护水源(“不得在河流中洗手，不得溺于水中”)；保护草原(“草绿后挖坑致使草原被损坏的，失火致使草原被烧的，对全家处死刑”，惟有这条法律规定了株连处罚)；严厉惩罚同性恋(“男子之间鸡奸的，并处死刑”)。论者结合游牧民族的生存环境、生活习俗和宗教禁忌观念，对它们做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对法典规定遗产继承制度(“妻妾所生子女都有继承权”，不同于从前的幼子继承制及此后的长子继承制；“遗产不得收归国有”，对贵族领主利益的尊重；“保护战死者”，奴隶从战场上背出牺牲的主人，可分得主人的牲畜和财产，他人背出战死者遗体可继承其妻子、奴隶和所有财产)，也阐明了其特定条件下的历史合理性。至于编者对“怯薛军”(护卫军，亲兵)制度，对决斗、饮酒、盗窃、通奸的法律规范的诠注，至少可以增加我们的历史认知。

规范信托制度，严惩撒谎者

法典最有意味最“超前”的是对信托制度的规范：“以信托资金经商累计三次亏本的，处死刑。”何以至此，是因大帝国内商业发达而委托人玩忽职守者太多，还是因为征战的首领将士也要发财，受托人乱搞会动摇军心？不得而知。如今那些证券和投资公司主管、国企经理人，若受这样的严刑峻法约束，不知我们的经济秩序将如何？

法典第五十二条是：“撒谎的，处死刑。”这一条若用于今日，恐怕结果会跟屠城差不多，留不下几个“那颜”(官)和“哈剌出”(民)了。论者说这是因为蒙古人特别遵诚守信。在我看来，地球上的人本性一般，都有情欲和理性，一样并存善恶因子，一样会盘算诚信的得失，只看外部条件诱导什么占上风。我更相信，这一条是出于成吉思汗的个人性情，童年时孤儿寡母的惨痛经历使他对背信弃义深恶痛绝。

其中第七条“每个人不论贫富与贵贱都平等劳动”，使我想起毛泽东时代的干部参加劳动制度。成吉思汗当然不是为了要官僚阶层“反修防修”，但也有他的政治理由。其中第十条“建立户籍制度”，每个人都属于十户、百户、千户、万户，不准随意迁移到另一单位寻求庇护，迁移者要当众处死，收容者也要受严惩。这令人想起七百多年后我国“人民公社”时代的户籍管理制度，虽然很难说毛泽东是受了成吉思汗的启发。这对本来逐水草而居、部族之间自由聚合的蒙古人简直是天地翻覆的大变局。成吉思汗当然以为这是开万世基业的政治制度。可是，与秦始皇一样，开国强人万年帝国的愿望只是黄粱一梦。大蒙古帝国很快就分崩离析，这样的律令便只有思想史政治史的研究价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