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项族的起源

在最早的汉文文献记载中，将党项人称作“党项羌”，并将他们记述为汉代西羌的后裔。自远古以来，羌人就占据着青海湖周围的草原和青海湖以南，黄河、大通河、湟水源头附近的山地。在这一片地区的边缘地带，就是位于吐蕃东北部，习惯上称作安都的地方，早期党项和吐蕃的先民们大概都混杂居住在这一地区。对党项语言的研究证实，就分类而言，操党项语的人可以归为藏缅民族的古代成员。而就其文化来说，党项人则具有其他羌族族群的许多特点。

党项民族风情——党项衣装

“Tangghut”（党项）这个名字最初是在鄂尔浑突厥鲁尼文碑铭中出现的，时间是在公元735年。可以肯定，这个字最初必定是来源于某种阿尔泰语系的形式，此后很可能是通过中亚的媒介——可能是于阗语或粟特语，从吐蕃的自称衍生出来的。后来，党项（汉文中又作“唐古特”或“唐兀’）就成了北亚和中亚地区对于某些居住在安都——青海湖、甚至甘肃地区的部落群体的通称。这个名称一直使用到了19世纪。在以后的汉文、突厥文、阿拉伯文的文献中，以及19、20世纪前往汉藏交界地区的西方探险家的传记中，都广泛使用了这个称谓。

在他们自己的语言中，党项人自称为“Mi”、“Mi-■iah”或“Mi-■ag”（汉文作“缅药”或“弭药”），而“Mi-■ag”也是藏文中对党项人的称谓。在7世纪唐史中曾明确记载，“其故地陷于吐蕃，其处者为其役属，吐蕃谓之弭药”。在以后的吐蕃文献中，“Mi■ag”是指位于北方的一个王国，也就是青海湖以东及东北的那个地区。到了最后，这个词终于演变成了对整个西夏领土的称谓。在11世纪期间，青海湖的吐蕃人和于阗人在与宋朝宫廷的书信往来中，就是以这个名字来称呼西夏的党项人的。到13、14世纪时，“Mi-■ag”（汉文作“米纳古”或“米纳克”）这个词就与“河西”（蒙古语“Khashin”）等同起来了，都被用来指称原来西夏的臣民和属地。在四川西部的地名和口碑传说中出现的木雅和木纳，也属于“Mi-■ag”的异称。总之，无论其来源如何，“Mi-■ag”是一个得到广泛应用的名称，而它的种族和地理属性迄今还不十分清楚。

反映党项民族迁徙的艺术场景

    党项人在其发展过程中受到了周边地区文化的深刻影响，尤其是在东亚大陆具有支配地位的印度—吐蕃、汉、突厥—蒙古三种文化，对党项文化的影响尤其重大。在公元4世纪到7世纪期间，青海湖地区处在吐谷浑鲜卑政权的统治之下。这个鲜卑政权的缔造者吐谷浑是慕容部人，他在4世纪初年率部从东北迁徙到了青海湖地区，并创建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政权。吐谷浑政权统治了羌人地区的腹地，在青海湖周围水草丰美的牧地上过着游牧生活，而且与当地上层人物结成了联姻关系。到隋代时（581—618年），党项人是作为吐谷浑属部宕昌和邓至的遗种出现在载籍中的。他们的最初出现是在6世纪末叶，这个时间恰恰与突厥第一汗国的崩溃和唐朝的兴起同时，所以说，党项的出现与当时的形势不无关系。到628—630年，唐朝军队击溃了突厥人，粉碎了突厥与吐谷浑的联盟。此后不久，新兴的吐蕃政权的军队也开始从西南部进攻吐谷浑，并对党项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到680年，吐蕃人取代早先吐谷浑在青海湖地区的地位，迫使众多的党项人逃离故土。

以上事件引发了一系列民族迁徙活动，生活在唐朝西北部草原和边缘地区的民族开始大批涌向东方，寻求自己的居地。其实早在584—585年时，就有大批党项部落在其首领拓跋宁丛的率领下归顺当时隋朝的边疆当局，但是他们并没有提出重新定居的要求。6、7世纪时，党项社会是由“互不相统”的部落或“姓”组成的松散的联合体构成的，部落或姓的区别（或排列），以其各自能够召集的骑士数量为基准。据汉文文献记载，这时党项部落的主要特点是“好为窃盗，常相陵劫，尤重复仇，仇人未得，必蓬头垢面，跣足蔬食。要斩仇人，而后复常”。一次军事上的突发事件，就可能使他们团结成为一个整体；否则，他们的相互间交往只限于“三年一聚会，杀牛羊以祭天”的习俗。半定居生活主要依靠羊、豕、牦牛、马、驴等家畜来维持，劫掠在客观上增强了他们选择自治地位的兴趣，而这在促进独立政权产生的同时，也束缚了它的发展。西夏政权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党项拓跋部及其联盟创建的。

从一开始，拓跋就是一个最有名的党项部族，与其他见于汉文史籍记载的早期党项部族不同，拓跋氏毫无疑问是高贵的鲜卑姓氏，而且属于后魏皇室所出的部族，在吐谷浑中也有姓拓跋的部族。基于以上事实，有些学者认为党项拓跋部就是吐蕃化了的鲜卑上层，他们就像其先辈吐谷浑一样，统治着大量的羌人。其实早在11世纪初期，第一位西夏皇帝就已经提出了这种解释，他自称是源于后魏统治者的后裔。但是其他现代学者认为，号称与后魏皇室有亲缘关系，不过是为了表明其统治集团合法地位的一种手段。②在中国北方和内亚地区，拓跋这个名称显然曾经具有崇高的威望。

比较可信的，作为在政治上占有统治地位的集团拓跋的情形是：最初与吐谷浑结为联盟，然后摆脱吐蕃的统治，最终归附唐朝。到了西夏时期，又重复了类似的模式：与契丹结为联盟，反对青唐（青海湖）吐蕃。尽管与内地有过痛苦与长期不和的经历，但是党项始终与内地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主要是指经济上的密切关系。

党项后裔今何在

十至十三世纪期间曾先后在北中国建立国家的契丹、党项和女 真族，经过七八百年的历史变迁，早已不复以单一的民族形态 而存在，但他们的遗裔却并非毫无踪迹可寻。

手绘图画——党项少女

公元1227年，蒙古灭西夏，党项人遂成为蒙、元属民，系色目人之一种。蒙古语译党项为 唐兀（《元朝秘史》译作唐兀惕或唐忽惕），故元代以唐兀氏指称党项人及其所建立的西夏。因西夏领土主要在黄河以西，汉文文献称之为河西，自蒙古语转译，又作合申，故拉施特《史集》谓“蒙古人称做合申的唐兀惕地区”。但元人所说的河西人是泛指所有的西夏遗民，不专指党项族，故河西又有“蕃河西”和“汉河西”之别，《新元史》卷二九《氏族表》（下）曰:“其俗以旧羌为‘蕃河西’，陷没人为‘汉河西＇”。有的学者认为，在西夏统治的近二百年间，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 元代用“唐兀人”、“河西人”、“西夏人”来指称这个民族共同体，而“党项”之名却 再也不见于载籍。我不能同意这种说法。党项一名之所以绝迹，不过是因为蒙古人已 将党项改称为唐兀罢了，唐兀和河西虽然都可以用来指称西夏，但在指西夏遗民时，唐兀 人与河西人、西夏人还是有所区别的。由于党项族的族称在各个历史时期颇有歧异，为了 行文的统一，本文仍采用其初始名称党项，以党项遗民来指元代的唐兀人，以党项遗裔来 指元以后的党项人后裔。 西夏亡国后，党项人失去了其共同生活的地域，不得不与其他民族间错杂居，从而渐渐为 汉、藏、蒙古等族所同化。本世纪以来，学者们对西夏亡国后的党项遗裔进行了多方面的 探索，从中可以看到这个民族是怎样经历民族融合而最终走向消亡的。

（一）西夏故地的党项遗民 蒙、元时期，在西夏故地仍生活着大批党项遗民，元代曾多次从河西陇右签征为数可观的 党项兵士，元朝的宿卫军和镇戍军中都有专由党项人组成的“ 唐兀军”。1976年，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的白滨、史金波在甘肃酒泉发现一通汉文、回鹘文 合璧的《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他们的研究结论是:此碑完整记录了一个唐兀家族自西夏亡国至元朝末年的130多年间，历六世十三人的世系及其职官世袭情况，从中可以了解元代西夏故地党项遗民的活动。这个家族从西夏亡国后第二代起就不再用党项人的姓名，而改用蒙古人习用的名字，这反映了在特定的政治和社会背景下，西夏故地党项遗民的一种蒙古化趋势。元代以后，河西陇右的党项人就再也没有消息了。白滨、史金波 认为，现今分布在甘肃河西走廊中部、祁连山北麓一带的裕固族，可能是包含着党项、回 鹘、蒙古血统的一个新的人们共同体。1983年，汤开建发表《〈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补释》一文，对此碑内容提 出了新的解释，认为此碑的碑主应是由夏入元的沙陀贵族之后。从汤文提供的史料根据来看，应该承认他的这一结论是很有说服力的。 另外有学者指出，在甘肃南部的迭部地区，至今居住着一个语言和风俗习惯与周边各族都不相同的民族，故怀疑他们是党项遗裔或鲜卑吐谷浑的原始居民。

（二）四川的木雅人曾赴西康地区进行实地调查，根据当 地部分居民的语言特征，认为他们有可能是西夏亡国后南徙川康的党项人的后裔。传说，西吴王曾为北方汉地之王，所居之地曰“木雅”，后来南迁此地建立新邦，遂亦称此地为木雅。藏语的“木雅”一词源自宋元时代汉文文献中的“木纳”、“母纳” 、“密纳克”等，原是指西夏国都兴庆府地，党项遗民南来后把这个名称带到了川康地区 。自此以后，人们始知木雅人是党项人后裔。 1980年，宁夏学者李范文深入四川木雅地区，对生活在那里的党项遗裔进行了较为系统的 调查。通过调查并参照汉藏文献记载，他认为木雅人是西夏亡国后南迁的党项遗民和当地 的党项原始居民弭药人相互融合而形成的。迄今为止，我们对木雅人，尤其是对木雅人历史的了解还很有限，可以说木雅人的谜底至 今尚未揭开，比如关于西吴王的推测就主要是建立在传说之上的。木雅人被藏族同化的过 程也是党项族走向消亡的重要环节之一，这个问题还有很大的研究余地。

党项民族风情——修筑王城

（三）安徽的党项遗裔 对安徽党项遗裔的探索主要是围绕着余阙及其后裔展开的调查。余阙为元朝唐兀人，先世 居武威，其父沙剌臧卜因在庐州（今安徽省合肥市）做官，遂定居于庐州。余阙以科举出 身，元末为安庆守帅，城破死节，由此名声显于后世。1981年，史金波和吴峰云根据从地方志里获得的线索，同赴安徽调查余氏后裔。根据他们的调查结果，并参证访得的两部《余氏宗谱》，弄清了自元末余阙至今已延续二十七世的 传承关系。调查结果表明，在安徽合肥和安庆等地共有余氏后裔约5000余人，他们今天都 已彻底汉化，只有少数有文化的老者才知道自己是党项人的后裔。这一调查结果为研 究入居内地的党项人与汉民族融合演变的历史提供了典型的例证。

（四）河南的党项遗裔 从元代文献来看，当时移居河南的党项遗民数量相当可观。1985年，任崇岳、穆朝庆根据 河南省濮阳市城东柳屯乡杨十八郎村发现的《大元赠敦武校尉军民万户府百夫长唐兀公碑铭》所提供的线索，前往濮阳考察党项后裔，以他们查访到的杨氏族谱及记载杨氏事迹的 《述善集》等资料与碑铭相印证，得知现今居住在濮阳市柳屯乡十余个自然村里的3500多位杨姓居民均为党项遗裔。 此外，近年任崇岳又根据元吴澄《吴文正公集》卷三三《故浚州达鲁花赤追封魏郡伯墓铭 》和1974年在河南浚县出土的《中义大夫汉阳府墓志》的记载，推断在今天的浚县应该有一支党项人后裔，但从浚县的乡土资料中却找不到任何痕迹，估计他们也已经彻底汉化了。

党项民族风情——礼佛之国

（五）河北的党项遗裔 1962年，在河北保定韩庄出土两座明代西夏文石刻经幢。七十年代，西夏史研究者对经幢 上的西夏文进行了解读，得知它是一批党项人的后裔于明弘治十五年（1502年）为兴善寺亡僧而立的胜相幢，两幢上共刻有八十多个党项人姓名。[4过去人们一般认为西夏文的使用下限是元末，完成于至正五年（1345年）的居庸关过街塔洞壁的西夏文石刻被认为是现存最晚的西夏文资料。三十年代初，陈寅恪先生在柏林国家图书馆见到该馆所藏据称为明万历写本的藏文甘珠尔，上面偶有西夏文字，因而推测当时“或尚有能通解其文字的人 ”。保定韩庄出土的西夏文经幢，证明迟至明代中叶，还有党项人的后裔在河北境内聚族而居，并且仍在继续使用他们本民族的语言文字。

（六）青海的党项遗裔西夏亡国时，末帝李睍为蒙古军所杀，此后便再也没有关于西夏皇族的任何消息。1995年 ，原青海河湟地区李土司的后人李培业，根据他所保存的从乾隆到民国间的十部族谱资料 ，提出李土司是西夏皇室的直系后裔，并称居住在今河湟地区的李氏后裔人口达十余万之众。这一说法已经得到某些西夏史专家的首肯，认为它揭开了西夏皇族失踪之谜。 在对这个问题略作考究之后，我觉得上述结论是很值得怀疑的。首先，所谓河湟地区的十余万李氏后裔，当是指原属李土司统辖的土族人（1982年的统计数字为15万余人），土族的族源，现在人们一般认为是出自鲜卑支系吐谷浑，与党项毫无关系。不过，土司的族属和土族的族源是两码事，关于李土司的来源，自明代以来就有沙陀李氏和党项李氏两种不同说法，现存最早的《李氏家谱》即称为沙陀李氏之裔，后来有的族谱则乾脆将这两种说法揉合到一起:在沙陀李氏建立的后唐亡国之后，续以党项李氏，在西夏末帝李睍之后，续以李土司之始祖李赏哥。我认为李土司出自沙陀李氏的记载应该是比较可信的， 唐末曾有一部分沙陀人迁居河西，在西夏统治时期，他们享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当时人们称他们为“小李”，“以别于西夏国姓”。后人可能因为他们是西夏遗民，就误认为是党项皇族李氏，而将李赏哥附会为西夏末帝李睍之子，其实并没有什么可靠的证据。

以上所述党项遗裔问题，有的尚未得到证实，即使是可以确认为党项遗裔者，也大都已被其它民族彻底同化了，以至于我们今天只能通过族谱资料去识别他们。只有木雅人算是一个例外，由于他们所处的环境较为封闭，其民族特征至今尚未完全泯灭（比如语言）。对于研究民族演变和民族融合的过程来说，木雅人具有它特殊的价值，应该成为西夏史研究者今后的主要致力方向之一。